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清末散文：古文的最後一次輝煌
“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麵。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
這是姚鼐在《登泰山記》中的一段描述，他不僅寫出了日出的全過程，而且從顏色和氣象兩個方麵，生動地描述了泰山日出的壯麗景象，又融入了自己的獨特感受，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桐城派發展到姚鼐時期，不僅在理論上有了新的總結和發揮，影響也更為擴大。
桐城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劉大魁、姚鼐等均係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參與作家之眾、播布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久，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桐城派文論體係和古文運動的形成，始於方苞，經劉大魁、姚鼐而發展成為一個聲勢顯赫的文學流派。方、劉、姚被尊為“桐城派三祖”。
桐城派的奠基者為方苞。他的理論核心是“義法”。他主張維護理學道統，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與歡迎，“義法”也就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論文綱領。方苞的文章大多為崇道明經之作以及墓誌碑傳之類應用文字，道學氣味很濃，但選材精當，以凝練雅潔見長，最易見其“義法”。
繼承方苞的是劉大櫆和姚鼐。劉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在桐城派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在“義法”的基礎上，以“義理、書卷、經濟”的行文之實，擴大“言有物”的內容，是姚鼐“義理、考據、詞章”的先導。劉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鏗鏘上口，音調高朗，有韻律之美。劉大櫆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對後來桐城派文人影響頗大。
對桐城派理論作出新的總結和發揮，使之影響更為擴大的是姚鼐（1732—1815年，字姬傳，世稱惜抱先生，乾隆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姚鼐進一步概括文章的風格為陽剛和陰柔兩大類。他認為這兩種風格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廢。這一看法已觸及到豪放與婉約、壯美與優美等重要的美學範疇，在文學理論上有著重要的開拓。同時，他還指出陽剛與陰柔由於程度不同的相互配合，可以產生各種變化，雖有偏勝但不可極其一端，不能是絕對的陽剛或絕對的陰柔。這方麵的論述涉及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風格美學問題，歸納簡明而切實，對於後來的文學藝術風格的分析有很大影響。
姚鼐既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又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桐城派至此才發展到了成熟階段。姚鼐主講江寧、揚州等地書院四十多年，門下弟子甚多，由此桐城派發展到全國的範圍。姚門中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號稱“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嚴守桐城“家法”，又汲取柳宗元、歸有光古文的長處，成為繼姚鼐之後的桐城派領袖；方東樹在理論上多有闡發，並把古文理論推衍到詩歌和書畫藝術領域，進一步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
嘉慶年間，正當桐城派極盛之際，江蘇陽湖人惲敬與武進人張惠言接受桐城派的影響，又對桐城派文論做了一些新的修改；因武進原屬於陽湖，故稱之陽湖派。惲敬是桐城派的後裔，但他不願完全拘束於桐城派的範圍，又認為桐城派內容單薄，故對它進行了完善。他合駢散為一體，使行文更有氣勢，而且兼學子史百家。但是這一派的活動也僅限於陽湖一隅，並未形成很大的影響。
桐城派古文推向中興局麵的，是曾國藩。曾國藩早年就傾慕桐城文。為適應時勢的需要，他對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了個人的見地，使古文適應時代要求，以糾正桐城派空談義理、脫離實際的傾向；又進一步調和漢學和宋學之爭，以爭取更多人的支持，並擴大古文的傳統，由八家上推至先秦兩漢，擴大了桐城派古文的學習範圍。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票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恥。”（摘自《湘鄉昭忠詞記》）
在當時，曾國藩的文風可以說是造就了一代風氣。這也和曾國藩的觀點、視野較為開闊有關。他在不少地方克服了前人的偏狹，有較多的合理性。這些從理論和創作上對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後人稱之為“湘鄉派”。曾國藩還喜歡招攬人才，一時文人學者，不少投奔到他的門下，其中不少人負有文名，尤著者為張裕釗、吳汝倫、薛福成、黎庶昌，世稱“曾門四弟子”，而吳汝倫更被視為桐城派的最後一位宗師。他們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議論文和海外遊記，給桐城派帶來了全新的氣象。
而同時，馮桂芬、王韜、鄭觀應等為代表的新體散文，開始出現在文壇上。這實際上是經世文的進一步發展。馮桂芬思想屬於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派，文章卻不為桐城派所籠罩。他也主張“文以載道”，但將“道”的內涵由傳統儒家、程朱理學等擴展到舉凡典章、製度、名物、象數等，幾乎都可以進入“道”的範疇。而王韜長期居住香港，曾多年漫遊、生活在海外，思想更為開放。他針對時務，直抒己見，擔任報紙主筆，許多文章發表在報紙上，實首開報章文體。這一類文字，可視為從舊式散文到梁啟超新式“報章體”文字的過渡。稍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繼續承襲了這一發展趨勢。
許多近代啟蒙思想家們為了宣傳自己的社會改革理想，擴大社會影響，開啟民智，他們需要創建一種更加通俗、人人可懂的新文體。這種新文體經過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嚐試，終於在梁啟超筆下正式形成。
康有為的散文，特別是前期的散文氣勢磅礴、汪洋恣肆，時散時駢，一掃傳統古文程式，成為梁啟超新體散文的先導。譚嗣同思想激進，喜歡“沉博絕麗”的魏晉文，行文能糅合駢散為一體。他的散文議論縱橫，筆墨潑辣，鋒芒逼人，正如他的思想一樣，能衝決一切羅網。他頌揚過“報章文體”，還曾用白話體編寫《南學會講義》，對於促進散文通俗化有一定的貢獻。
戊戌變法前後的梁啟超，大張“文界革命”之旗，痛斥桐城派古文和八股文的僵化腐朽，積極倡導文體改良。梁啟超新體散文，文白夾雜，打破了各種文體的界限，將議論與敘述、抒情相結合。而且打破了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駢文、辭賦，甚至八股文、西學譯文，形成博采眾長而又獨具一格的寫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