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考《春秋會義》所引陳嶽《春秋折衷論》佚文凡二百十四條。此外，如吳澄《春秋纂言》、程端學《春秋三傳辨疑》、《春秋本義》、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以及趙汸《春秋集傳》等書中均有稱引陳嶽《春秋折衷論》佚文者。茲就諸書所引，加上《群書考索續集》所引二十七條、《三傳總論》四節，共得佚文凡二百三十三條。朱彝尊、馬國翰曾謂此書“十不存一”，以今度之，就條目而言，蓋已得其書十之六七矣，足可概見陳嶽原書大旨。
杜諤《春秋會義》所引佚文多係節文，一般不如《群書考索續集》詳備，文辭亦時有異同，或杜諤引用有所刪改，或二者所據版本不同。不過，《春秋會義》所引佚文中，頗有可校正《群書考索續集》之闕脫訛誤者。今之論者多徑援章如愚所引二十七條及馬國翰輯本為據，其實這二十七條問題不少。《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載楊鍾羲所撰《春秋折衷論》提要曾對馬國翰輯本有所校訂，其雲：
國翰從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及程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合輯為卷。書中脫誤極多。隱元年書即位，書上脫“不”字。……十四年，左氏曰：獲麟者，仁獸。“獲”字當刪。蓋山堂章氏《群書考索》所引本多奪誤，國翰未能詳校，以致偽奪益多。所輯佚書皆然，不獨此也。
楊鍾羲凡校二十餘處，主要校訂經文、三家傳注，所校亦多得其實，但楊鍾羲似乎沒有認識到陳嶽《春秋折衷論》引三家傳注並不是完全照錄原文，而是簡述大義，於文辭多有刪改，因此不能完全據三家傳注原文來校正陳嶽之文。更重要的是，楊鍾羲雖然指出章如愚所引“本多奪誤，國翰未能詳校，以致偽奪益多”的事實，但也隻是校訂了一些字詞奪誤，並沒有對這二十七條作更加細致深入地審讀，加上不知道杜諤《春秋會義》等書中尚引有大量佚文，因此有些訛脫衍誤未能校訂出來。如：
1.隱1-1條：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引《折衷》論周王雲：“苟為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何以複書？必不然也，是平王明矣。”按，《春秋會義》引《折衷論》曰：“苟書始命之王，則二年複書何王也？又隱非始封之公，焉得而書始命之王？”《春秋會義》節引數句，不如章書所引之詳，然“又隱非始封之公”二句則可補章書所引之闕。
2.莊1-4條：莊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雲：三傳言築館異同。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左氏曰得禮之變。
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公羊同。
辨左氏、穀梁得其旨。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斯築於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何也？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於齊，以魯為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仇，莊公方在諒，不宜行吉禮於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乃築館於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按，《春秋會義》引《折衷》曰“魯與齊有不同天之仇”至“下不失居喪之節”，末亦雲：“左、穀得其旨。”章書及《春秋會義》所引疑皆有誤。章書簡引三傳之說，既雲“穀梁與公羊同”，則自然不會“穀梁得其旨”而“公羊之誤”，如此則前後矛盾，文義不通。章書所標論題“辨左氏、穀梁得其旨”及末“左氏、穀梁得其旨”皆疑衍“穀梁”二字。細審三傳之說，公羊、穀梁皆雲“非禮”，獨左氏以為“得禮之變”，此條實駁公、穀之說而專從左氏。故章書所言“辨左氏、穀梁得其旨”之“穀梁”二字疑衍，而“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當改正為“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之誤”。
3.莊1-6條：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雲：三傳言錫命不同。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辨公羊之說為當。《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絀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唯文、成二公；死而錫之，唯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為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褒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為得其實。
按，此條文理不通，前後矛盾。文中明明反駁公羊“加貶”之說，不當最後又認為“公羊曰加貶，為得其實”，前文提示句“辨公羊之說為當”亦同誤。考《春秋會義》於此條有節引，原來是：“杜預謂褒德，未盡其旨，公謂加貶遠矣，穀謂無來錫命近之。”如此文理方通，由此可確證章書所引實大誤。
4.莊13-4條：莊公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於柯。按，章書凡引二條，意旨相同，唯繁簡有別，其實後條乃前條之簡括，本當係一條，不知章書征引何以致此？孫葆田雲：“按章如愚《群書考索》載《折衷》此條雲……公、穀皆誤。文與《會義》所載微異。考閔元年落姑之盟，經不書日，未可援為桓霸之際盟亦書日之證，當是陳嶽誤引，故杜諤削之耳。”孫葆田以為陳嶽誤引閔元年落姑之盟為桓霸之際盟亦書日之證，“故杜諤削之耳”，說亦非是。《春秋會義》所引文辭實多同章書簡略之莊13-4（2）條，故知杜諤乃襲承原文，並非細加考證後之特意刪削。
5.閔1-5條：閔公元年，冬，齊仲孫來。按，《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有雲：“三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而提示稱“辨左氏言得其實”，文末又謂“左氏得其實”，前後文理不通。考《春秋會義》引此作：“二傳不知齊仲孫氏族，謂之魯慶父，穿鑿甚矣。”可知章書所引“三傳”實乃“二傳”之誤。孫葆田雲：“按章如愚《群書考索》引《折衷》雲：齊仲孫湫來省難，……餘與本書所采同。”亦未校及“二傳”、“三傳”之不同。
6.文13-4條：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雲：三傳言不雨不同。十三年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曆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
辨三傳俱失其實。《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於常，則必有旨。……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三家俱失其實，《折衷》得其旨。
按，章書所引有誤。如果謂“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則係文公二年經文。如果謂“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則係文公十三年經文。考《春秋會義》引錄此條在文公十三年，其雲：“斯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三家俱失，《折衷》得其旨。”且章書引此亦前標“十三年”，故應據《春秋會義》所引校改章書“十二月”為“正月”。孫葆田雲：“按章如愚《群書考索》引《折衷》此條較本書為詳，其文雲聖人之文……餘文與本書所采同。”未能校及“十二月”、“正月”之不同。楊鍾羲校訂及此，謂：“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當作文二年。”亦未得其實。
7.定1-1條：定公元年，春王。《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雲：
三傳言定無正始不同。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
辨左氏獨得其旨。《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互異。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考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
按，三傳言定公元年不書正月各有說辭。陳嶽謂“苟曰昭無正終”雲雲，乃獨駁穀梁之說。而杜注謂“公即位在六月故”，公羊謂“公即位後也”，所言實不相殊，陳嶽不當獨以為“杜得其旨”，故筆者頗疑“杜”之下脫“公”字。
二、規模、體例及三傳次第
今可據章如愚《群書考索續集》所引二十七條之篇幅，估求《春秋折衷論》原書之規模。《群書考索續集》所引二十七條凡六千二百餘字，則平均每條凡二百三十餘字。據《崇文總目》卷一雲《春秋折衷論》三十卷“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可知《春秋折衷論》原書三百餘條，蓋七萬餘字。
由此並可推知，《春秋折衷論》雖稱“三十卷”，其實每卷規模並不大。以今度之，若每卷十條，蓋僅二三千字而已。
從佚文來看，《春秋折衷論》之體例，是先列經文，次列三傳解釋，再以“折衷”領起，述陳嶽自己意見，最後指出三傳何者“得其旨”或“失其實”。
《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所引則在經文之前先列論題，如隱1-1（1）條之“三傳言二王同異”、隱1-1（2）條之“三傳言隱即位不同”、桓1-1條之“謂三傳言書王不同”等等，這些論題皆章如愚自擬，非原書之舊。且章如愚引述三傳解釋後，標記“辨左氏、穀梁得其實”之類提示，亦章如愚自擬。善擬條目本係章如愚《群書考索》之特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雲：
如愚是編，獨以考索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據，博采諸家而折衷以己意。……在宋人著述之中，較《通考》雖體例稍雜，而優於釋經；較《玉海》雖博贍不及，而詳於時政；較《黃氏日抄》則條目獨明；較呂氏《製度詳說》則源流為備。
故《經義考》卷一七八、馬國翰輯錄《春秋折衷論》佚文皆重新編排，以還原書之舊。茲隨舉馬國翰輯本之一條以明原書體例，其他皆可推類而言之。如隱1-1（1）條：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
《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乃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為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複書何王？
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
陳振孫說陳嶽《春秋折衷論》“以三傳異義，折衷其是非，而斷於一”，晁公武更述及《春秋折衷論》所論三傳次第，雲：“以《左氏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傳》為下，比其異同而折中之。”陳嶽《春秋折衷論序》總論《春秋》三傳，主要闡述了四個方麵的問題，按章如愚所標論題，就是“三傳何以並行”、“辨三傳聞見同異”、“辨左氏與二傳不同”以及“膏肓廢疾墨守之辨”。其雲：
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義]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曆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製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丘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或謂丘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間不容發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
聞不如見，見不如受，丘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公、穀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範寧、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鬥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從序中可知，陳嶽認為三傳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陳嶽鑒於三傳學者“第各釀其短，互鬥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堅決反對“各專一傳”，因此他對待三傳總的態度是不專主一家，希望不偏不倚，“簸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此即晁公武所謂“比其異同而折中之”。但陳嶽比較三傳，還是認為《左傳》較《公》、《穀》二傳為勝，主要理由是：“聞不如見，見不如受，丘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公、穀多短。”故“以《左氏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傳》為下”。
陳嶽所謂“聞不如見”，可舉一例以明之，如文7-6條：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陳嶽說：
凡諸侯之大夫帥師，唯晉文公以來，苟晉侯不自行，則非中軍將不可為帥，趙盾文六年將中軍，輔少主，趙盾之後，士會代之，曷先蔑之有？是考之二傳，殊不知事之始末，聞不如見，於斯審矣。是戰也，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諸侯多事，議立長君。從左氏。
不過，陳嶽雖然以《左傳》為上，認為左丘明“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但同時又認為“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這就與杜預的“受經作傳”說劃開了界限。關於《左傳》的撰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始標“左丘明作傳”說，但司馬遷未明言左丘明的身份，隻說是魯君子，年代大致與“七十子之徒”同時。把這個左丘明指實了的是劉歆，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即認為左丘明就是孔子曾提到的左丘明。《論語·公冶長》雲：“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即劉歆之所本。但劉歆對左丘明的身份以及左丘明與孔子的具體關係，仍未確指，隻說是左丘明“親見夫子”。東漢初年陳元始言：
“丘明至賢，親受孔子。”由劉歆之“親見”到“親受”，“見”之與“受”，一字之易，而二人關係頓時指實，這實際上就是說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了。這是曆史上最早確定左丘明為孔子弟子的。班固《漢書·藝文誌》又說左丘明是魯太史。王充、許慎、賈逵、鄭玄等人均承司馬遷、劉歆以來左丘明作傳說。杜預亦別有推論，認為左丘明是“受經作傳”，其《春秋序》雲：“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荀崧更謂：“孔子懼而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則將司馬遷、劉歆、陳元、班固、杜預諸家之說融合為一了。
此後，“受經作傳”說廣為流行。
陳嶽顯然不認同杜預、荀菘以來這種“受經作傳”的流行觀念，毫無疑問，陳嶽這種認識降低了《左傳》的尊崇地位。雖然“聞不如見”，《公》、《穀》二傳之“聞”不如《左傳》之“見”，但“見不如受”，左丘明既非“親受之經”，非“受經作傳”，則《左傳》亦與《公羊傳》、《穀梁傳》一樣，乃屬左丘明個人之撰作，與聖人沒有直承的關係。這樣，三傳地位就沒有太大差別了。所以，陳嶽一方麵說“故左氏多長，公、穀多短”，但又接著說“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可見，陳嶽為破“各專一傳”之舊習，對三傳平等看待，企圖打通諸家注說，是其是，非其非，而“以《左氏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傳》為下”就是他細加推究後之結果。吳萊稱這種推究方法為以“獄法”“斷經”。吳萊《春秋折衷後題》雲：
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嶽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嚐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眾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陳嶽《春秋折衷論》列述三傳注說，評論是非，附以己意，最後指出三傳得失，確如吳萊所言乃是以“獄法”“斷經”。
晁公武說《春秋折衷論》“以《左氏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傳》為下”，今從上表可證“以《左氏傳》為上”確非虛言。在全部二百三十三條佚文中，采用《左傳》及杜注之說的有一百八十三條，獨占四分之三強。采用《公羊傳》及何休注的凡四十一條，尚不及采用《穀梁傳》及範注者四十八條，與晁公武所言“《公羊》為中，《穀梁傳》為下”不甚相符。不過，今所輯佚文僅二百三十三條，原書則有“三百餘條”，因此尚不足以證明晁說之不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陳嶽時有認為三傳皆非，獨出己裁，直謂“三家俱失，折衷得之”者，達十四條之多。此足見陳嶽為破“各專一傳”之習，“簸糠蕩秕，芟稂抒莠”，不遺餘力，亦足見其平視三傳，是是非非，務以求得“聖人之旨”為目的，而不屑於黨附三傳。如莊6-5條：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作寶）。陳嶽說：
杜預謂文薑淫於齊侯，求寶歸，欲說魯以謝慚，以是謂俘為寶，二傳亦曰寶，唯左氏經書俘。籲！史策所書，非國之重寶，曷肯記與？如寶玉大弓，則我之重器也。郜之大鼎，則宋之重器也。既非重器，則貨賂，曷足以書之，而曰求之以謝慚，其理益鄙。予以為公與齊共伐衛，齊得其俘以讓於我，如隱十年鄭人歸郜、歸防之例也。戰伐歸邑歸俘則戎事也，焉有二國共伐同姓而曰歸其寶賂耶？三家俱失，《折衷》得之。
再如僖28-8條：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醜，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一三引陳氏嶽曰：
“襄王聞晉勝，自往勞之，非晉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書。”按，《左傳》以為“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臣召君”。《公羊傳》以為“不與致天子也”，也認為晉實致之。《穀梁傳》以為“諱會天王也”，又雲：“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範注：“時實晉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為文。”可見三傳注說皆以為晉實致之。陳嶽則認為周襄“自往勞之，非晉致之”，與諸家不同，實自得其旨。
當然，陳嶽務求己出，竟有所據版本不精而橫生議論者。如宣15-2條：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群書考索續集》卷一二雲：
三傳言宋楚平不同。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
辨公羊之說為誤。《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
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以人敵人，不為升絀。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係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為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按，此條陳嶽自抒其說，然所據經文實有誤。孫葆田雲：“考三家經文，俱雲宋人及楚人平，今繹陳嶽之說，則似左、穀經文俱無楚人之人字，與開成石經不合，疑所據乃當時誤本。”楊鍾羲亦有類似校訂，雲：“十五年宋人及楚平，當作宣十五年。今三傳經文楚下並有人字。”
從佚文來看，陳嶽亦多言義例，但不信公、穀之曲意深求，而讚成左氏之明通，故對公、穀二傳此類推說，尤其是日月時例屢加駁斥。如桓17-8條：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春秋會義》引《折衷》曰：
凡日食三十六，無朔有日者六，無朔無日者二，有朔無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惡，懼見殺，故去日。苟曰行惡，則桓三年之食，曷以書日？苟曰懼見殺，則如勿書，去日奚益？又莊十八年、僖十五年俱無朔日，則何行惡懼殺之有？穀梁謂食既朔，故去日。設如是，則桓三年、宣八年何以別書日有食之？既稽聖人之旨，皆有朔有日。朔者，日月之會，日者，甲乙之記，不可不存，其諸闕文，日官失之，不係升絀，從舊史闕也。
還有如隱1-7條論公子益師卒，雲：“公羊謂去孔子遠，故不日，則隱五年公子卒，何以書日？聖人修《春秋》，約史記之舊文，筆則筆，削則削爾，苟有舊文，何遠之有？穀梁謂惡卒，故不書日，則公子牙、公子敖得不惡卒乎？”隱10-3條駁公、穀二傳以經書日為疾隱公之惡之說，近於左氏。
莊13-4（1）條論三傳言桓盟不同，辨左氏獨得其實，雲：“公、穀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於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係日，或係月，或係時。……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複有不書日者。……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文7-3條論三月甲戌取須句，亦雲：“蓋聖人不以為升絀之例者，外事多從赴告，內事多從舊史，日即日，不日即不日。公羊謂深諱之，不足取。”皆可見陳嶽對公、穀侈言日月時例之批評。陳嶽論三傳次第，認為“左氏多長，公、穀多短”，即與此態度密切相關。
第三節 陳嶽《春秋折衷論》（下）
一、啖趙學派之興起
程端學《春秋本義原序》曾曆敘三傳注說之發展大況，雲：
聖人經世之誌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
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衝、孫大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嶽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為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複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岩、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埽陋習而未暇致詳也。
由此可見，程端學視陳嶽與啖助、趙匡、陸淳為唐代《春秋》學代表人物。馬國翰《春秋折衷論》輯本序稱《春秋折衷論》“足與啖趙陸三家抗衡唐代矣”，亦將陳嶽與啖、趙、陸並列。從學術統緒上看，陳嶽確實受到啖趙學派的深刻影響。欲論陳嶽《春秋》學，必溯及啖趙學派。
唐高宗永徽四年，《五經正義》頒行天下，並令依此考試，形成了經學一統的局麵。但由於唐朝政治開明，學術自由，各種新見異說亦時有所現。
安史之亂的爆發，中央集權的削弱，對正統經學摧殘極大，“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隨著正統經學的衰落，雅好異聞、不拘舊窠的風氣愈加流行，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
啖助、趙匡、陸淳是中唐開風氣之先的《春秋》學新派代表人物。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趙匡，字伯循，河東人。陸質，字伯衝，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吳郡人。三人事見兩《唐書》本傳。啖、趙、陸三人之關係，諸書所載互有異同，當以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表》所述最為明當。《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雲：
案《呂溫集》有《代淳進書表》，稱以啖助為嚴師，趙匡為益友。又淳自作《修傳始終記》，稱助為啖先生，稱匡為趙子，餘文或稱為趙氏。
《重修集傳義》又雲：“淳秉筆執簡，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稱助、匡為淳師友。當時序述，顯然明白。
劉昫以下諸家，並傳聞之誤也。
啖、趙、陸三人之著述，史誌所載亦有出入。《新唐書·啖助傳》說助：“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複攝其綱條，為《例統》。……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為《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可見《例統》即《總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