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孫複《春秋總論》及其他
一、《春秋總論》佚文輯考
孫複（992—1057），字明複，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學者稱泰山先生，與胡瑗、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宋初三先生”對宋代學術有開風氣之先的重要意義，曆史上早有定評。黃震《黃氏日抄》卷四五說：“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
後來黃百家在《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中也引述了這一評論。孫複是宋代《春秋》學的代表人物，在學術史上曆來受到重視。孫複有著述多種，據石介《泰山書院記》，孫複“作《易說》六十四篇”，早佚。《文獻通考》、《宋史·藝文誌》載孫複《睢陽子集》十卷，已佚，後人收羅遺文，編成《孫明複小集》一卷。在《春秋》學方麵，《通誌·藝文略》載《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春秋總論》三卷（《宋史·藝文誌》題為一卷）兩種。程端學稱此兩種外，又有《三傳辨失解》，朱彝尊《經義考》卷一七九沿之，實出誤會，四庫館臣已有辨正。《春秋尊王發微》（以下簡稱《發微》）十二卷今存，《春秋總論》三卷則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雲：
案李燾《續通鑒長編》曰：“中丞國子監直講孫複，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劄，命其門人祖無擇即複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秘閣。”然此書實十二卷。考《中興書目》，別有複《春秋總論》三卷，蓋合之共為十五卷爾。今《總論》已佚，惟此書尚存。
由於《春秋總論》早佚不傳，故後世學者對此書所知甚少，近世以來考論孫複之學者亦未嚐有所論說，其實此書曾為宋元人稱引。《玉海》卷四〇雲杜諤《春秋會義》采集“自左氏至啖趙及皇朝諸儒三十餘家”，其中提到的“《總論》”一書，即孫複《春秋總論》。今考杜諤《春秋會義》（以下簡稱杜氏《會義》）引“《總論》曰”三十條，皆係孫複《春秋總論》佚文。另陳深《讀春秋編》、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亦各引一條，綜輯合得凡三十二條。
由於孫氏《總論》亡佚已久，除了卷數，論者對於這部書幾乎一無所知。
今所輯《總論》三十二條佚文能夠使我們對這部書獲得一些認識。《總論》原書的體例，史誌沒有記載。今所輯《總論》佚文雖然出於宋元人征引，多係節文，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中推考《總論》原書的大致體例。
從佚文來看，《總論》原書體例大概與陸淳《春秋微旨》、陳嶽《春秋折衷論》相仿佛，即先列經文為題，次引三傳或諸家之言，再評衡諸說，斷以己意。
當然，《總論》不會像《發微》那樣對《春秋》全部經文逐條闡釋，而是如陸淳、陳嶽之書，僅條列部分需要闡釋的經文，形同劄記。如果是對《春秋》全部經文的逐條闡釋，勢非《總論》區區三卷所能盡論。況且孫複既然已有《發微》這種逐條經解，沒有必要再做另一部。
說《總論》原書體例是先列經文為題，這從《總論》佚文中可以找到一些證據。如隱1-4條：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總論》曰：“此不稱夫人而曰仲子者，惠公之妾也。”“此不稱”雲雲，顯見《總論》論說之前附有經文，要不然論說便無著落。再如文12-1條：文公十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總論》曰“此郕伯來奔”，“此若直書曰郕伯某來奔”雲雲，既稱“此”，亦顯就前列經文而言。《總論》佚文中還數次出現“此年”一詞，如桓10-1條：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總論》曰“此年曹伯卒”雲雲；桓18-1條：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總論》曰“若果以此年書王為終始治桓之事”雲雲；昭22-5條：昭公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總論》曰“此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雲雲，皆稱“此年”，可見《總論》之論說本附於相應經文之下。
《總論》體例先列經文為題之後，再引三傳及諸家之言，最後斷以己意，從現存佚文中還能找到這樣的例證。如隱7-3條：隱公七年，夏，城中丘。
《總論》曰：
左氏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戎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若如左氏之說，則是孔子止以其興作不時而書之爾，聖人揭王法、誅僭亂之旨從何而出哉？然而所書土功，惟十二月者為得其時，而皆不務其德，傷財害民，莫逃聖筆之所誅也。況過與不及其時者乎？僭侈非製者乎？
文中所引“左氏曰”見《左傳》莊公二十九年。這是現在所能看到的保持《總論》體例較完整的一條佚文。再如隱2-8條：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總論》曰“杜預專守左氏，惑而不開，故有是說”雲雲，既稱“故有是說”，可見批駁杜預之前，《總論》定當稱引了《左傳》和杜預之說，不過杜氏《會義》引用《總論》時刪略了這些說法。又如桓9-1條：桓公九年，春，紀季薑歸於京師。《總論》雲：“若諸侯之女行，惟王後書，則襄十有五年二月劉夏逆王後於齊，而不書齊薑歸於京師者，此其齊侯之女不行哉？”《總論》所駁之說，乃出《左傳》桓公九年，其雲：“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後書。”可見《總論》反駁之前，也定然引用了《左傳》之說。此外，如莊11-2條《總論》曰“若如左氏之說”雲雲，文12-1條《總論》曰“左氏、公羊皆失之”，亦可看出《總論》評衡諸說斷以己意之前也曾引用了三傳或諸家之言。
二、《春秋總論》與《春秋尊王發微》
孫氏《總論》佚文的發現，為研究孫複其人其學提供了寶貴的新材料。
就佚文內容來看，《總論》所論之範圍皆《發微》所論及，而且二者絕大部分論說都是義旨相同和互補的。《總論》三十二條佚文中，與《發微》相同者十一條，互補者十八條，可見二者高度一致。《總論》佚文有一些與《發微》文義基本相同，隻是變換語序，更易字詞，差別不大。如隱1-1（1）條論《春秋》始隱之義，《總論》與《發微》皆認為“《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非為隱公而作也”，其間論平王東遷，周道斷絕；論平王庸暗，莫能中興，孔子於是乎作《春秋》，以“天下無複有王也”，意旨全同，文辭亦多相同，不過語序稍有變化。再如莊15-1條：莊公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總論》論齊桓雲“假其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納之以會，邀之以盟，臨之以威，製之以力也”，與《發微》卷三所論不僅旨意相同，文辭亦幾乎全同，唯《發微》“納”作“約”，“製”作“束”，字詞稍有替換耳。還有一些《總論》佚文與《發微》義旨相同，而繁簡有異。《總論》本來隻有三卷，整個篇幅不如《發微》十二卷之多，但在具體問題的論說上，《總論》卻時較逐條解經的《發微》詳繁。孫複解《春秋》曆來有“簡”之名。歐陽修《孫先生墓誌銘並序》曾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二二也曾說：“孫氏之學，簡而嚴，有得經意。”但這隻能說是孫複說經的一個方麵，或者說這確實是《發微》的特點，而從《總論》佚文來看，不能不說孫複說經“簡”之外，還有“詳”的一麵。如隱1-1（2）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總論》與《發微》皆認為王者乃“天下之本”，《春秋》之書王，明“號令賞罰之所由出也”，而“王者班正朔於諸侯，必自元年孟春之月始”。對於這端本正始、體元居正之義，二者皆有闡發，但《總論》兼駁何休、杜預諸家學說，申說尤為詳盡，為《發微》所未及。此外，如桓3-1、桓5-7、桓6-3、桓10-1、莊25-3、文12-1等條，《總論》文辭皆繁於《發微》。當然，更多的是《總論》與《發微》申說的角度不同，側重不一，可以互為補充者。如隱1-7條：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二者皆認為旨在“譏世祿”，但《總論》僅舉魯之世卿，《發微》則並舉晉、齊、衛諸國之世卿，可補《總論》所未及。而《總論》駁日例之說，亦可補《發微》之未及。再如隱3-1條：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總論》側重於解釋日食發生的原因和應對措施，《發微》則側重於解釋《春秋》記載日食或言日或言朔或日朔並舉的原因，且舉相關實例以證明，二說可互補並觀。
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三條《總論》佚文與《發微》義旨全然不同。其一是隱1-1（3）條論隱公元年不書即位。《總論》雲：“隱不書即位者，首惡也，非以賢非以讓也，蓋貶之也。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惠既無嫡，己當立而讓桓，以取弑逆之道，邪也。不書即位，貶也。”而《發微》卷一則說：“隱公曷為不書即位？正也。五等之製，雖曰繼世，而皆請於天子。隱公承惠，天子命也，故不書即位，以見正焉。”認為隱公即位是“正也”，不書即位乃是所謂常事不書，並無貶責之義，與《總論》截然不同。對於隱公不書即位，《左傳》雲：“不書即位，攝也。”認為隱公乃是居攝當國，沒有舉行正式的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沒有特別的褒貶之義。《公羊傳》雲：“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公羊傳》認為不書即位，乃是聖人特意不書，以成就隱公將讓國於桓公之意。《穀梁傳》與《公羊傳》有相似之處，也認為“成公誌也”，成就隱公“將以讓桓也”之意。但不同的是，《公羊傳》認為“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實際上是稱許隱公讓桓的，因此不書即位並非貶義。而《穀梁傳》則認為隱公讓桓雖然事“善”，但卻是“不正”的，因為隱公讓桓隻是“輕千乘之國”，卻“已探先君之邪誌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所以《穀梁傳》實際上是不稱許隱之讓桓，認為不書即位帶有一層貶義。《總論》不從《左傳》和《公羊傳》，而從《穀梁傳》，並且還有進一步的申論，態度較《穀梁傳》更為嚴厲，《穀梁傳》尚且還承認隱公之讓桓有其“善”的一麵，而《總論》則根本不承認這一點，隻是貶斥隱公之“邪”。
《總論》與《發微》迥然相異的還有兩條，這兩條密切相關。隱1-4條：
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2-8條：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對於這兩條經文中的仲子和子氏身份，三傳之說即各不相同，以致後世聚訟紛紜。《左傳》及杜注認為仲子即子氏，是桓公母。《公羊傳》認為仲子即惠公妾、桓公母，子氏即隱公母。《穀梁傳》認為仲子即孝公妾、惠公母，子氏為隱公妻。《發微》從《穀梁傳》，而《總論》則從《公羊傳》。《總論》曰：“此不稱夫人，而曰仲子者，惠公之妾也。……公羊得之，左氏失之甚也，穀梁亦無取焉。殊不知仲子與經稱夫人子氏薨者異。”《總論》又認為夫人子氏乃隱公母，並詳駁杜注的桓公母說，其雲：“杜預專守左氏，惑而不開，故有是說。……夫人子氏非桓之母也，隱之母章章矣。”而《發微》卷一則雲：“仲子，孝公妾，惠公母。”又雲夫人子氏，“隱公夫人也。夫人薨誌者，夫人小君，與君一體，故誌之也”。
同為孫複之說，卻一從《公羊傳》，一從《穀梁傳》，何其相異乃爾！據石介《泰山書院記》，孫複居泰山之時已作《發微》，《總論》則不知作於何時。《總論》與《發微》的這種自相矛盾，似乎體現了孫複本人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認識。但據歐陽修《孫先生墓誌銘並序》和四庫館臣的考證，《總論》和《發微》這兩部書在孫複晚病時曾由門人祖無擇至其家同時抄出。也就是說，這兩部書都曾經孫複晚年手定。既然都經孫複晚年手定，為何又會出現這種完全自相矛盾的解釋呢？或今傳之《發微》乃早年流傳之本，非晚年手定之本？或孫複偶爾疏誤以致於此？何種觀點才能代表孫複的最終意見呢？
筆者於此頗惑於心，不得其解，姑留以存疑，祈方家有以教我。
三、其他《春秋》佚論四篇
唐順之《荊川稗編》卷一六、程公說《春秋分記》卷五四以及卷七三曾四引“孫複曰”，這四篇文辭既不見於孫氏《發微》及上所輯《總論》佚文，亦不見於《孫明複小集》以及《全宋文》第一九冊卷四〇一之《孫複集》，均係孫複《春秋》佚論，蓋出於已佚之《睢陽子集》，彌足珍貴。這四篇佚論尚未見考論孫複其人其學者稱及，故茲略作分述。
1.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荊川稗編》卷一六《春秋六·論齊桓晉文》引孫複曰：
案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夫楚，夷狄之巨者也，乘時竊號，斥地數千裏，恃甲兵之眾，倡狂不道，創艾中國者久矣。桓公帥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師徒不勤，諸侯用寧，訖桓公之世，截然中國無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是故召陵之盟專與桓也。
孔子揭王法，撥亂世以繩諸侯，召陵之盟專與桓者，非他，孔子傷聖王不作，周道之絕也。夫《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美宣王中興，攘夷狄救中國之詩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齊管仲矣。此孔子所以傷之也。
此篇論齊桓、管仲功業，並論孔子之傷聖王不作周道斷絕，頗可與《發微》、《總論》相關經說相參。《發微》、《總論》多處評論了齊桓功過，對其尊周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有所肯定。如莊公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發微》卷三即肯定齊桓的“首圖大舉”，“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但更多的還是譏貶。孫複認為齊桓、晉文的這些霸業，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之憲也”。他在《發微》和《總論》中多次抨擊齊桓“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的罪過。如莊公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發微》卷三說：“威公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眾，驅逐逼脅，以強製諸侯。”
莊15-1條：莊公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總論》說：“桓率諸侯尊王室，其實率諸侯以尊己也。率諸侯以尊己者，假其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納之以會，邀之以盟，臨之以威，製之以力也。”可見，孫複對齊桓的稍稍肯定，其實也不過是不得已的退而求次。
2.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荊川稗編》卷一六《春秋六·論齊桓晉文》引孫複曰：
晉文始見於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不旋踵而建也。昔者齊桓既沒，楚人複張，倡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盂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逾年，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桓烈。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噫！東遷之後，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亂中國，盜據先王之土地，戕艾先王之民人，憑陵寇虐，四海洶洶，禮樂衣冠，蓋掃地矣。其漸所由來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國失道故也。是故吳楚因之，交僭大號。觀其蠻夷之眾，斥地數千裏，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畏栗，唯其指顧奔走之不暇，向非齊桓晉文繼起，盟屈完於召陵，敗得臣於城濮，驅之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夷狄乎？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
此篇論晉文功業，文辭旨意與《發微》多合。“晉文始見於經”至“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一節，與《發微》卷五所言不僅意旨相同，而且文辭也基本相同，惟《發微》比較簡略。自“噫！東遷之後”以下，論周室既微，四夷交侵，以亂中國的情狀，以及齊桓、晉文繼起，力挽狂瀾，使中國不淪亡於夷狄，“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桓晉文也”，則皆不見《發微》。孫複雖然認為齊桓、晉文的霸業都是“亂世之事，非盛王之憲”，但仍然承認他們“攘外患救中國”的功績，所以對召陵之盟、城濮之戰也表示一定程度的讚許。
3.程公說《春秋分記》卷五四《晉世本》引孫複曰：
晉文奮起，紹桓尊周，首帥四國之眾以破得臣於城濮，功信美矣，惜其不能遂帥諸侯朝於京師，反以乘勝之師致襄王於踐土。況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桓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噫！孔子皆沒而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悲夫！
此篇多論晉文之功罪，而最後連帶齊桓，總結孔子之深意，並感喟後世之悖逆僭偽。揣摩其中文義，如言“是故桓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雲雲，可見此篇原本或是通論齊桓、晉文二者，今存者似係專論之後半部分，前半部分應該是論齊桓之功罪，這樣才文義完足。此篇與上文《荊川稗編》卷一六引孫複曰之論晉文有相近者，如“晉文奮起”、“紹桓尊周”諸句，也與《發微》文義有相近者，如稱晉文之城濮之功，“功信美矣”，即與《發微》卷五所論“自城濮之敗，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文公之功偉矣，故《春秋》與之”文義相合。此篇指出晉文不能乘敗楚之勢帥諸侯朝天子於京師，反而致襄王於踐土，大違臣子之節，並無推尊王室之誠意。孫複感於齊桓、晉文之事，又激於後世僭偽頻仍，所以才有“悲乎”之歎，而“雖曰不脅天子，吾未之信也”兩句，《總論》曾用來評價齊桓。莊公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總論》即就此曾論齊桓：“雖曰不要天子，吾未之信也。”要者，脅也。
以上三篇當係孫複解經未能盡意而衍為專論者，故專論文義時與經說相合。這與《孫明複小集·世子蒯聵論》情形略同，《世子蒯聵論》即由《發微》卷一二所論蒯聵文義衍發而出。這三篇佚論都是評衡齊桓、晉文，因屬同一話題，又出一人手筆，故與《發微》、《總論》相關文義多有勾連雷同。細繹這三篇佚文，所論密切相關，尤其是第一篇與第二篇論齊桓、晉文，綴合連讀，大體文完義足，辭從理順，似原本即出一篇，但究無明證，不能斷定，今仍其舊。第三篇則與第二篇文辭有完全重合者，如“晉文奮起”句，似非同篇所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