第二節 孫覺《春秋經社要義》
一、《春秋經社要義》佚文輯考
孫覺（1028—1090），字莘老，高郵（今屬江蘇）人。事見《宋史》卷三四四本傳。孫覺是慶曆年間崛起的重要《春秋》學家，《宋史·藝文誌》著錄有《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春秋經解》十五卷以及《春秋學纂》十二卷。《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曾詳細考證《春秋學纂》即《春秋經解》之別名，《宋誌》誤分為二書並訛記卷數。今《春秋經解》十五卷存，而《春秋經社要義》則亡佚不傳。《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春秋經社要義》六卷，雲：“龍圖閣學士高郵孫覺莘老撰。覺從胡安定遊，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此殆其時所作也。”又《宋史·孫覺傳》亦雲：“甫冠，從胡瑗受學。”故茆泮林《宋孫莘老先生年譜》係《春秋經社要義》於慶曆八年，時孫覺年僅二十一歲。
由於《春秋經社要義》六卷早佚不傳，故元明之後論孫覺《春秋》之學，唯以世傳《春秋經解》為據，對《春秋經社要義》皆無所論，今之學者亦複如此，認為：“現今我們得以看到孫覺對《春秋》的詮解全由《春秋經解》此書。”其實，宋元人著述中曾對《經社》屢有征引。《玉海》卷四〇雲杜諤《春秋會義》采集“自左氏至啖趙及皇朝諸儒三十餘家”，其中提到的“《經社》”一書，即孫覺《春秋經社要義》。據任貫《春秋會義原序》題“時嘉祐壬寅六月日任貫序”，可知杜諤撰成《春秋會義》至遲在嘉祐七年壬寅（1062），而《春秋經社要義》大概成於慶曆八年（1048）。也就是說，《春秋經社要義》成書後不久即為杜諤所征引，可見此書在當時受到相當的重視。
除杜諤《春秋會義》外，其他如呂本中《春秋集解》、張洽《春秋集注》、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吳澄《春秋纂言》、程端學《春秋本義》、鄭玉《春秋闕疑》、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等宋元人著述中也時見征引。茲綜加輯考，並參以孫覺《春秋經解》（以下簡稱孫氏《經解》），凡得《春秋經社要義》佚文五十七條，這些佚文都是研究孫覺《春秋》學的新材料。
從所輯佚文與《玉海》的記載來看，《春秋經社要義》原書的體例蓋與杜預《春秋釋例》、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等書相類似。《玉海》卷四〇雲：
孫覺《經社要義》六卷（原注：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其學亦出啖趙，凡四十餘門）。
所謂“分為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當然受到杜預、陸淳同類著作的影響。這種類例之屬的著述，自西漢以來即代有撰作，延及晉初，杜預《春秋釋例》遂薈萃諸家，斷以己意，成一代名著。《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曾略述其體例：
案預《集解序》雲：“《釋例》凡四十部。”《崇文總目》雲：“凡五十三例。”而孔穎達《正義》則雲：“《釋例》事同則為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為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終篇之前。”
今《春秋釋例》十五卷，一至四卷專門論例，共四十二例，如卷一有《公即位例》、《會盟朝聘例》等六例。陸淳《春秋啖趙集傳纂例》有十卷四十篇，第十篇至三十五篇專門論例，分論《公即位例》、《告月視朔例》等二十六例，而且大部分例又析分細目，如《盟會例第十六》即細分“內外諸侯盟”、“公與大夫盟”、“大夫特盟外諸侯”等十五目，較杜預《春秋釋例》更加精密。
由於孫氏《經社》已佚，其所分四十餘門今已無從知曉，不知與杜預、陸淳之書類例有何異同。從今所輯佚文來看，“事同則為部”這一特點大概與杜預、陸淳之書相似，都是先分門別類，再悉列同類例相關經文，然後加以綜合解說。而杜諤等人在征引時，打散了《經社》的原有體例，將綜合解說附入了單條經文之下。如言魯公之出至情況，莊6-3條：莊公六年，秋，公至自伐衛。《經社》曰：“莊之出十有九，其致之者五，危之也。不致之者十有四，以齊桓安之也。”又成3-3、襄5-1、定6-3諸條分論成公、襄公、定公之出至，皆可推測《經社》應當是將莊、成、襄、定諸公所有相關經文悉加羅列後，再進行綜合解說，通論同一類例的整體情況，這與逐條隨文的經解體例是不一樣的，而杜諤征引時附在單條經文之下。
二、《春秋經社要義》與諸家學說
“經社”是胡瑗組織的，孫覺是其中重要成員。“經社”的活動當以《春秋》為主，這從僅有《春秋經社要義》流傳當時而他經皆無可知。《春秋經社要義》雖然是孫覺著述，但從書名來看，這部著述應該也是“經社”活動的結果，反映了“經社”同仁們的主要傾向，當然這種結果和傾向是由“眾皆推服”的孫覺所體認的。從佚文來看，孫氏《經社》繼續了啖趙學派以來的新學風，不重語詞訓釋而注重探尋《春秋》的微言大義，借義理的闡發來建構自己經世用時的理論。對待三傳及諸家注說的態度是相容並取，不拘一家，信者從之，不信者棄之，“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爾”。
《經社》會通三傳而不專主一家，於三傳皆有取有棄。如桓3-5條：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經社》曰：“夫人之禮重矣，以承先君之祀，以為宗廟社稷主。公之逆禮也，臣之逆非禮也。”這是用穀梁說，《穀梁傳》曰：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再如隱4-3條：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經社》曰：“遇，簡之也。……《傳》曰：遇者何？不期也。夫簡其禮，易其事，遇之所以誌也，非不期也。又曰遇，誌相得也。夫遇，逢遇之稱，聖人順辭而書之，非為相得不相得立法也。既曰不期，又曰誌相得，自異也。”而《穀梁傳》隱公八年雲：“不期而會曰遇。遇者，誌相得也。”可見《經社》所駁正是《穀梁傳》。又如文4-2條：文公四年，夏，逆婦薑於齊。
《經社》曰：“其不曰氏，以微者逆，略之也。公羊曰譏娶乎大夫，豈有納幣於其君，而反娶於大夫乎？是不然也。”《經社》明駁《公羊傳》，用的是《左傳》“貴聘而賤逆之”之說。
“經社”是胡瑗組織的，其活動和傾向自然會受到胡瑗的影響。由於《經社》佚文與胡瑗《春秋》佚說均有限，所能質諸比較者並不多，但就從這不多的材料也可看出一些共同特點。如《經社》重視“尊王”大義、人倫秩序，即與胡瑗佚說比較接近。就具體解說來看，如隱1-1（2）條，《經社》言“體元居正”之義；桓4-2（1）條，《經社》論王人子突之“可喜”；桓11-4（1）條，《經社》論宋人執鄭祭仲之“不法”；桓11-4（2）條，《經社》論鄭突之“非善”；桓17-5條，《經社》論蔡季之“歸善”；僖5-9條，《經社》論晉侯虞侯之罪惡等，皆與胡瑗之佚說相合，從而可以推知胡瑗對“經社”活動和傾向確實存在一定影響。
孫複作為當時最負盛名的《春秋》學者之一，也對“經社”產生了深刻影響。
《經社》多有與《春秋尊王發微》義旨相同者，凡二十一條。如桓11-4條：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二者皆罪宋公之專執，《經社》明文稱引孫複之說：“然則曷為或稱侯以執，或稱人以執？曰：孫明複所謂稱侯而執，誌專也；稱人而執，誌惡也。”再如僖20-1條：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經社》曰：“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製。”所言全取《發微》卷五之說。又如定15-8條：定公十五年，邾子來奔喪。二者皆認為邾子來奔喪非禮，《經社》所言“天王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雲雲，亦用《發微》卷一一之說。此外，如桓1-1條認為桓弑隱自立，非天子之命；桓8-6條惡祭公專命之罪；桓11-4（2）條認為鄭突不正不當立，其歸亦非善辭；僖19-1條貶宋襄之肆強專執與滕子之失地取辱等等，《經社》與《發微》義旨皆相同。
《經社》與《發微》又多有議論相近而可互補者，凡十九條。如隱1-1（1）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發微》卷一釋《春秋》之作及其始隱之義，“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釋元年春王正月，強調端本正始，皆為《經社》所繼承，二說可互補合觀。當然，《經社》所釋又別有心裁，不僅著眼於正始端本，且深論“體元居正”，立意高遠似還在孫複之上。待至孫覺後來作《春秋經解》，於此“體元居正”闡述得更為詳盡深刻了。再如隱1-5條：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二者釋及、微者之義略同，不過《經社》尚論“及辭同而發之者三”雲雲，可補《發微》之未及。又如桓4-2條：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二者皆認為宰渠伯糾來聘可責，不過《發微》卷二明文對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身為弑逆之人的魯桓不滿，認為失職，“威公弑逆之人，威王不能誅，反使宰渠伯糾來聘，此威王之為天子可知也”。《經社》則側重解釋宰職之義。哀4-6條：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二者皆認為晉侯有罪，但《經社》認為晉人有罪，是“執無罪而伸己之強”，而《發微》卷一二則認為晉侯有罪，是目無天子王命，“其惡可知也”。各有側重，頗可互補。
《經社》雖然受孫複影響深刻，大量佚文與孫複之說或相同，或互補，但仍然有不少義旨相異者，凡十一條。如隱3-4條：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經社》認為武氏子是為天子求於下，大段解說皆因此而發。而《發微》卷一則認為武氏子乃父死未葬來求賻，其雲：“武氏世卿也，其言武氏子，父死未葬也。武氏子來求賻者，武氏子父死未葬，故來求賻。賻不可求，來求非禮也。”一說為天子，一說為亡父，二者完全不同。再如前引隱4-3條：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於清。《經社》駁《穀梁傳》“不期”之說，而《發微》卷一則雲“遇者，不期也，不期而會曰遇”，正用《穀梁傳》。又如莊9-5條：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經社》認為書敗乃是“惡內”，“貶也”，雲：“乾時之戰書敗，惡內也。納仇之師書敗，貶之也。”而《發微》卷三則認為：“內不言敗，此言我師敗績者，羨文，蓋後人傳授妄有所增爾。”又如莊30-4條：莊公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經社》認為錄其卒葬，乃是賢紀叔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義節自守，故嘉之也”。而《發微》卷三則說：“媵而卒葬之者，歸於酅，卒於酅，皆非其所也。”一說賢而嘉之，一說失其所而記非常，完全不同。此外，如桓7-2條論經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之“生而名之”；桓15-1條論“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罪之所在；莊1-1條論“不書即位”等等，《經社》與《發微》所言皆相異。
從《經社》佚文及其與諸家《春秋》學說的比較中，可見《經社》於三傳、啖、趙以及胡瑗、孫複諸家學說皆是有取有棄，果於自我裁斷，繼承之中又頗有變化。
三、《春秋經社要義》與《春秋經解》
《經社》是孫覺早年所作，隨著學識、閱曆的增長，以及時世環境的變化，其學術思想和觀點也會有所變化，這種變化我們從《經社》佚文和孫覺中年所著的《春秋經解》中可以看出來。周麟之《春秋經解後跋》雲：
“初，王荊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複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茆泮林遂據此係《春秋經解》於熙寧四年（1071），時孫覺四十四歲。
《經社》與《經解》代表的是孫覺青年和中年兩個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想，其間有延續，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從上表可見，《經社》五十七條佚文中，與《春秋經解》相同和互補者凡四十五條之多，可見一人之著述，雖然撰作時間前後不同，而思想究竟以連貫延續者為多。相同者，如隱1-1（1）條論《春秋》始隱之義，《經社》雲：“始乎隱之始，明正之不足以正也。”《經解》卷一雲：“《春秋》於是作者，以天下無王，而代之賞罰也。”雖然二者論說文辭繁簡有別，但大旨則相同，都受到孫複“以天下無王而作”說的影響。
再如桓3-5條：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經解》與《經社》都用《穀梁傳》，認為“逆女之禮，君親之者也。春秋之時，親迎之禮類多不行，一切書大夫之逆，以見其罪”。又如桓7-2條：桓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者都用趙匡說，認為二人用夷禮，故稱名以貶。又如桓15-4條：桓公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二者皆認為失地則生名，以其棄先君之守，“諸侯而匹夫行”。《經社》曰：“《春秋》之常，失地則生名，重其棄先君之守而為匹夫，義不足以尊稱也。”此外，如莊1-1條論不言即位，是體諒嗣君不忍即弑位之心；莊9-5條論經書“我師敗績”乃是惡內，貶斥莊公；僖20-1條論“新作南門”，乃譏其不時，改易舊製；昭7-1條論“暨齊平”，言齊強魯弱，魯不得已等等，《經社》與《經解》所論義旨皆相同。
較多的是《經社》與《經解》義旨略同，而論說視角不同，側重有異，並可互補者。如文18-3條：文公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經社》認為罪在懿公，“故以人錄之”，即所謂“稱人以弑，言眾之所共絕也”。而《經解》卷九認為懿公雖有罪，但重在論殺懿公者並不是真討其罪，而是“以其私，非討賊也”，所以是“殺君”有罪。再如哀4-6條：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經社》認為：“適是時主政者不能申中國之道以綏服之，以撫來之，而反以執無罪而伸己之強，此中國之暴也。”而“以中國執夷狄，不論有罪無罪皆名之”，故“人晉而名蠻子”，意在罪晉侯，賤夷狄，於“歸於楚”則無說。而《經解》卷一五則認為晉侯執戎蠻子赤，並歸之於楚二事皆有罪，“故微之，曰晉人也”，亦罪晉侯，唯不及名蠻子之義。
此外，如隱1-5條論“及宋人盟於宿”，或言“及”辭，或言盟地；桓4-1條論“公狩於郎”，言田狩之情形與禮製；僖28-4條論“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言晉、曹、宋之罪責所在等等，《經社》與《經解》皆各有側重而可互補。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社》與《經解》還有七條解說迥然不同。如隱3-4條：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經解》卷一雲：“夫以天子之尊，四海之大，尺地一民，莫非其有也。而常貢不入，王喪不共，聖人著其事而罪之，曰武氏子來求賻。所以見王道不行，而天下無王也。”認為諸侯應該按時上貢，天子下求乃因諸侯之失職，歸罪諸侯。《經社》則認為“天子有求於下，以是為失製矣”，意在譏刺天子失禮。與此相似的還有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經解》卷四雲：“天王以天下之大，不能有之，而至於求。諸侯分天下之土，不時入貢，而使來求之。曰求者，兼譏之辭也。”雖言“兼譏”，但主要還是歸罪諸侯，諷刺天子之意實輕。又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經解》卷九亦重在譏“魯之罪”。這與《經社》的重譏天子而不譏諸侯顯然有別。再如桓4-2（2）條：桓公四年，秋冬不書。《經社》認為“《春秋》雖無事必書其首時”，“其所不具者闕文耳”，《經解》卷三則認為“舊史之所無，雖如日月可考知者，孔子亦不妄加也”，“舊史一時或二時其下無事則不書，孔子亦不加之，此年無秋冬二時是也”。也即是說，《春秋》照舊史之舊，並不是《春秋》本來記載而後來闕文的問題。二說雖相似，而實質不同。又如桓10-3條：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經社》雲：“衛侯期桓於桃丘，及往而勿得遇，又從齊、鄭而謀伐於己，以內外皆失之矣，曰弗遇，重之也。”旨在重貶魯桓公。而《經解》卷三則認為：“春秋之間，未有會而弗遇者，於此獨言弗遇，蓋公與之會，而衛侯不願也。經曰弗遇者，以為衛侯嚐至於桃丘，但公往會之而弗遇也。”並無貶責魯桓之義。且接下桓公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經解》卷三雲：“案書來戰，所以見內無罪，而三國敗之，亦無諱內之文也。”可見《經解》確無歸罪魯桓之意，這與《經社》意在貶魯侯之“內外皆失之”不同。又如桓16-3條：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經解》卷四雲：“穀梁曰：桓無會，其至，危之。此說非也。”而《經社》雲：“重其兩伐鄭而納篡，危之也。”正用《穀梁傳》之說。又如文2-8條：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經社》雲：“其不曰納幣於齊，而曰如齊納幣，則幣固納乎齊君也。”《經社》解釋納幣之授受者，乃為文公四年“夏，逆婦薑於齊”而發，先此說明是納幣於齊君。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如公羊所說“譏娶乎大夫”了。對於“逆婦薑於齊”，《經解》卷九認為：“逆之者公也，不曰公焉，不與公之成於齊也。”這個解釋與孫複《發微》卷六相同。對於此問題，《左傳》說“貴聘而賤逆之”，《公羊傳》說“娶乎大夫者”，《穀梁傳》說逆之者“公也”。《經解》卷九認為“三傳之說，《穀梁》得之”，而《經社》則取《左傳》，認為是“微者之逆”，即所謂“賤逆”。《經社》曰：“其不曰逆女而曰婦薑，以微者之逆，無可以誌之者，故以婦至之文成之也。然則其不曰夫人，何也？夫人入國之稱也。始逆而稱之，不可也。其不曰氏，以微者逆，略之也。”可見，《經社》本用《左傳》，而後作《經解》又接受了孫複《發微》之說，改從《穀梁傳》了。這些論說的不同，充分表明了孫覺中年思想有一定轉變，對早年的學說有所改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