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宋《春秋》學，繁榮發達，宗派林立，著述豐富，在《春秋》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代出現的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徐彥《春秋公羊傳疏》、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在曆史上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後來均列入《十三經注疏》。中唐啖助、趙匡、陸淳《春秋》新學派興起，盧仝、陳嶽又推波助瀾，形成不惑傳注、以義理解經的新風，改變了《春秋》學的發展軌跡。皮錫瑞曾指出，啖趙學派“雜采三傳，以意去取，合為一書，變專門為通學，是《春秋》經學一大變。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宋代《春秋》學在唐代基礎上獲得了更長足的發展，形成了整個《春秋》學史上繼漢代之後的又一大高峰。宋代諸儒繼承和發揚了啖趙學派“舍傳求經”的新學風，使《春秋》學全麵擺脫了漢唐章句訓詁的束縛，轉而注重義理闡發，並從三傳分立的專門之學演變為三傳合融的會通之學，最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春秋》宋學。
《春秋》宋學是整個宋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唐代《春秋》著述的載錄，兩《唐誌》是重要的參考書目。《舊唐書·經籍誌》節取毋煚《古今書錄》而成，乃“開元盛時四部書”，因此所錄皆開元以前著述。天寶之後著述，則“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因此，《舊唐書·經籍誌》所錄《春秋》著述凡102部1184卷，基本上都是先唐著述，唐人著述僅及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與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二部。《新唐書·藝文誌》亦著錄先秦漢魏以來文獻，較之《舊唐書·經籍誌》，大有增刪改易。就《春秋》著述而言，《新唐書·藝文誌》載錄較《舊唐書·經籍誌》增多不少，共載錄66家100部1163卷，失姓名5家，王玄度以下不著錄22家29部403卷。唐人著述除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與楊士勳《春秋穀梁傳疏》外，王玄度《注春秋左氏傳》以下凡22家29部403卷皆係增補《舊唐書·經籍誌》者。此後，唐人《春秋》著述始多見於各種公私書目。
自《宋三朝誌》、《崇文總目》開始載錄宋代《春秋》著述始，《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誌》、《讀書附誌》、《遂初堂書目》、《通誌·藝文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雖多通載曆代《春秋》著述，但頗及宋人。王堯臣等撰《崇文總目》所錄《春秋》著述凡33部396卷，其中《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等9部乃唐前著作，《春秋正義》三十六卷以下24部乃唐宋著述，其中題“皇朝”也即宋的有7部。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春秋》著述凡60部，大部分為宋人著述。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錄《春秋》著述凡87部，其中12部係唐前著作，唐五代著作9部，其他66部皆宋人著述。此外，晁公武《郡齋讀書誌》、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亦皆以宋人著述為主。至《宋史·藝文誌》，宋人著述已占據絕大多數，更係載錄重心所在，數量之多已邁以前諸家。
值得一提的是，程端學《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與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也起到了《春秋》著述目錄之重要作用，尤其對唐宋《春秋》學具有參考價值。程端學（1278—1334），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
登至治元年進士第。事跡見《元史》卷一九〇《儒學傳》。據程端學《春秋本義原序》，程端學鑒於曆代解經家之“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嚐采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於其末。複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雖對程端學頗有批評，但仍對《春秋本義》之彙集群說，征引浩博，保存遺文逸說之功加以肯定，其雲：
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誌》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為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群言，間亦綴以案語。……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今細檢《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176家中，唐前凡14家，唐人凡15家，宋人凡146家，元人凡1家。筆者考察《春秋本義》實際征引，《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並非就是引用名氏，《春秋傳名氏》中多有未見引用者，如丁副、家安國、江休複、江熙、神童江氏、洪皓、洪興祖、朱振、朱震、唐既、莆田方氏、方九思、章拱之、章衝等，皆未見稱引。因此《春秋傳名氏》隻能說是程端學所稽錄的一種詳近略古的《春秋》著述參考目錄，但其中多有他家書目不載者，有些書名也與別本所載有異，故頗值得參考。朱彝尊《經義考》載錄《春秋》著述，屢引程端學之說，即據此書也。
與《春秋本義·春秋傳名氏》相類似，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也有一定參考價值。汪克寬（1304—1372），字德一，祁門人。少承家學，後師從吳仲迂。中泰定鄉試，會試以答策伉直見黜，慨然棄科舉業，盡力於經學。學者稱環穀先生。事跡詳《明史》卷二八二本傳。著《環穀集》、《詩集傳音義會通》、《程朱易傳義音考》及《春秋胡傳附錄纂疏》等書。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詳注諸國紀年、諡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禆《胡傳》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此書歸宗《胡傳》，薈萃諸家，向為學者所重。《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八雲：
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為宗。……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雲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雲：“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剿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筆者細檢《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引用姓氏》，凡81家，其中絕大多數為《春秋》著述，唐前凡16家（其中2家非《春秋》著述），唐人凡9家，宋人凡52家（其中13家非《春秋》著述），元人凡4家。
還有清王掞、張廷玉等奉敕撰《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征引頗富，亦有可觀。檢《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引用姓氏》，凡134家。《引用姓氏》對諸家區劃了時代，所題周凡3家，漢凡10家，晉凡1家，隋凡2家，唐凡13家，宋凡57家，元凡12家，明凡32家，未詳世次凡4家。但此書征引僅題姓氏，而皆不題引據何書，遠不如《春秋本義》、《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之據有淵源。
至朱彝尊《經義考》遂集經學目錄之大成，考察唐宋《春秋》著述源流亦“舍此而莫由”也。《經義考》卷一六八至卷二一〇凡43卷錄《春秋》著述，其中卷一七六至卷一七八著錄唐五代《春秋》著述凡65部，加上卷二〇九所錄唐人《國語》著述1部，卷二一〇所錄唐人《春秋》專題論文3部，以及卷二七五、卷二八八、卷二八九、卷二九一等所錄9部，共計凡78部。《經義考》卷一七九至卷一九二凡14卷著錄兩宋《春秋》著述凡446部，加上卷一九三、卷一九四、卷一九七、卷二〇九、卷二一〇、卷二七七、卷二八九、卷二九〇等所錄凡23部，共計凡469部。實際上，據筆者輯錄通計，唐五代《春秋》著作凡89部，論文凡79篇。宋代《春秋》著作凡590部，論文凡780篇。《四庫全書總目》卷二九曾雲：“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今從輯考通計結果來看，自周迄清共有《春秋》著述大約2200部左右，而宋代就有近591部。也就是說，宋代獨占四分之一強，由此可見宋代《春秋》著述數量之多，學者之眾，洵為空前。這個著述總量雖然沒有清代的多，但就各自時代受到學者的關注程度和在整個學術界的相對地位和數量而言，清代《春秋》學反不如宋代《春秋》學。《春秋》學在兩宋時代是當之無愧的顯學，備受學者重視，當時其他經學中能與其相提並論的隻有《易》學。
四
對於唐宋《春秋》學，近世以來學者已多有研究。其研究大況，概而言之，主要有三：
其一是對關涉唐宋《春秋》學的通代或斷代學術史的綜合研究。如皮錫瑞《經學曆史》（1907），馬宗霍《中國經學史》（1936），侯外廬等《宋明理學史》（1984），章權才《宋明經學史》（1999），吳雁南《中國經學史》（2001），李學勤、朱漢民等《中國學術史》（2001），張立文、祁潤興《中國學術通史》（2004）等著作，此類著述有助於從宏觀層麵了解唐宋《春秋》學的學術大背景和發展粗線條。
其二是對包含唐宋《春秋》學在內的通代或斷代《春秋》學史的專門研究。如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1952），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1983），楊向奎《宋代理學家的春秋學》（1989），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1992），趙伯雄《春秋學史》（2004），戴維《春秋學史》（2004），江右瑜《唐代
義疏之學研究———以詮解方法與態度為中心》（2007），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2008），侯步雲《北宋春秋學研究》（2009），葛煥禮《尊經重義：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學》（2011）等論著探討了唐宋《春秋》學的一些重要學者、著述、學派及其發展特點，有助於考察和建立唐宋《春秋》學的基本觀念及其演變架構。
其三是對唐宋《春秋》學重要學者和著述的個案或專題研究，其中最為學者關注的是啖趙學派和胡安國及其《春秋傳》。研究啖趙學派者，如張穩《啖趙陸三家之學研究》（1999），林慶彰、蔣秋華主編的《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2002），而後者更是薈萃了研究此問題的諸多有價值論文。研究胡安國及其《春秋傳》者，如羅清能《胡氏研究》（1989）、簡福興《胡氏春秋學研究》（1997）、宋鼎宗《春秋胡氏學》（2000）等專著以及盧鍾鋒《論胡安國及其》（1982）、章權才《胡安國研究》（1995）、浦衛忠《論胡安國的思想》（2001）、王江武《胡安國研究》（2008）等專文都對此問題有較深分析。此外，對其他重要學者和著述亦不斷有研究論著出現。如孫複，有林玉婷《孫複研究》（2001）。劉敞，有羅清能《劉敞春秋學研究》（1987）、馮曉庭《宋人劉敞的經學述論》（2000）、張尚英《劉敞春秋學述論》（2002）。孫覺，有劉德明《孫覺解經方法探究》（2004）。程頤，有齋木哲郎《程伊川的春秋學》（2004）。蘇轍，有劉茜《蘇轍的春秋學與詩經學》（2007）。崔子方，有陳群分《崔子方春秋學研究》（2007）。葉夢得，有薑義泰《葉夢得研究》（2004）。魏了翁，有陳仕侗《魏了翁及其研究》（2000）。朱熹，有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第十章《朱熹的春秋學》（2004）。呂祖謙，有林建勳《呂東萊的春秋學》（2001）、李解民《為呂祖謙撰考》（2005）等。這些專人專書的個案或專題研究皆有助於從微觀層麵比較深入地認識唐宋《春秋》學。
綜覽唐宋《春秋》學的研究現狀，應該說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研究成果比較豐富，積累不少，但也存在著一個重大問題，即：現有研究缺乏對唐宋《春秋》佚著佚說的全麵鉤沉和整體把握。現有研究對唐宋《春秋》佚著佚說的重要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迄今為止，尚無係統研究唐宋《春秋》佚著佚說的專著。學者不僅未將其作為一個完整的論題，而且連零散式的附帶論及也不多。現有研究多僅憑今傳通行著述為據立說，未能在材料上有所增廣和突破，故而對唐宋《春秋》學中許多問題缺乏清晰的認識和深入的分析。學界對唐宋《春秋》學佚著佚說的忽視是有原因的，一則唐宋《春秋》著述雖然絕大多數亡佚不傳，但唐代仍有十餘部，宋代仍有七十餘部流傳下來，這九十餘部著述本身就是規模龐大的《春秋》學文獻，材料已複不少，學者們似無暇他顧。二則因為輯佚崇古的心理，學者對於唐代佚著佚說還略有涉獵，對於宋代這樣的近古時代有著相當嚴重的忽視心態，如馬國翰、黃奭等人輯佚書即皆不及宋人。故近世以來對唐宋《春秋》學的認識主要也就是以此數十部著述為依托，並且尤其集中於比較重要的一二十位名家，一些通代性或斷代性的《春秋》學研究專著以及諸多博碩士論文、單篇論文大率如此。這種研究狀況固然有其合理性，畢竟這數十部著述是唐宋《春秋》學中的精華，能夠代表唐宋《春秋》學的主要成就，但著述的存佚除了自身品質的原因，也有各種各樣偶然的因素，唐宋時代有相當數量曾在當時以及後世發生過重要影響的《春秋》著述亡佚失傳，以致湮沒了許多學術真相。要使唐宋《春秋》學的研究更充分更深入，還是得盡量占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