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內容。一本書的立意，基本上決定了它的內容。這對一部構思縝密、結構嚴謹的著作來說，更是如此。除序言、導論和最後的結語外，這本書共分四章。首章論如何創建中英詩作之公允的比較平台，次章專論中英詩歌的顯性疊用（音韻），第三、第四章則論述中英詩歌的隱性疊用（意蘊）及其文化思維層麵。總的來說，這本著作的內容是紮實、豐富的，是結合理論與實際詩作的；既全麵深入詩歌的內涵，又從多元角度研討比較中英詩歌的文化環境和曆史淵源。在選材方麵，因為比較的重點是詩歌的核心本質，因此這部書不像其他同類的論著那樣，隻比較片段的中英詩歌，而是以整個中英詩歌傳統為比較對象，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佳作進行比較。故其範疇包括《詩經》、《楚辭》、樂府和唐宋詩詞，以及現存最早的公元7世紀卡德蒙（Caedmon）的“讚美詩”（Hymn），到20世紀的英美詩作。作者認為，唯有通過如此規模的比較，才能真正凸顯在單一文學傳統裏不易覺察的特性。同時，正因為其重點是詩，所以該著作不像現今許多論著那樣，利用詩歌為某種設定的理論——尤其是西方的理論——服務而曲解詩歌本身，甚至也曲解了想刻意標榜的理論。作者以開明通達的態度認定理論是為詩歌服務的。因此，如魯迅的“拿來主義”般地取用了古今中外任何可以啟發對詩歌音、意本質了解的論說。
這裏，抽取該書在詩歌音、意二元方麵論述之一二要點，以見其內容梗概。因詩歌在音韻方麵的疊用，無論雙聲、疊韻、複遝、重章等都訴諸感官，顯見易聞，作者名之為“顯性疊用”。除將中英詩作就其以字音、個別文字、詩句、詩行和詩章為單位的疊用由小至大分別羅列，比較其異同外，作者對詩歌“音韻”的曆史成因以及它內在的美學功用等相關問題亦多有精辟論述。由於解說生動活潑，文字優美，不但重新喚起了讀者對詩歌音樂性的注重，更進而使讀者了解音意二元雖在書裏分章討論，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作者所言中英詩人都是最能妙用文字特性的，不但譜寫出詩歌所獨具的音樂性文字，更擅長音意結合，與心中感情，湊泊無間，創造人間絕妙好辭。
在內容方麵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中西詩歌表意方麵的比較。首先，作者認為和詩歌的音韻一樣，表意的模式也是用重複連續的方式發抒詩人縈繞心際，揮之不去，卻又不得不發的感情。與音韻的“顯性疊用”相較，詩人的表情手法，恰好相反，是秘而不宣的。這正如作者所說，詩人畢竟是最擅長語言的能人，不甘心一再使用同樣的字語抒發內心的情懷，而是用最隱秘機巧，且變化多端的方式不讓人知道他們從頭到尾都是在說一件事。作者所以用“隱性疊用”一詞概括抒情詩的表情語言，就是要強調這種語言的執著性是絕不外露的。這樣把詩歌內在的特性定位在音意二元的重複疊用上，彰顯詩歌在表情方麵特別強烈的執著，並以之作為中英詩歌比較的平台的確是作者的創見。
而以中英詩歌最典型最常見的表意模式為比較核心，即中詩的“情景”和英詩以metaphor（比喻）為主的“意象”的比較，作者更是切中要害地概括了中英詩歌表意語言的精髓。孫氏和其他論述中西詩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正視這兩者之異同，並在其相通處建立公允的比較平台，從而分辯其根本差異。而這一比較平台的建立是細致的、循序漸進的。孫氏先將情景二者和西方意象中的喻旨（tenor）和喻依（vehicle）聯係起來，並認為它們都是詩人假外在世界的具象表達內心情思的一種表情手法。在此，孫氏提出了在比較中最重要的概念：公允的比較平台，也就是被比較雙方彼此共有或相通的比較層麵。孫氏在“情景”和“意象”之間看到了這一麵，而且進一步認為兩者都是詩人獨具慧眼在外象和內情之間創立並營建的“等同關係”。這觀點不但是她的首創，而且認為這種“等同關係”，其實就是“重複”，就是“疊用”則更是言人所未言的灼見。在此，不妨引用書裏一例說明。《詩經》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求偶的水鳥和思春的少年在詩人眼中是內外呼應，互相引發的一種“等同關係”：水鳥唱出了少年的心聲，也因此而重申了他的心聲。英國詩人彭斯（Robert Burns）的名句“O 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我心愛的人就像那紅紅的紅玫瑰，是六月初綻的花朵兒）是把情人和嬌紅的玫瑰等同其來，讓世人感受到她的青春美豔：玫瑰是情人嬌美的化身也由此而重複了情人的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