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作者重點敘述了情感言論中的一次重要的轉折。隨著弗洛伊德和他的性心理學說被介紹到中國，性和愛的分離以及單獨爭取合法性的需要逐漸顯現，並且使得愛重新放在需要被定義的位置上。作者選擇了三個個案進行研究：潘光旦為著名女詩人馮小青寫的心理傳記、袁昌英運用弗洛伊德女性心理重寫的三幕劇《孔雀東南飛》和施蟄存運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重新講述的《水滸傳》故事，描寫了性心理、揭示了潛意識。
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回歸到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她著重於民族主義對於愛的定義，尤其是強調把文學的現代性當作一個整體。
第六章，通過對魯迅（1881—1936）經典作品的重新審視，凸顯出魯迅對於當時社會大眾缺乏愛與同情的展現。作者進而強調追尋作為一個國家民族的討論應更多檢視國家同情與民族性格的關係。“五四”時期其他的雜文也多通過宣告儒家秩序的失敗或者它的偽善展現對傳統儒家秩序的反抗和對情感掌控權的爭奪。本章最後通過重讀鬱達夫（1896—1945）的《沉淪》反映錯誤的國家同情的邏輯。
第七章，作者分析了晚清時期的兒女英雄體裁的新形式“革命加愛情”。作者主要關注黨派間左翼和右翼是如何規定和平衡這種流行的文學體裁，並且重申集體的優越性以及否定個人。作者列舉了蔣光慈（1901—1931）、丁玲（1904—1986）、陳泉（1903—1969）和其他熱衷於將充溢著享樂與焦慮的商業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化的作者。作者顯示出這個明顯公式化的文學體裁事實上有悖於它的初衷，它把愛情置於較革命次之的位置上。同時，抗日戰爭（1938—1945）和解放戰爭重新定義了文學和文化。在社會主義時期，愛這個主題逐漸被新的激進的主張隔離起來。
在結論部分，作者引用了小說《紅字》中的話：“愛是心的初始語言。”作者運用情境化和曆史化的手法突出了人們對愛的通常理解。愛的母題在現代社會和國家主體的轉型中起到了無可否認的重要作用。本書作者對比了西方與中國在對愛、情感的表達和理解之間的區別。西方對情感最基本的假設是它是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行動的基礎。社會關係通過情感的基礎形成並且保持。任何關係如果是基於不真實的情感都將變得空洞並且會走向消亡。西方社會對於情感投入了巨大的時間、金錢和努力來促使、保持和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係，並且認為個人情感是高於一切的。個人情感是社會關係創造和更新的源泉。
與此相對的是中國對於情感的理解。中國人從來沒有將社會關係和社會秩序與個人情感生活聯係在一起。雖然中國人保有豐富的情感生活以及與情感生活有關的社會經曆，但是這些情感並不被認為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基礎，或者會對社會生活產生各種影響。所以，中國人的情感經曆沒有正式的社會性後果。真誠隻是被作為合適的文明需要而存在，並不影響人的內在情感。正常的社會行動與廣泛文化認同的語言和行動準則相聯係，而與人的內在情感並無聯係。
因此，強調情感是新的社會秩序的合法化基礎，也是中國現代性追求的轉變基礎，是本書的重要意義之一。有關情感的理念的理解，上承晚清時期對於“情”的關注，曆經浪漫主義對於戀愛自由的提倡以及弗洛伊德性心理學說在20世紀早期的傳播，盡管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定位，始終在社會、文化和政治的變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紀初葉，隨著大眾媒體的興起，情的文學作為市場風向標而成熟。隨後，五四運動推動鴛鴦蝴蝶派成為邊緣文化，不再占據主要的市場。情感被置於革命的話語結構中。無論是儒家、啟蒙還是革命話語，情感在每一階段蘊含著不同的對於主體性、價值觀以及集體價值的探討。它們從不同的角度訴說著現代性的根本困境：如何確認日常生活的價值和尊嚴，同時又不放棄對於更高境界的追求，不否認英雄與崇高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