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重複”說明“等同關係”固然是看到了詩歌用情表情之強烈執著，但是作者之所以要用“等同關係”一詞界定“重複”，更重要的原因是可在這等同關係的平台上清楚地看到中英詩歌裏“情景”和“意象”的分野：前者雖經詩人匠心安排取舍，仍存在於外在世界，與詩人內心世界相映對照，互為表裏；後者則幾乎完全是從外在世界抽離而成為詩人比喻的工具，是聽命詩人的仆人。彭斯的玫瑰無意要人們看到它生長的處所，而《詩經》裏的關鳩可就“一衣帶水”地呈現了它鳴唱的水洲。對這看似無關宏旨的差異，作者認為是絕對不容忽視，至為重要的，並指出“意象”和“景象”的差別不僅應從詩歌作品層麵區分，更應深入其文化思維層麵而一探究竟。因此，孫氏在這本著作裏用兩章的篇幅，分別在第三章就詩歌層麵上列舉中英詩作具體比較“情景”和“意象”的差別，更在第四章引用中西文化及文論經典闡明中西思維模式對詩作表情語言的影響。這種嚴謹慎重，有層次地，由詩歌層麵深入文化思維層麵，區別“景象”和“意象”的根本差異的研究方法，的確和其他中西詩論者將兩者混為一談的觀點是大相徑庭的。這是因為作者在這兩種中英詩歌表情主軸裏看到了它們在深層文化思維層麵的根本差異，而認為必須溯本追源的緣故。把這種根本差異定位在中西文藝中心思維的“興”和“模仿”更是此書點睛之筆。作者敏銳地指出，“興”源自中國天人感應的一元思維文化，以隱約的姿態引發詩詞裏情景親密無間的關係，是中國詩詞簡約含蓄與天地息息相關的精神所在。因此“興”不僅是中國詩詞情景關係的觸媒，同時更是它們的文化源頭。以同樣犀利的眼光，作者看到了“模仿”和中國的“興”一樣，既和“義象”有密切的關係，又是主導其“物我”對立的宇宙觀，因而和“興”一樣，可由其了解“義象”的文化源頭。作者特別指出這裏所討論的“模仿”不是狹義的文學如何“模仿”人生現實（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是它所揭示的二元思維體係以及在這體係下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歸根結底，正如作者所說，無論“情景”或“意象”所反映的其實都是各自思維體係下人和外在世界的關係。以這樣宏觀的視角，經細致而邏輯性強的步驟，根據中西詩論，將“意象”和“情景”分別和“興”與“模仿”緊密聯係起來，進而比較中英詩作的根本異同是此書最精彩、最具創意的論述，其意義是深廣的，超越了中英詩歌比較的範疇。
最後要談的是為這部著作量身定製的比較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即使作者的立意和內容再好，若無恰當的方法，終究是徒然的。因此，作者在“導言”之後，在展開所有論述之前的首章，就以“創建中英詩作公允比較平台”為主題，專門討論它的重要，並以中英兩首詩歌具體演繹建立這一平台的步驟。在中西文學比較裏，這可說是史無前例的。當然，更重要而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把在首章創建的公允比較原則，在書裏各個章節一一貫徹，使讀者不但增進了對所比較詩作的了解，還認識到了相異文學作品比較的特殊意義。正如作者所言，唯有在平等公允的原則下進行比較，才能真正產生彼此互惠的效果。
所謂平等公允的原則和方法，如作者所示，就是在中英詩歌音、意的關鍵處看到了它們共同或相通的地方，更進而能由其同通之處見其差異。作者在音韻的形成方麵，看到中英文字和語法雖然源自完全不同的語係，差異甚巨，但都不約而同地利用文字本身及其基本組成要素為重複疊用的對象。在表情方麵，情況雖然複雜許多，但原則不變。中英詩作無論文字、文學傳統和文化背景等都無絲毫相同之處，但是，作者也在兩者的表情語言裏見到了它們在關鍵處相同的地方：兩者都不約而同地用外在世界，尤其是無所不在而又形象生動鮮明的大自然，具體而微地落實、傳達詩人內心抽象迷離之情思。作者在首章論及中國詩詞“寓情於景”和英詩“metaphor”裏“借象立意”之相通處建立了一個初步的公允比較平台。在第三、第四兩章依此而逐步營造的一係列“等同關係”及比較架構，則循序而進地由詩歌層麵深入文化思維層麵，具體而微地真正落實了這個在相異文化間之文學比較的最關鍵的公平原則。作者如此嚴謹地尋覓中英詩作的相通處，並據此創建公平原則，為的就是要真正探究它們的分野。否則，何談分野，更遑論比較？
該書為中西文學比較建立了堪稱典範的模式，尤以其創製的建立在公平原則上綿密周全的比較架構，和據此而進行的具體比較為最具意義的創舉。縱觀全書，構思細致精到，論述旁征博引，文字優雅簡練，是創新而不標新，用古而不泥古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