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陸淳《修傳始終記》謂啖助“始以上元辛醜歲（761）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770）而畢”，正好十年，與《新唐書》相合。啖助此二書均佚不傳。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啖助《春秋集傳》一卷（附《統例》）。
兩《唐書》皆不言趙匡著述，惟《新唐書·啖助傳》說趙匡曾受陸質之請，損益其師《春秋集注》、《統例》二書。《宋史·藝文誌》則雲：“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雲：“河東趙氏匡伯循《闡微纂類義統》。”《經義考》卷一七六亦著錄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卷，引章拱之雲：“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已說可以例舉者，為《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可見，趙匡除了受陸淳之請損益啖助著述外，還自撰有《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二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有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一卷。《通誌·藝文略》則著錄“《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二卷”，題名陸淳，誤。《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著錄《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一卷（玉函山房輯本），又題“唐啖助撰”，亦誤。
對陸淳《春秋》著述的記載也存在一些歧異。柳宗元《陸文通先生墓表》說陸質“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舊唐書·陸質傳》雲：“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新唐書·陸質傳》僅稱“所著書甚多，行於世”，不言具體書名。《新唐書·藝文誌》則著錄：“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在《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外，又別有“《集注春秋》二十卷”。此後，《通誌·藝文略》、《宋史·藝文誌》著錄陸質《集傳春秋纂例》十卷、陸淳《集傳春秋微旨》三卷、《集傳春秋辨疑》七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著錄陸質《春秋集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並雲：“《唐誌》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文獻通考》卷一八二亦著錄《春秋集傳纂例》、《辨疑》共十七卷，可見各種記載互有出入。細究其實，陸淳《春秋》著述實際上有三種，即《春秋集傳纂例》十卷、《春秋辨疑》七卷和《春秋微旨》三卷。《微旨》三卷，《新唐書·藝文誌》、《陸文通先生墓表》均作二卷（篇）。據《春秋微旨》卷首陸淳自序明稱“今掇其微旨總為三卷”，可見《新唐書·藝文誌》及《陸文通先生墓表》均係傳抄之誤。《郡齋讀書誌》卷一下著錄陸淳《春秋微旨》六卷，蓋後世又有析分之本。而所謂《集注春秋》二十卷者，筆者推斷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書之合稱。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表》雲：“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按《唐會要》卷三六雲：“（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給事中陸贄著《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圖翼》三十五卷上之。”征諸史誌，陸贄並無此二書，《君臣圖翼》更係陸質著述，已見前所引《舊唐書》本傳，陸贄之“贄”顯為“質”之誤。
由此可見陸質上其所著《集注春秋》實二十卷，並非十卷，呂溫代表“勒成十卷”之“十”上當脫“二”字。陸質於貞元十九年（803）進《集注春秋》二十卷，而據《舊唐書·陸質傳》，陸質於貞元二十一年（805）即卒，可見陸質所進當為平生著述。《舊唐書·陸質傳》言“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雲雲，不提及《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諸名，正是總合三書而稱之。而《通誌·藝文略》及《宋史·藝文誌》著錄陸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書，無所謂《集注春秋》二十卷，又是分而錄之，皆得其實。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四《陸氏春秋三書序》雲：“給事中陸淳師事匡，纂會其文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所言趙、陸二人關係及陸質著述實有不確，所謂《集注春秋》二十卷者，乃陸氏三書之合編，並非另行撰作之著述。
與啖助、趙匡二人著述早佚不同，陸淳的《春秋》著述至今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在整個唐代經學家中也頗為罕見。陸淳《纂例》十卷相當集中地保存了啖趙學派的學術宗旨。據卷一自敘，書成於唐代宗大曆乙卯（775），十卷共四十篇。第一篇至第八篇為卷一，是全書總義。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是對《春秋》義例的具體分析。第三十六篇以下五篇是經傳文字脫繆及人名國名地名。《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說此書“其發明筆削之例者，實止中間二十六篇而已（按，指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認為最重要的部分是這二十六篇，這當然是一種偏見。現在看來，卷一的幾篇提綱挈領，總論全書，才是最重要的部分。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凡例》雲：“《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辯疑》。”可見《纂例》、《辨疑》皆是陸淳述啖、趙兩家之說，很少有自己的論說。《微旨》一書則先列三傳異同，參以啖趙之說，而斷其是非，較多地有陸淳個人的見解。而於每條必稱“淳聞之師曰”，乃陸淳自明其學之所出，示不忘本也，不能全以為轉述啖助之說。
啖趙學派對傳統《春秋》學有很大衝擊，其議論之新異，影響之深遠，於中唐《春秋》學中最為翹楚。首先，啖、趙認為三傳均未達《春秋》深指、聖人筆意。三傳學者認為通過以傳逆經、依傳達經的方法，可以把握《春秋》之“微言大義”，而且經過長時間的探究，都形成了權威性的結論和著述。如說《左傳》者認為“《春秋》者，周公之誌也”。說《公羊》者認為“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說《穀梁》者認為“夫子傷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啖助則橫掃三家，獨標新義，“吾觀三家之說，誠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指？可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啖助認為《春秋》之旨在於“救時之弊，革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禮”。啖助質難杜預說：“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必複作《春秋》乎？”認為夫子是傷於周主威權不行，於是“下同列國，首王正以大一統，先王人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以表無二尊，唯王為大，邈矣崇高”。而何休竟然說是黜周王魯，自然荒謬無稽。至於穀梁家說明黜陟，著勸戒，更沒有體現出《春秋》的微言大義，“粗陳梗概，殊無深指。且曆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正是曆來相沿“《穀梁》膚淺”的論調。當然，啖助雖對三傳都不滿意，但在追求《春秋》深指上還是受到公羊學的影響較大，所謂“首王正以大一統”、“唯王為大”這些都是《公羊傳》開宗明義的思想。趙匡則別著一理，說：“予謂《春秋》因史製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製也。”
其次，啖助認為三傳互有得失，《左傳》敘事詳備，《公》、《穀》二傳則傳經密於《左傳》，同時穿鑿附會也甚於《左傳》。啖助認為，《左傳》作者得到了豐富的史料，在作傳時又廣收博取當時文集雜書，雖然“是非交錯，混然難證”，不過“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充分肯定了《左傳》敘事的功績。但《左傳》敘事雖多，釋義卻少，又作傳之人，“妄有附益，故多迂談”，甚至連原先沒有的經義也強為解說，“遂令邪正紛揉，學者迷宗也”。《公》、《穀》二傳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密於《左氏》”。密則密矣，其弊端亦由是而生，“隨文解識，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複強通，舛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也”，“二傳穿鑿，悉以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應該說，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論。比較三傳的優劣得失，啖助之前已有不少說法，如範寧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但他們總是選其所宗的一傳為歸宿，最終未能跳出門戶之見，啖、趙擺脫了束縛，抨擊三傳，中得心源，自出機杼，作風已是迥然不同。
再次，啖、趙關於《左傳》作者及成書時代的新觀點，對後世影響極大。
啖助認為：“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本來說《公》、《穀》二傳出於口傳，起源甚早，如《漢書·藝文誌》即以《公》、《穀》二傳之義本皆口說，後來才形於竹帛。但以《左傳》本皆口說，則是一種新穎的見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左丘明是“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之後即使是反對《左氏》立於學官的太常博士，也莫不承認《左傳》是先秦舊籍。啖助則根據《左傳》記事的詳略和內容，對《左傳》的成書情況作了嶄新的推測：
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
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集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
啖助認為《左傳》晚成，應當說這是《左傳》成書戰國說的濫觴。不過，啖助雖然認為《左傳》不是左氏親著，而是後來人作，但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並且大致同意左氏就是左丘明，曾受經於孔子的傳統說法。趙匡則往前大進一步，提出“左氏非丘明”，絕不與與孔子同時，亦不受經於孔子的著名觀點。趙匡認為，《左傳》解經淺於《公》、《穀》，誣謬實繁。若左丘明才實過人，受經於仲尼，豈宜若此？左丘明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者。趙匡還認為《公》、《穀》二傳作者雖是孔門後之門人，“但不知師資幾世耳”，後來所說的作者名字和時代並不可靠。
三傳作者均不可考，三傳先後亦不明晰。凡此種種，論析推闡，新意迭出，相形之下，劉知幾的“疑古惑經”尚屬大輅椎輪，啖、趙諸人則已是肌理略分，漸臻精密了。
啖趙學派以前的一千多年裏，《漢書·藝文誌》所載《春秋》五傳中，隨著歲月的流逝，其中的鄒、夾二傳先後被淘汰了，流行於世的是《公羊》、《穀梁》和《左傳》三傳。從西漢以來，學者們“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但不管如何分歧，他們都是以傳逆經，依傳求經，都承認傳的特殊地位，並不懷疑本傳釋經的真實性和權威性，這已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雖然各自尊奉的傳並不相同，但有一傳作為自己的支撐點和勢力範圍則是不言而喻的。三傳學者各執一端，各安其意，互相攻駁，極難相通。雖有馬融、胡訥、潘叔虔諸人同時研究三傳，但還是尊主其中一傳，未能跳出三傳畛域。首先擺脫這種思維定勢的是啖趙學派，他們不僅不信從三傳的所謂權威解釋如杜預、何休、範寧諸家學說，否定三傳的注疏，而且直接否定三傳，認為三傳均未能達《春秋》深指，不值得奉為圭臬，因此越過三傳直探聖人之心，欲圖熄滅千百年來的紛紛擾擾，真可謂是另辟蹊徑。啖、趙之盡斥三傳，自抒己意，其邏輯走向自然是舍傳求經，自出機杼。當然，啖趙學派的舍傳求經並不是說完全拋棄三傳（實際上也不可能），單憑《春秋》經文推求聖人本意，如韓愈《贈盧仝詩》所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而是務考三傳得失，以求聖人宗旨所在。
也就是說，他們的解釋就是傳，而且還是“真傳”。而這種另探別求所得的“真傳”和微言大義，隻能說更多是出於自己的裁斷了。啖趙學派打破各守一傳的專門之法，瓦解了三傳的各自為政，攻駁三傳同時也兼采三傳，三傳而外，別樹一幟。其攻駁三傳，別求經義，三傳地位明顯下降了。啖、趙諸人均未明標自己的著述為《春秋傳》，而到學風更加大膽的宋代，明標自己著述為《春秋傳》，與三傳等而列之的便所在多有了。
毋庸置疑，啖趙《春秋》學派對當時以及後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而對其評價則因時因人而異。肯定啖趙學派的，如柳宗元，稱陸淳為“巨儒”，認為啖、趙、陸諸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此外，如程顥、陸九淵、張樞、陳振孫、朱臨、吳萊等人認為啖趙學派“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有功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未有出其書之右者”，“不可沒也”。否定啖趙學派的，如《新唐書》卷二〇〇《儒學傳下·啖助》傳讚說：“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舍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晁公武亦說：“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顓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失聖人之旨，而穿鑿者之害為甚。”折中論者，如王皙說啖趙學派，“相繼發明聖人之意，指摘三傳之謬，固有功矣。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雲：“助之說《春秋》，務在考三家得失，彌縫漏闕，故其論多異先儒。……蓋舍傳求經，實導宋人之先路。生臆斷之弊，其過不可掩；破附會之失，其功亦不可沒也。”就現在看來，啖趙學派的崛起，以及後來宋學的形成，是對漢魏學術的一場革命，是學術的更嬗與進步。徹底打破門戶之見、標新立異是啖趙學派以及中唐以後其他不守舊說學者的一大特點。他們基本上擺脫了漢學勢力的影響，創立了新的治學方法，促使學風大變，為宋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二、陳嶽與啖趙學派
陳嶽《春秋》學無疑受到啖趙學派的深刻影響，其說經方式、說經內容、說經取向等都與啖趙學派有相近之處。如陳嶽論三傳次第，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即與陸淳《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列述三傳之說次第相同。陳嶽《春秋折衷論序》總論三傳，其說亦多承緒啖、趙，以三傳皆未盡達“聖人之意”，“左氏多長，公、穀多短”，與《春秋集傳纂例》卷一《三傳得失議》所述“啖子曰”多有相合，取向實同。《春秋折衷論》原書規模不大，每卷字數不多，可證陳嶽說經實尚簡要，全不同於當時懸為功令的《春秋左傳正義》之詳繁，而說經尚簡也正是啖趙學派的一致傾向，之後宋人如孫複、胡瑗、歐陽修、黎、程頤、胡安國等人亦皆沿此尚簡之風。再者，陳嶽批駁《公》、《穀》二傳多言日月時例，亦與啖趙相近。啖助說：
公、穀多以日月為例，或以書日為美，或以為惡。夫美惡在於事跡，見其文足以知其褒貶，日月之例複何為哉？假如書曰春正月叛逆，與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異乎？故知皆穿鑿妄說也。假如用之，則舛駁至甚，無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審矣！……予竊謂公羊所注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亦久遠多遺落也。凡例當書而不書者，皆舊史之文，明非褒貶所要也。例當書日而不書者，蓋為遺闕。其例不當書日而書者，皆有意也，義各見本傳。杜元凱雲：經首不書王者，為王室不班曆，故不書王也。檢尋二百四十二年，除桓公之外，應年首之事，未有事在書時之例而書王者，亦未有事在書日月之例而不言者，則知自緣史體成文，不關曆也。
比較前文所引陳嶽批評公、穀日月時例之論說，可知陳嶽正是繼承了啖助之緒，文義多相近。所以，宋鼎宗先生曾認為陳嶽《春秋折衷論》“其去取進退之際，要皆決之以胸臆耳，實上承陸淳之《微旨》、《辨疑》”。當然，我們可以將陳嶽視為啖趙學派的後起之秀，但陳嶽平視三傳，去取進退，務從己出，自不屑於蹈襲人後。因此在具體解說上，陳嶽與啖、趙、陸存在著許多不同。
在具體經說上，陳嶽雖有繼承啖、趙、陸者，但數量並不很多，較多的是陳嶽與啖、趙、陸大旨相合，論說各有側重，多可互補。而陳嶽與啖、趙、陸之說相異者也不少。可見，陳嶽繼承了啖趙學派的解經新風，同時又多有發展。
陳嶽與啖、趙、陸大旨相同者，如桓14-5條：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禦廩災。乙亥，嚐。陳嶽說：“凡書災，不書烝，禮也。然或有可譏，或有示法，則書，如桓八年書複烝，譏其不正也，謂示法。杜得其旨。噫！災由天，嚐由人，天之有災，蓋以警乎人，欲國君修德正禮應天之警，懼天之戒，勿嚐奚為？斯公、穀之短也。”按，陳嶽謂杜注得其旨，駁公羊“不如勿嚐而已矣”之說。趙匡說：“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不合嚐而嚐，雲常事非也。又雲禦廩災，不如勿嚐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與陳嶽同。桓16-5條：桓公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陳嶽說：“聖人責其不能正其行，讒構取國，不言泄、職之逐，以自奔為文。杜得其旨，公、穀穿鑿。”按，陳嶽駁公、穀之失。啖助說：“諸侯失地則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實矣。”與陳嶽同。莊24-11條：莊公二十四年，郭公。陳嶽說：“《春秋經》倒文，唯隕石於宋五耳，以其初不辨數，至地方驗故也。斯赤歸於曹，下聯文曰郭公，苟謂郭公赤歸於曹，胡不順文，而倒逆如是，必不然也。設使郭公國滅無所歸而奔於曹，則當書郭公赤奔曹，如衛侯奔齊，亦不曰歸於曹矣。稽其旨，謂赤歸於曹，則歸僖公也，如桓十一年突歸於鄭，十七年蔡季歸於蔡矣，但書郭公，而無餘文矣，則經之闕誤，如桓十四年書夏五之類。杜得其旨。”按，公、穀經文合“郭公”於上句，作“赤歸於曹郭公”。《公羊傳》雲：“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穀梁傳》雲：“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趙匡說：“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闕文，其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陳嶽言“郭公”乃“經之闕誤”與趙匡說同。定1-2條：定公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陳嶽說：“斯執為城成周而不受功可謂有罪矣。中謂仲幾之罪不蓑城也。奚其鄙歟？下殊不知義例，上得旨。”按，陸淳亦從左氏，說：“會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故也。”與陳嶽同。
陳嶽多有與啖、趙、陸大旨不殊，然各有側重，可相合互補者。如隱3-7條：隱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陳嶽說：“凡嗣子正也，弟不正也；嫡正也，庶不正也；長正也，次不正也。宋宣公傳其弟，義則義矣，正乎不正矣。致數世之亂，由不正也。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得其旨。”按，陳嶽主要就嗣君正不正著眼，故取公羊“大居正”之說，自然不同於《左傳》。《左傳》雲：“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啖助則說：“若宣公本知穆公，反讓其子，且讓以求名，乃是詐也，何足美乎？”直接反駁《左傳》之說，可與陳嶽互補。莊4-5條：莊公四年，六月乙醜，齊侯葬紀伯姬。陳嶽說：“紀季入齊為附庸，齊嘉其歸附，故備紀國夫人禮葬，錄其實也。苟痛之傷之，則當於伯姬卒及大去其國之時書以文之，豈更書葬焉？杜得其旨。”按，陳嶽駁公、穀之“隱而葬之”之說，啖、趙亦駁公、穀。陸淳說：“淳聞於師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恃其強大，並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其罪著矣。”趙匡亦說：“《春秋》舉禮教以示後，豈為一時悲喜生文乎？”啖助申言齊侯“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之罪，趙匡以《春秋》書法不為“一時悲喜生文”，說皆可補陳嶽之未及。文6-9條：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陳嶽說：“閏者，積餘之日而成其月，用以正時也。用以正時與諸月奚異？聖人大其居正，天子不居正則諸侯異議，諸侯不居正則大夫異望。《春秋》以春夏秋冬為時之正也，而烝嚐之禮在焉。十二月朔為月之正也，而告朔之禮在焉。閏既正時，禮宜告朔。又究書猶之例，如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謂宜郊而不郊，則不宜三望矣。斯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謂宜告而不告，則不宜朝矣。左得其旨。”按，啖助說：“公、穀俱言不告月為是，非也。按經文上言不告月，明當告也。下雲猶朝於廟，言當止也。又以告月為名，明月朔皆當告也。”啖助主要從經文上下文義來推論“月朔皆當告”，陳嶽則在“究書猶之例”之外，詳論曆法禮製，言“禮宜告朔”，二說可互補。
陳嶽與啖、趙、陸相異者，如隱2-7條：隱公二年，紀子帛、莒子盟於密。按，《公羊》、《穀梁》二傳經文“帛”作“伯”。陳嶽從左氏說，以子帛為裂之字，說：“所以書紀子帛者，是裂之字。始莒、魯有怨，紀子既婚於我，又使大夫如莒蒞盟以和解之，則裂於我有解忿釋怨、繼好息民之功矣，故書字以貴之。所以居莒子之上者，以密之盟是紀為之主。故左得其旨。”
啖助則認為此條經文有闕文，三傳之說附會穿鑿，皆不可信，說：“傳以子伯為子帛，言是履之字，故附會為此說耳。”又說：“闕文也，非兩會也。”
隱3-3條：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陳嶽說：“凡外大夫未有卒而書者，雖天子之大夫，《春秋》亦謂之外，蓋別其內也。餘從左氏。”《公羊》、《穀梁》二傳經文“君氏”作“尹氏”。陳嶽不信“君氏”為“尹氏”，實從《左傳》解“君氏卒”，認為“君氏”乃隱之母。啖助則不信“君氏”乃隱之母，乃從《公》、《穀》經文申解“尹氏卒”，說：“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假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姒氏卒書姓也。”桓5-1條：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醜，陳侯鮑卒。陳嶽說：“凡史策雖內事亦所司告而後書，矧外事乎？《春秋》不告亦不書，聖人筆削之際，雖欲書之，亦不及已。斯陳侯卒，從赴也。兩書日者，陳亂再赴明矣。
舊事難研，故兩存之。聖人苟非升絀之事，疑而不正，闕而不補，是其誌也。
公、穀之說穿鑿經文，甚非所取也。”陳嶽駁公、穀，從左氏“再赴”說。啖助、趙匡則盡駁三傳之說，與陳嶽不同。《公羊傳》雲：“曷為以二日卒之，也。甲戌之日亡，己醜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啖助說：“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又《穀梁傳》雲：“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醜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趙匡說：“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言公疾病而亂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爾。左氏不達此意，遂妄雲再赴也。”啖助說：“三傳皆不知有闕文之義，故多造事端爾。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昩其死日乎？”莊3-3條：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陳嶽說：“平王太子泄父早卒，立其子林為桓王，王立二十三年，桓十五年崩，至此年方葬，諸侯會葬，故書葬。是時周室至微，齊桓未霸，諸侯無複勤王，故葬緩。且桓十五年後來未見書葬，豈非桓王也？苟改葬，複何以明之？斯公、穀之短。”按，陳嶽駁公羊“改葬”、穀梁“卻屍以求諸侯”之說，同於左氏“葬緩”說。啖助則說：
“此自改葬，不當譏緩。傳見桓十五年王崩，後未見書葬處，故雲爾。”駁左氏“葬緩”說，認為是“改葬”，與陳嶽說正相反。宣15-10條：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陳嶽說：“下謂蝝者，緣稅畝而生。苟蝝為緣，則螽、螟複何道哉？斯誤矣。公羊謂當言螽而言蝝，《春秋》書螽與蝝各有其文，非相類也。書螽曰螽生，書蝝曰蝝生，詎可謂螽為蝝也？斯言短矣。稽其旨，則螽之細，其初生為蝝，故曰蝝生，其大為螽，故曰螽。聖人書蝝生蝝矣。苟秋書則害嘉穀，斯冬而書，遇寒而死，故書不為災明矣。杜得其旨。”按，《左傳》雲：“冬，蝝生。饑。幸之也。”？杜注：“蝝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趙匡則說：“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蠶而食葉也。但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穀梁曰非災，亦非也。”趙匡駁左氏、穀梁，陳嶽則駁公羊，取左氏，正與趙匡說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