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胡氏以為經書“吳子”乃是因為吳“尊周主盟，有歸禮教之風，漸敦華夏之義”，其旨在褒吳。孫氏則宕開一筆，先不釋“子”，轉而言經文之序。因為經文不書“公會吳子晉侯”，而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乃是“不與吳子主盟者，惡吳僭故也”，意在貶吳。
接著認為“此稱子，複舊爵也”，“孔子不終春秋之世貶之者，傷聖王不作，名分失正之甚也”。也就是說，孫複認為這是孔子傷心當時聖王不作，名分失正，彝倫攸，所以故意這樣記載，其稱“子”並非真的褒吳子。孫氏輾轉求索，深文周納，竟舍不得一褒字。胡氏之寬和，孫氏之嚴苛，於此畢現。
朱熹曾說：“安定胡先生隻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全祖望也說：“安定沉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所謂“篤實”、“醇”，也即是朱熹所說的“平正明白”。這些說法，正可移來評價胡、孫二人《春秋》學之異同。
第三節 石介《春秋說》
一、《春秋說》佚文輯考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曾講學徂徠山下，時人稱徂徠先生。石介是宋初學術代表人物之一，與孫複、胡瑗並稱“宋初三先生”。事跡詳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並序》、《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二》、《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以及陳植鍔《石介事跡著作編年》。
石介著述，有《易解》五卷、《易口義》十卷、《唐鑒》五卷、《三朝聖政錄》若幹卷，均已亡佚。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陳植鍔點校的《徂徠石先生文集》是今所見收集石介著述最為完備的本子。今之論者對石介其人其學雖多有探究，但對於石介《春秋》學則鮮有涉及，筆者所見對此問題論述較為深入者唯有馮曉庭先生《宋初經學發展述論》下篇第二章《古文家的經學》有關部分。
石介是孫複弟子，孫複是宋初《春秋》學的關鍵人物。孫複認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石介曾自言：“予向以《春秋》授諸生。”可見石介對《春秋》素有研治。石介亦紹繼師說，認為《春秋》“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將《春秋》與《周禮》視為經世之“二大典”，對其功能推崇備至：
《周禮》、《春秋》，萬世之大典乎？周公、孔子製作，至矣。……嗚呼！《周禮》明王製，《春秋》明王道，可謂盡矣。執二大典以興堯、舜、三代之治，如運諸掌。後人無人行之者，悲夫！
石介撰有《春秋說》一書。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七九雲：“石氏介《春秋說》。”注曰：“未見。”但由於此書不見《宋史》本傳及宋元史誌，故多為論者所忽略，偶見論說者，亦多有不明處。如馮曉庭先生說：
就宋元史籍與文獻資料絕無有關《春秋說》記載的情況看來，石介的《春秋說》如果不是流傳有限、早已亡佚，很有可能就是一部不曾單獨傳世、收錄於文集之中的單篇文章或筆記式的不完整作品。……既然《春秋說》並非早已亡佚，為什麼宋元史籍目錄均未提及，而直到朱彝尊《經義考》才有著錄？筆者以為，這也許是因為石介的《春秋說》隻是一篇筆記形式的文章，各家目錄按例不收錄單篇文章，所以皆不著錄，到了朱彝尊為求遍載所有經說，不分專著或者單篇文章，盡皆收錄於《經義考》中，因此才被初次登載。
文中這些說法即有誤訛。宋元文獻資料中並非“絕無有關《春秋說》記載”，如程端學《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即著錄：“徂徠石氏介守道《說》。”可見《春秋說》是石介一部單獨完整的著作，曾有單行本流傳於世，為程端學著錄征引，並非至朱彝尊《經義考》“才被初次登載”。
《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曾輯錄石介《春秋》說十條，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附錄一《佚文》、《全宋文》卷六一八至卷六三四之《石介集》均據《宋元學案》錄此《春秋》說十條。今之論石介《春秋》學者亦皆據此十條為說，認為：“這些珍貴的資料就成了我們討論石介《春秋》學的唯一憑借。”然考宋元《春秋》著述，如張洽《春秋集注》、黃震《黃氏日抄》卷七至卷一三《讀春秋》、呂大圭《呂氏春秋或問》、吳澄《春秋纂言》、陳深《讀春秋編》、程端學《春秋本義》、《程氏春秋或問》、鄭玉《春秋闕疑》、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等書，皆曾征引“石氏曰”，而這些“石氏”皆指石介。茲舉數例證明之。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唁公於野井。《春秋集注》卷九引“石氏曰”、《春秋纂言》卷一〇引“石氏曰”、《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二六引“石氏曰”文辭全同清王掞、張廷玉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二所引“石氏介曰”，可見《春秋集注》、《春秋纂言》、《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諸書所引“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說。又如襄公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逼陽。《黃氏日抄》卷一一引“石氏曰”，文辭全同俞汝言《春秋平義》卷九所引“石介”之說，可見《黃氏日抄》所引“石氏曰”即石介之說。又如成公二年，取汶陽田。《呂氏春秋或問》卷一六引“石氏曰”與《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一九引“石氏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二引“石氏介曰”文辭全同，可見《呂氏春秋或問》所引“石氏曰”出自石介。又如宣公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讀春秋編》卷七引“石氏曰”文辭全同《春秋纂言》卷七引“石氏曰”，可見《讀春秋編》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又如隱公元年論始隱，《程氏春秋或問》卷一引“石氏曰”文辭全同《黃氏日抄》卷七引“徂徠石氏介曰”，可見《程氏春秋或問》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又如定公五年，夏，歸粟於蔡。
《春秋本義》卷二七引“石氏曰”與《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三四引“石氏介曰”文辭全同，可見《春秋本義》所引“石氏曰”指石介之說。又如襄公七年，小邾子來朝。《春秋闕疑》卷一四引“石氏曰”文辭全同《呂氏春秋或問》卷一一所引“石氏曰”，可見《春秋闕疑》所引“石氏曰”亦出石介。凡上綜合證述，諸書所引“石氏曰”皆指石介之說。由於《春秋說》是石介唯一的《春秋》學著述，因此諸書所引石介這些《春秋》說應該都是出自這部今已無從獲睹的《春秋說》。就諸書所引，筆者綜加輯考，得石介《春秋說》佚文凡八十四條，較《宋元學案》卷二所錄十條增廣八倍有奇。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學以及宋初《春秋》學發展演變的寶貴材料。
由於石介《春秋說》原書今已無從獲睹，除了書名，論者對於這部書幾乎一無所知，今所輯《春秋說》八十四條佚文能夠使我們獲得初步認識。考察這八十四條佚文，自始至終，除僅曆二年的閔公外，其他十一公皆有佚文論說，可見《春秋說》應當是一部涵蓋了各公經文在內的完整的著述，而並不是今論者所稱的“不完整作品”。《春秋說》原書的體例，史誌沒有記載，今從《春秋說》佚文可以推考《春秋說》原書的大致體例。從佚文來看，《春秋說》原書體例大概是先條列經文，再次以解說。當然，《春秋說》應該不是對《春秋》全部經文的逐條闡釋，而是僅條列部分需要闡釋的經文，形同劄記。這種體例從佚文中可以找到例證。如隱1-6條：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石介說：“今祭伯，天子之大夫，而國於畿內，其來於魯，不以王命，故書之。”既言“今”，則顯就前列經文而言。再者，佚文中多次出現“此”字。如成16-9條：成公十六年，公至自會。石介說：“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而外不為諸侯所禮，故危而致之。”定8-15條：定公八年，從祀先公。石介說：“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還有如隱2-6條，石介說：“此叔姬亦伯姬之媵爾”雲雲；桓11-7條，石介說“此年至明年”雲雲；文4-2條，石介說“此年逆婦薑於齊”雲雲；文12-8條，石介說“此年之城，蓋備莒耳”雲雲；宣14-6條，石介說“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雲雲；昭12-1條，石介說“至此又六年矣”雲雲。諸例所言“此行”、“此書”、“此年”“此叔姬”、“至此”者，皆顯就前列所要論說的經文而言，是先條列經文後，再次以解說。
二、石介與孫複之異同
作為孫複弟子，石介與孫複在說經風格上相當一致，都受到啖趙學派“舍傳求經”新學風的深刻影響。朱熹曾說：
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
所謂“推明治道”，即表明這種新學風是不重訓詁而旨在義理，追求“治世之大法”的闡釋，實際上是借《春秋》義理的闡發來建構自己經世致用的理論。歐陽修《孫先生墓誌銘並序》曾評說孫複：“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石介說《春秋》亦複如此。石介對曆來《春秋》注說皆不太滿意，其《與張泂進士書》雲：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
石介對三傳及諸家注說皆有取有棄。如莊32-3條：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石介說：“仁義之道，非聖賢莫之能盡也。故書曰公子牙卒，而以自卒為文也。公羊謂之得君臣之義，親親之道是也。”用公羊說。宣17-6條：宣公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石介說：“斷道之盟，左氏以為辭齊，穀梁以為外楚，今從穀梁義。”用穀梁說。襄10-2條：襄公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逼陽。石介說：“逼陽，妘姓小國。左氏載晉取之，欲以封宋之向戍，向戍辭，而以歸之宋。”用左氏說。定8-15條：定公八年，從祀先公。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石介本此意雲：“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用杜預說。而不取諸家說、自斷己意者，亦所在多有。如襄7-9條：
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左傳》雲：“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石介則不信《左傳》，認為：“果實弑而書卒，是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何其悖哉！”再如僖31-1條：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左傳》謂晉分曹田而魯取之，《公羊傳》謂晉取曹所侵而班之諸侯，範寧注謂曹田，石介皆不從，認為應是魯田，說：“不係國，則我之有也。”再如成15-10條：成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石介說：“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為背其族，何休則以為譖華元，《發微》則以為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嚐疑其脫耳。”不從左氏、何休、孫複諸說，而自斷己意。
在褒貶問題上，石介貶多褒少，亦與孫複近似。孫複在評論人事上有有貶無褒的傾向。歐陽修說孫複之學“明於諸侯大夫功罪”，孫複則更傾向“明於諸侯大夫”之“罪”，故而《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曾評說孫複之論“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主”。石介性格本與孫複近似，都是剛強嚴正之人。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並序》雲：
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遇事便發、勇於抨擊確實是石介個性，乃至於奮不顧身，以身殉道。石介本來就認為“懲惡勸善存乎《春秋》”，孔子作《春秋》之旨乃“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對《春秋》的這種功能認知和個人的秉性，加之又從學於孫複，故其說《春秋》亦多譏貶，少褒美，頗得孫複之意。從《春秋說》佚文來看，雖不至於達到有貶無褒那般嚴苛，但貶多褒少的傾向也很明顯。在八十餘條佚文中，直接的貶責即有三十餘例。如莊15-2條：莊公十五年，夏，夫人薑氏如齊。石介說：“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莊30-7條：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石介“以為二十四年戎侵曹，宜即討，至此六年而後伐之，則譏其緩，故貶之”。定8-7條：定公八年，公會晉師於瓦。石介謂“晉士鞅、荀寅次於衛地，緩於救患，故不書大夫，而書其師，明其失用師之道”。此外，如隱1-6、桓18-3、僖5-5、僖9-6、文4-2、文8-8、文12-8、文14-8、文15-11、宣1-2、宣4-3、宣9-14、宣10-9、宣14-6、襄5-3、襄7-2、襄29-4、襄30-3、定2-2、定4-9、定5-2、定14-10、定14-14、定14-15、哀1-4、哀2-1、哀3-3、哀4-1等條，皆意在譏貶。
在具體經說上，石介與孫複亦取得了廣泛的一致。
《春秋說》八十四條佚文中，有二十七條孫複無說，餘下五十七條中，與孫複說相同和互補者凡五十三條，相異者僅四條，以此足見石介、孫複二人《春秋》學存在著廣泛的一致性。石介與孫複義旨相同者，如隱1-1條論始隱之義，石介說：“《春秋》以無王而作，孰謂隱為賢且讓而始之哉？”孫複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春秋》自隱公而始者，天下無複有王也。”石介顯據孫複之說，唯文辭簡要，不作詳細推論。再如宣9-14條：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石介說：“書國以殺大夫，皆殺無罪之辭。”孫複說：“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文辭雖略異，而義旨則同。又如哀4-1條：哀公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石介說：“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孫複說：“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弑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拒難。”石介與孫複說意旨略同，皆貶責蔡臣，唯文辭有異耳。
更多的是石介與孫複二說可互補者。如莊15-2條：莊公十五年，夏，夫人薑氏如齊。石介說：“襄公既死，又如齊，失禮甚矣。”孫複說：“齊侯既死，文薑不安於魯，故如齊。”二說各有側重，可以互補，合之則全。再如襄5-7條：襄公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石、孫側重不同。石介說：“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於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於善道，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複殊者，因其來會也。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石介重在“序吳於列”，“因其來會”，不明言褒貶，隻言書例。孫複則重在解釋吳之稱人且序鄫上，乃“進之也”，認為其旨在褒。孫複說：“吳稱人序鄫上者，進之也。案成六年吳伐郯始見於經十五年會於鍾離，此年會於善道，又會於戚，數與中國，故進之稱人，以比小國。鄫亦小國也，然鄫微弱滋甚，不可先也，故吳序鄫上。”又如定14-15條：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石介說：“一時而城二邑，書以譏之。此年與桓七年無冬，四年無秋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孫複說：“此年無冬，脫之。”石介說可補孫複之未及。又如哀2-1條：哀公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孫複說：“案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今三卿帥師伐邾，又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故列數之以重其惡。”石介說略同孫複，亦稱“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公出”。唯文辭繁複，曆敘魯與晉、齊尤其是與邾國之關係，可補孫複之未詳。
石介雖為孫複弟子，說《春秋》之風格與貶多褒少的傾向都與孫複近似，但他也是敏於思考、別出機杼而絕不盲從的人物，所以他的《春秋》學雖然與孫複存在著廣泛的一致性，但仍然有一些明顯相異的解說。如成10-6條：成公十年，秋七月，公如晉。石介不從《左傳》，亦不同孫複說。
石介認為：“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孫複說：“公如晉，奔喪也。”又如成15-10條：成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孫複說：“宋殺其大夫山，楚殺其大夫得臣，皆未命大夫也，故不氏。”石介則明駁孫複之說，其雲：“此蕩澤之不氏，左氏則以為背其族，何休則以為譖華元，《發微》則以為大夫之未命，皆未當也。蓋嚐疑其脫耳。”又如襄30-3條：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石介認為旨在譏貶，譏貶伯姬兄弟之“不服”，不守喪禮。石介說：“女子許嫁，笄而字，書字則許嫁也。在禮，姑姊妹未嫁則服齊衰，其已適人則降而為大功。九月則降而從薄也。……書伯姬卒，譏不服也。”孫複則說：“共，諡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案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葬，惡之甚焉。然內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孫複亦以為貶，但認為是貶斥魯使卿會葬伯姬與天子，沒有等級差別，不尊周王，與石介所譏貶對象不同。又如定8-15條：定公八年，從祀先公。杜預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也，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石介本此意說：“文二年躋僖公，此書從祀先公，則魯之逆祀至此而順也。”孫複則認為：“先公，後稷也。從祀先公者，定公僭亂，從後稷而祀也。後稷周之始祖，非魯可得祀，故曰從祀先公，以著其僭。”二人釋“先公”全然不同，遂使得其後解說迥然相異。
由這些例子可見，石介雖從學孫複，說經意趣多與孫複相同，但仍然有著自己獨到的思考，並非亦步亦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