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始初是一般史籍的通名。何休說：“古者謂史記為‘春秋’。”
就現存材料來看，《春秋》之名最早見於《國語·晉語七》及《楚語上》。晉羊舌肸因“習於《春秋》”被召“使傅太子彪”，申叔時答楚莊王問培養太子對以“教之《春秋》”，由此可推知，《春秋》是記載善惡成敗史實的書籍，主要功用在於揚善抑惡、勸誡教化，是教育的重要科目。但自戰國以後，孔子所作《春秋》逐漸變為《春秋》一詞最常用義，而作為史籍通名的《春秋》則退居其次。《孟子·滕文公下》雲：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不僅首次明確提到孔子作《春秋》，還對《春秋》的性質和功用作了精要闡述。蕭楚《春秋辨疑》卷一雲：“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誌，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為史法。”也即是說，孔子之前，雖有《春秋》，不過是史，雖也有揚善抑惡的勸誡教化功能，但隻有孔子作《春秋》後，《春秋》這一舊史體式方煥然一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麵。孔子作《春秋》，不僅僅“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最重要的是“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作《春秋》，有其特殊的境遇和宏偉的抱負。孔子因為不能得誌，無法實現自己的經世理想，遂以修撰《春秋》作為自己的政治寄托。孔子對著述活動有自己的理解，這不僅表現在刪《詩》、《書》上，還表現在作《春秋》上。他說：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訴之於概念性抽象性的語言”，而是欲“把自己的思想，通過具體的前言往行的重現，使讀者由此種重現以反省其意義與是非得失”。孔子借自魯隱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這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寄寓了自己獨特的褒貶義理，以達到實現王道的目的。“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一切都是已經發生的曆史存在，但就是這看似無可更改的前言往行，孔子能夠在重現曆史的同時，傳達出自己的理解，從而建構“微言大義”的思想體係。這確實是“述而不作”，他敘述的全然是“齊桓晉文”之類曆史，確實沒有造作渺無其事的“空言”，但這又何嚐不是一種“作”呢？孔子是借事明義，以述為作。孔子使《春秋》舊體獲得新“義”，借史的質地行使了經的功能。孔子又以《春秋》授門人弟子，其講解闡釋為“七十子之徒”所承繼所發揚，遂使這部孔子《春秋》成為儒家特有的經典，並以此為依歸形成孔門《春秋》學。
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及其後學又各以所得所悟授徒講學，不斷闡釋發揮，《春秋》之“義”也便越來越豐富，同時也使同出孔門的《春秋》學漸次分化，“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自此而後，形成了學風不同、宗旨有別的眾多《春秋》學派，並由此產生了數量極為繁富的《春秋》著述。曆代各種文獻於此記載甚豐，先是《漢書·藝文誌》六藝略下設《春秋》類，載錄《春秋》學專門著述，後來發展演變，自《隋書·經籍誌》之後，遂歸立於經部《春秋》類。
二
欲了解曆代《春秋》著述源流，鄭樵《通誌·藝文略》、朱睦《授經圖義例》和朱彝尊《經義考》值得特別重視。
鄭樵（1104—1162），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稱夾漈先生。鄭樵不應科舉，勵誌苦讀，博古通今，學究天人。《宋史》卷四三六有傳。《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曾雲：“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樵者。”生平著述八十餘種﹐今存《通誌》二百卷、《夾漈遺稿》三卷﹑《爾雅注》三卷等。《通誌·藝文略》在分類上一變舊規，大膽創新，先分十二大類，大類下再分小類，小類中再分種，分別著錄各種文獻。經類為一大類，下分《易》、《書》、《詩》、《春秋》、《春秋外傳國語》、《孝經》、《論語》、《爾雅》、《經解》九小類。就《春秋》學文獻而言，包括《春秋》和《春秋外傳國語》兩小類，其中《春秋》小類分為十三種：（一）經，8部60卷。（二）五家傳注，23部451卷。（三）三傳義疏，15部339卷。（四）傳論，104部936卷。（五）序，8部10卷。（六）條例，24部235卷。（七）圖，6部29卷。（八）文辭，4部20卷。（九）地理，5部6卷。（十）世譜，17部135卷。（十一）卦繇，2部3卷。（十二）音，13部42卷。（十三）讖緯，6部67卷。《春秋》小類凡13種246部2333卷。《春秋外傳國語》小類又分為四種：（一）注解，5部104卷。（二）章句，1部22卷。（三）非駁，1部2卷。（四）音，2部4卷。
《春秋外傳國語》小類凡4種9部132卷。綜計二者，凡255部2465卷。
鄭樵曾在《編次必謹類例論》說：“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又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兼之“廣古今而無遺也”的著錄原則，所以《通誌·藝文略》這種細分類目，不僅條理清晰，詳盡博贍，且能剖析派別，彰明學術源流，給後世以很大啟發。
朱睦（1517—1586），字灌甫，號西亭，明周定王朱橚六世孫。覃精經學，尤邃於《易》、《春秋》。著有《授經圖義例》二十卷、《經序錄》五卷、《五經稽疑》六卷、《韻譜》五卷、《異林》十六卷、《陂上集》二十卷等。《明史》卷一一六有傳。朱睦受到《崇文總目》所載《授經圖》和章如愚《考索圖》之啟發，鑒於“蓋自東漢而下諸儒授受鮮有的派”，遂別創新格，編成《授經圖義例》一書，其《授經圖義例序》雲：
餘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嚐請業及家學者，各為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谘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為何如人也。餘既為圖，複捃摭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曆代經解附之，厘為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授經圖義例》又經黃虞稷和龔蘅圃“重為厘正”，多有增易改定。
黃虞稷《授經圖義例序》表彰此書之功用，雲：“授經諸圖見於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複加厘定，並采諸儒言行列為小傳，由是師友淵源，燦如指掌。
自漢以後，晨星相望，專家雖不逮漢儒，而亦多有纘承，惜其未暇補入。然傳注、義疏、序解、辨問條，犁然各具於圖之左方，覽者因目以求其書，則得矣。”《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對《授經圖義例》評價亦較高，雲：“是編所述，經學源流也。……然朱彝尊《經義考》未出以前，能條析諸經之源流，此書實為之嚆矢，正不以有所點竄，並其原書而廢之矣。”
今《授經圖義例》卷一三至卷一六是《春秋》卷，卷一三著凡例，卷一四為授經之圖，卷一五為諸儒傳略，卷一六為諸儒著述附曆代《春秋》傳注。
《授經圖義例》將曆代《春秋》著述分為十六類，在類目上明顯受到了《通誌·藝文略》的啟發，即：（一）古經，1部12篇。（二）石經，10部109卷。（三）章句，6部158卷。（四）傳，29部448卷，其中1部闕卷。（五）注，47部699卷。（六）集注，33部677卷。（七）義疏，75部1203卷。（八）論說，235部2589卷，其中2部闕卷。（九）序解，8部9卷。（十）類例，42部370卷。（十一）圖，19部70卷。（十二）譜，33部247卷。（十三）考正，31部219卷。（十四）音，25部110卷。（十五）讖緯，8部74卷。（十六）國語，16部242卷。綜計凡618部6881卷又355篇，其中3部闕卷。
這是繼鄭樵《通誌·藝文略》之後，再次對曆代《春秋》著述細分類目分別著錄者，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也都是前所未有的。繼朱睦之後，更益轉精，集大成者乃是朱彝尊《經義考》。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自幼好學，肆力經史。康熙四十四年（1705）特賜“研經博物”匾額。《清史稿》卷四八四本傳雲：“當時王士禎工詩，汪琬工文，毛奇齡工考據，獨彝尊兼有眾長。”彝尊又工書善畫，淹博精深，一代大家，為世所稱。著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曝書亭集》八十卷，編有《明詩綜》一百卷、《詞綜》二十六卷等。
《經義考》是朱彝尊辭官後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三十八年（1699）間撰成的，原名《經義存亡考》，康熙四十四年（1705）開始刊行，當時僅及半部。乾隆十八年（1753）盧見曾於淮南朱彝尊之孫朱稻孫處獲睹《經義考》未刻部分的原稿，始重新編纂校勘，增加凡例，於乾隆二十年（1755）補刻完成，改名為《經義考》。朱彝尊受到朱睦《授經圖義例》、《經序錄》以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之啟發，別加變造，詳考曆代經學文獻存佚情形，創為一書，集經學目錄之大成。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三《寄禮部韓尚書書》雲：
彝尊……見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遺編，失傳者十九，因仿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雖絕，大義間存，編成《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毖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而以通說終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評價《經義考》雲：
是編統考曆朝經義之目。……毎一書前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次列存、佚、闕、未見字，次列原書序跋、諸儒論說及其人之爵裏，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語於末。
雖序跋諸篇與本書無所發明者連篇備錄，未免少冗。……彝尊是書乃以專說一篇者附錄全經之末，遂令時代參錯，於例亦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間，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雲詳贍矣。
《經義考》搜羅宏富，考證賅洽，合千誌為一誌，集萬目為一目，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實為經學專科書目中最為重要之作，影響至為深巨廣遠，自問世迄今已曆三百餘年，仍無可替代。
《經義考》載錄先秦至清初《春秋》著述凡1233部。如果再加上有清一代著述，則可推算先秦至清曆代《春秋》著述總量。章鈺等編《清史稿藝文誌》為清代著述總目性書目，但其並非有書必錄，而是別有刪選，遺漏甚多。後武作成編成《清史稿藝文誌補編》，增補清人著述一萬多種。王紹曾又主編《清史稿藝文誌拾遺》，旨在為《清史稿藝文誌》及《清史藝文誌補編》拾遺補缺，共著錄清代著述達五萬四千多種，超過《清史稿藝文誌》及《補編》兩書收錄總數一倍有奇。若將《清史稿藝文誌》、《清史稿藝文誌補編》以及《清史稿藝文誌拾遺》三書合並，實已可大體視為清代著述總目。通計《清史稿藝文誌》著錄《春秋》著述凡251部1830卷，《清史稿藝文誌補編》著錄凡94部741卷（內不分卷者1部），《清史稿藝文誌拾遺》著錄凡537部3450卷（內不分卷者90部），綜計清代《春秋》著述凡882部6021卷，內不分卷者91部。
《經義考》著錄《春秋》著述凡1233部，去除所錄清初著述凡31部，則清代以前著述凡1202部，加上清代《春秋》著述882部，可知先秦至清朝曆代《春秋》著述總量凡2084部。實際上，據筆者普查通計，《春秋》著述兩漢三國凡139部，兩晉南北朝凡120部左右，唐五代凡89部，兩宋凡591部，元凡140部左右，明凡260部左右，清凡882部，故綜計總量實當在2200部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