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元標在光宗朝官至都察院左都禦使，極有號召力，明史稱：“時群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為黨魁詳見（清）張廷玉：《鄒元標傳》，《明史》卷二四三。”。天啟四年，鄒元標以閹黨勢盛，辭官歸裏，遂病卒於家。
據明史記載：“（天啟二年）二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禦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並論死”詳見（清）張廷玉：《熊廷弼傳》，《明史》卷二五九。可見鄒元標直接參與了熊廷弼案件的審理，對照書劄當中的“仆本聽勘南歸，南翁以流言，故諭令來京”相合。
三
楊漣此封書劄，亦被收入楊漣之《楊大洪集》之卷下，題為《與高景逸》，內容亦大致相同，茲比較如下。
明代自萬曆中葉開始，言官和一般士大夫中比較能主持正義的就是東林黨人。他們主張開放言路、改革弊政，得到當時社會較為廣泛的支持，但同時由於在政見上過於壁壘森嚴，東林黨人樹敵極多。當時，與東林黨見解相異的還有齊、楚、浙三黨。在東林黨與其餘三黨的政治鬥爭中，三黨的聲勢漸漸趨於下風，為了與東林黨抗衡，三黨的成員開始投奔宦官魏忠賢，希望與閹黨聯合來抵製東林黨。而天啟三年的“京察”事件，成為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導火索。
天啟初年，東林黨人鄒元標任大理寺卿，趙南星任吏部尚書。天啟三年，由趙南星主持考核官員的儀式，即所謂的“京察”。由於門戶觀念，他利用“京察”，將齊、楚、浙三黨的官員幾乎貶斥殆盡。三黨成員心有不甘，遂依附魏忠賢，希望魏忠賢除去東林黨人。在魏忠賢的指使下，東林黨人中反三黨的主力官員——汪文言下獄，副都禦史楊漣對此極為憤怒，加之平素就對魏忠賢把持朝政不滿，於是慨然以“二十四罪”參劾魏忠賢。然而熹宗當時已經完全被魏閹所蒙蔽，不僅不捉拿魏忠賢，反而切責楊漣。為報複楊漣，天啟四年十月，魏忠賢以“無人臣禮”為由，將楊漣革職為民。此時，熊廷弼的“封疆案”還未最後終結。天啟五年六月，魏忠賢指使爪牙將已卸任的前副都禦史楊漣、僉都禦史左光鬥、給事中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等六人投下監獄，說他們受了熊廷弼的賄賂，即“東林六君子案”。魏忠賢指使黨羽將楊漣抓捕來京。楊漣於天啟五年七月遇害。同年八月，熊廷弼亦被處以死刑。不久後，魏忠賢又以另外名目抓捕東林黨人高攀龍等人。經過這兩次事件，東林黨元氣大傷，魏忠賢更加權焰衝天詳見（清）張廷玉：《熊廷弼傳》，《明史》卷二五九；（清）張廷玉：《楊漣傳》，《明史》卷二四四。相關專著詳見：謝國楨：《東林黨議及天啟間的黨禍》，《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第三章，2005年版，第35—54頁；（日）小野和子：《天啟的政局》，《明季黨社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232頁等。
回到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領臭罵一頓而歸”，“忤權奸一局而得微罪”，指的當是楊漣彈劾魏忠賢，但不久革職返鄉事，手劄中所提“隻落得一去卸擔”，“不肖生春明之後一路騎馬，落店到家”，正與前述史實相合。
文中提到的錢受之，即錢謙益。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常熟人。明末他曾作為東林黨首領，頗具影響。後降清，為清禮部侍郎。
天啟四年，曾被罷黜的東林黨人錢謙益被召回朝廷。然而不久後的天啟五年，“東林六君子案”事件爆發，閹黨作《東林點將錄》，錢謙益名列其中，同年，錢氏再次削籍南歸詳見王鍾翰點校：《錢謙益傳》，《清史列傳》卷七九，中華書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