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楊漣的信劄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楊漣去官之後，念念不忘的還是國家社稷。他在寫與高攀龍的信中，除了問候故舊之外，最關心的還是朝局，並將希望寄托在錢謙益身上。但此時，楊漣還未意識到自己大禍臨頭。
故而我們結合史料分析，此信當寫於天啟四年十月至天啟五年六月楊漣被捕之間。
四
誠如顧廷龍先生所言：“名人尺牘，箋紙精良，書法灑脫，文字雋永……熔書文紙一爐，不其美哉？”沈津：《書韻悠悠一脈香》，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頁。古代的名人尺牘，往往有著較高的藝術價值，不僅如此，由於熊廷弼、楊漣均為明代著名官員，二人在明末政治史上均有重要地位，且是明代天啟年間“封疆案”、“東林六君子案”的關鍵人物。此二通書劄如為真跡，則當具有較高的文物與文獻價值，是當時紛繁政局的有力見證，加之有清代著名書法家何紹基與官員吳大廷的題跋，使這封書劄更有文獻與藝術價值。
但是，筆者認為這兩通書劄中仍有疑點。
首先，從內容上看。這兩通書劄和文集當中所收入的文字有不少出入。有些顯然是文集的錯誤。如楊漣之《楊大洪集》有“段幼老謂我輩當尋得一沉渾樸毅人……”而UBC楊漣手劄為“段幻老”。段幻然為萬曆、天啟年間官員，高攀龍文集中有多封與他的信件，題為《答段幻然》、《與段幻然》等（清）高攀龍：《高子遺書》卷八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2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顯然《文集》中的“段幼老”為誤。但還有一些文字出入則讓人疑惑。如熊廷弼手劄中有一段文字為文集所無：“今時情又欲借不佞為題以逐諸老而殺不佞，徒以虛為之情受實殺之禍，試看王楊諸疏，不知南翁亦心動否？古人雲：‘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如其不然，則不佞一身之死何足輕重，亦毫不以為言也。諸不一。廷弼再頓”。“今時情又欲借不佞為題以逐諸老而殺不佞”，當指“東林六君子案”，而此案發生於天啟五年，然而收信人鄒元標於天啟四年已逝世，熊廷弼沒有必要向一位逝去的人求救。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熊廷弼在獄中消息不暢，未知此時鄒元標已不在人間。
另外，一般說來，手劄屬第一手文獻，可信度較高。然而，將楊漣信劄與文集同篇內容相較，信劄似為文集同篇文章之刪節版，如楊漣手劄第11頁：“……君命，一行吾素。若以為辱，必詭而為方巾行服，隻在紗帽、小帽上看榮辱，付君命於不必……”這是書劄當中完整的一頁，然而在文集裏，這一段的中間插入了：“人或謂過，不肖謂比如為副院，當花金花蓋矣，斷不肯青蓋花銀，今與我民矣。”可見書劄所不載之內容並非書劄缺頁所至，而是在書寫時即如此。這裏有兩種可能，其一，由於後世對這些文字傳錄既廣，在楊漣集印行時，傳播者或刊行者以意改之；其二，書劄內容為作偽者據文集內容偽造，由於某種原因而未完全依據文集抄寫，僅作了部分刪節。
其次，從形式上看。此二通手劄藏印累累，曆經多位收藏家賞鑒，當較為可信。但與傳世熊、楊二人手劄之筆跡相較，有些一致，有些則不同。以下是楊漣手劄筆跡與一傳世筆跡的簡單對比。
沈雲龍選輯：《明清史料彙編》第7集《楊忠烈公、左忠毅公遺劄合璧（清柳商賢藏）》，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經比較，較之傳世楊漣書劄，UBC所藏楊漣書劄字體較為圓潤，兩份楊漣書劄當中的“人”、“當”等常見字在寫法上也有較大不同。這兩份楊漣書劄中是否有一偽作，或分屬楊漣不同時期的作品？待考。
而何紹基跋語之下“蝯”字章與常見何氏之“蝯”字章亦有相異之處。
可見，兩款章的風格相似，但具體形態尚有區別。當然，不排除何紹基有多款“蝯”字章，隻是筆者經眼有限，未曾遍覽罷了。在此，筆者謹將以上問題一一附在文末提出，以求教於方家。崔偉：《附錄：常用印章》，《中國書法家全集何紹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頁。
總之，海外蘊藏著為數可觀的中國文獻，它們也是研究中華文化的寶貴資源。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使UBC所藏中國文獻受到更多海內外學者的關注感謝中國書協會員、寧波書畫院特聘畫師沈元魁先生、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以及浙江圖書館善本部蘇立峰先生對本文提供的無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