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絹胡同鄭風胡
在北京的福建名人很多，各家都有聯絡，親戚關係。讀《鄭孝胥日記》，宣統三年、民國十三年等處，多次記到“過陳玉蒼”或“陳玉蒼來”等。一九三六年九月，我到小口袋胡同誌成中學讀初一，同座位一個小同學，滾圓的頭，白裏透紅的臉，斯斯文文，極為好玩……回顧我鄉下來的又土又野的樣子，真感到不好意思。但很快就熟起來了，我知道他名叫鄭風胡。他家住南溝沿屯絹胡同，出校門往西出小口袋胡同西口，過馬路往西不遠就是，比我家近多了。我中午放學不回家，隻在校門口小飯鋪吃中飯，他卻每天回家吃飯。而下午放學我往東走，他往西走，也不能在一起，因之他幾次約我到他家去玩，我都沒有時間。有一天上午第四節課老師告假，我們沒有課，便到他家玩了。他家在屯絹胡同進口不遠路北，高台階大門，兩進大四合，他住後麵院，出來時他帶我穿過中間客廳，牆上掛一對大紅木框鄭孝胥寫的楷書，給幼小的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在家中常說起，父親早已給我講過鄭孝胥的字寫的多麼好，我早已知道鄭孝胥的名字了。我當時知道他是鄭孝胥孫子，後來又聽人說是侄孫。是孫子，還是侄孫？到現在我也弄不清，鄭孝胥和他弟弟鄭孝檉、字稚辛，子女孫男眾多。《鄭孝胥日記》有兩處記到“風胡”的名字，讀其《日記》，最使人憤慨的是民國二十六年陰曆十月的這一段所記。這時已是一九三七年陽曆十一月底，日本侵略者已進入北平三個多月，他仗日本侵略者和偽滿勢力，偽滿“國際觀光局長陳覺生（此人抗戰開始不久即被刺死）”送他免費車票到北平，他《日記》中說：“辛未十月朔，自天津扈從至營口，至此實六年過五日。”無恥地以“勝利歸來”自居，至前門車站，他弟弟及子、侄們均來接，《日記》寫道：餘與稚辛（即其胞弟鄭孝檉）同車至屯絹胡同宅小坐，即同來西直宅。太田、角出（日人太田世雄、角出正則，實際是日寇隨行監視他的）來晚飯，留宿東屋。屯絹胡同是他家在北京老宅子，他弟弟、五兒子多年做虎坊橋京華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經營）經理，就住在這裏。西直門大街路南大宅子，是他三十年代初買了新建的。日記中記有“西直門大街三四號，五男鄭何居之”。有灰色宮殿式二層樓，很大，樹木很多。他像“衣錦還鄉”一樣，回到這裏……一時群魔亂舞，來看他的人，他去看望的人，天天亂成一團，他去看日寇侵略者，日本使館森島、日寇特務處頭子根本喜多、日寇警備司令山下、日寇同文會水野梅曉、顧問西田……見他的就更多了：江朝宗、池宗墨、瞿宣穎（即瞿兌之）、潘燕生（即潘毓桂）、惲寶惠、高淩霨、傅增湘、何庭流、柯昌泗、李景銘、程硯秋……知名人士，上百人。其時正是陳寅恪先生父親陳散原老詩人去世不久，十月十三日記：“至姚家胡同吊陳伯嚴之喪……賻二十元。”這些日子《日記》，兩處記到鄭風胡。十八日記雲：淑璋、小蘭、風胡來，得小七十七日信。二十日記雲：殷叔詳送席一，召淑璋、行夏、風胡、劉迪生來共食。《鄭孝胥日記》此行所記甚詳，還記他臨行在同和居請客，同鄉親友共四桌。聽戲聽馬連良《蘇武牧羊》、聽富連成、聽梁秀娟《十三妹》、聽譚富英《賣馬》、《碰碑》、聽金少山《鍘美案》，又到天津家（他天津也有家在英租界）見王揖唐、曹潤田（即曹汝霖）、章一山、金息侯、郭小麓等人（當時正醞釀北京漢奸政府），還聽小采舞（現還健在）大鼓、喬清秀墜子……都是研究抗戰初期，日寇漢奸上層活動的好資料，但與我的同學鄭風胡無關，所以不多引了。鄭第五子鄭何，還有女兒名“昆侖”，應是鄭風胡姐姐，也在誌成中學女校，也讀初一。我不認識，現在不知在何處？
正在鄭家宴樂之際，不要說當時南北戰場，日寇侵略炮火，百姓血肉橫飛，即北京城內老百姓，亦遑遑不可終日，不知如何生活，當時《鄭孝胥日記》即記有“楊子勤使其子持刺來告急，子勤七十三歲，日食麵少許。其室七十七歲，則與家人同食窠窠頭，有仆，從之三十餘年，為向街頭放重息者以三分利借數元度日……”這樣的窮困，也是他筆下記到的，其他可想而知了。當時我和鄭風胡讀書的誌成中學，直到十月間才勉強開學，原來初一五個班，這時勉強開了兩個班，我和他也不坐同座位了。他比較內向，抗戰後更少言寡語，說話就少多了。我也再未到他家去過。高中時，我坐在第三排，他坐在最後一排，不知為什麼？畢業後，即一九四二年夏，當時淪陷區，上海、北京火車暢通，他就回上海家中了。自此就再未見過麵。一九五六年我到上海工作，有一次在《解放日報》上，讀到一篇談醫藥衛生的長文，署名“鄭風胡”……自此之後，就再未見到、聽到這一名字。直到八十年代末，有一次晚間開電視，忽見鏡頭上介紹一醫生，說是去過西藏，還有一個老醫生的鏡頭，說是名叫“鄭風胡”……可是節目已近結束，一閃而過了。我未及時與電視台聯絡，又若幹年過去，記不清了。想來鄭風胡還在上海？可是“萬人如海一身藏”，找不到啊！
巡捕廳鄧家
我和曾經於二十年代末做過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鄧萃英氏的兒子鄧昌民、鄧昌國、鄧昌黎都是誌成中學同學，鄧昌民比我高三四班，後來上輔仁大學經濟係，好像和王光英是同班的。而鄧昌國、鄧昌黎則和我是同班的，都是一九四二年高中畢業考大學的，鄧昌國比我大一歲，鄧昌黎比我小一歲。他們二人初中是在育英上的，由高一開始，在誌成上。他們父親鄧萃英氏是誌成中學董事會董事長。但我認識他們卻很早，卻是很偶然的。
鄧昌黎母親姓何，是我家房東陳同孫先生夫人（我們一般稱她為大奶奶）的妹妹，都是福州何剛德家的姑娘。經常來皇城根打牌。陳家孩子們都叫她“三姨”，而傭人們不稱她“鄧太太”，卻稱她作“何先生”，因為她是北京市立醫院醫生，後來又做院長。再有鄧萃英先生另有大太太。而何是留學日本學醫的知識婦女，所以在家中地位特殊，稱謂特殊。我與鄧氏兄弟做同學已是淪陷後的第三年暑假後。而我認識他們卻在“七七事變”前一年多。當時我由鄉下到北京不到一年，在家中由家庭教師補習功課，暑假期間報許多學校的名，考各種學校，有一次在考西城一個學校時，已考完了，人都走了，忽見鄧昌黎母親帶著鄧昌黎、鄧昌國兄弟二人也在校門口一間空教室坐著休息。我和家庭教師也進去休息，一看這不是在皇城根大院中見過的嗎？這樣就談了起來，她們才知我是皇城根陳家大院房客家的小孩……至於她們常去皇城根，但他們是什麼關係，我也不大注意，隻是以一個鄉下孩子的眼光，注視他們樣子而已。當時鄧昌黎也不過十一二歲，小矮個子，眉毛很濃，是其特征。鄧昌國，十二三歲，十分白潔和藹。後來在高中及大學中都曾做過我的好朋友，在其他書中都曾寫文記到，在此就不多說了。鄧昌國後來又名“鄧健華”，因其大哥名鄧健飛。抗日戰爭勝利後，做北京中央信托局局長。“昌國”、“健華”亦可叫建華的音，鄧昌國解放前夕，隨其家人去了台灣，後到比利時留學，學音樂，拉小提琴。後回台北，做到台國立音樂院院長。太太日本人，沒有小孩。我後來再未與他見過麵。一九八八年鄧昌國曾回北京舉行過音樂會，其時我正隨“《紅樓夢》展覽團”出訪新加坡，一九九三年，我應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之邀，出訪台北，而鄧昌國已經作古了。住在“中研院”招待樓三樓，隔壁房住一自美國歸來的物理教授。早晚常見麵，說起來原是新竹清華畢業後留美的，是鄧昌黎的學生，常常說到“鄧先生如何、如何……”可惜我未問這位先生的姓名……鄧昌黎是淪陷時期輔仁大學物理係畢業不久，即去留美的。這兩年每次回北京，還常遇到他小學（北師附小）、大學同係同學李宗寶，常常說起鄧昌黎，回北京他們還常見麵，都是七十多歲人了。
“七七”前鄧氏兄弟到皇城根來，都是到同孫先生家走親戚。到淪陷中期讀高中時，鄧昌國有時到皇城根來我家，雖不像另幾位熟同學，三天兩頭來，有時坐的很晚才走。但也來過不少次，灰布校服、光頭，騎個舊自行車，他那輛車很好騎，我常借來騎。因為我的車常壞。他家有個同鄉親戚，由北京到南京參加汪偽政權，做偽官。姓什麼，我忘了，好像姓李？大概是他母親的近親。鄧昌國小名“四寶”，和鄧健飛、鄧昌民一個母親，娘家也是福建大家，但姓什麼？不知道。這個親戚是戲迷，到了南京，寫信讓給他買京劇唱片，他母親把這任務交給他，他拉了我陪他騎車西單商場、東安市場。到處買楊小樓、餘叔岩、梅蘭芳……的唱片，買了幾十張，又到郵局打包寄。那人也很有名，可是因窮（或其他原因）到南京做偽官。他說他父親就不去做偽官，不給日本人做事。北京、南京都派人幾次找過他父親，可是就未出山，隻在家賦閑。自然經濟條件也好。他父親字芝園，留日又留美，做教育廳長、大學校長，民國十年，歡迎杜威，去美國出席美總統召開之太平洋會議，均是代表，資格很老，聲望很高，住錦什坊街巡捕廳，是教育界名人，八年淪陷，蟄居北京，很不容易。大高個子，花白頭發，一九四八年秋去了台灣。
稅務專家李景銘
有位李景銘先生，福建閩侯人，光緒三十年甲辰，中國科舉製度最後一科會試中進士，與劉春霖同年。後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四年，學財稅。由宣統末年回國參加財政部任稅務工作多年，是稅務專家，是皇城根陳玉蒼尚書的門生，他有《齋日記》三十三函，數百萬字，未出版。他自己據日記編寫之《六二回憶》，記民國初年北洋政府財政界十幾年情況極詳。記到皇城根老尚書的情況不少，有兩點十分有趣。一是記民國四年袁世凱做洪憲皇帝，各省有籌安會勸進表，都是有名的領銜列名，如江蘇是繆荃孫領銜（據說酬金是兩萬銀元）、湖南是王湘綺領銜，福建則陳玉蒼領銜。二是民國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是甲辰會試發榜二十周年紀念。在聚賢堂（已拆，原在西單報子街東口路北，是住客、宴會的大飯莊）唱堂會，程硯秋唱《碧玉簪》，座客皆滿。同年唱和，其陳玉蒼師亦有詩二首雲：
觚稜舊夢尚依然，一曲《霓裳》集眾仙。
自笑選名參末座，曾看射策著先鞭。
春風桃李今猶羨，人間芙蓉景已遷。
裙屐少年燕市酒，雪泥留爪有鴻篇。
壯年十度予文衡，喜此珊瑚盡盛名。
中禁老臣幾凋謝，沉香新侶半耆英。
西風紫蟹愁邊句，秋日黃花宧後情。
願與故人常聚首，金台壇坫續前盟。
這是我僅見的皇城根老尚書兩首詩，沉鬱工穩，有翰苑風範。但他是哪一年鄉會試？我一直未查找過。他的歲數比鄭孝胥大十多歲，科甲成名可能鄭早。從詩中“自笑選名參末座”及“壯年十度予文衡”兩句看，甲辰科會試，（按是科考官是大學士裕德［旗人］、吏部尚書張百熙、左都禦史陸潤庠、戶部左侍郎戴鴻慈）他可能是同考官，即房師。李景銘是否是他房中所薦得中，就不知道了。再有庚子前他正在順天府府尹任上，北京東城貢院秋天北闈鄉試、春天會試，地方官是負重要責任的。他所說“十度予文衡”，即十次參加考試工作，是否都是作同考官，或外放過正副主考等，則未注意考證過，說不清楚，我作為他長房的房客，十三四年住在皇城根，後在上海，直到現在，幾十年與他的後人來往，友誼很深，卻說不清老尚書的科第，是很遺憾的。老尚書在李景銘、陳宗蕃等人文中，都稱他老師。因為陳、李二人是同年。是同時留學日本，陳在東京帝國大學學政治經濟。
李前後管了十四五年稅務，做到北洋政府財政部財賦司長，印花稅處總辦，美國太平洋會議財政專門委員，地方上及各大銀行都拉攏他，請他兼差，地方上報稅方便些，銀行中可以多吸收一些存款……因而他最多時，兼差十三處，每處都送他少則月三四百，多則上千幹薪，兼職兼到綏遠都統、華懋銀行身上，因而他的錢也不少，他和陳宗蕃都修很精美的房子花園。陳宗蕃的花園叫“淑園”，在米糧庫。他的住宅花園名“適園”，陳宗蕃《燕京叢考》“內二區各街市”篇中有“……在南曰羅圈胡同，民國十七年改樂全胡同（石駙馬大街西頭），李石芝之適園在焉”。所說“石芝”即李景銘的號。李由清末民初在北京做官管稅，人能幹精明，幾十年不但他自己是北京出名的福建人，他還有不少兄弟，也都在北京稅務界工作。我父親漢英公由“七七”戰前，經他老人家好友南京財政部蔡公（名字忘了，五十年代初，我到南京，還去拜訪過他後人）介紹，在統稅局做個小事，“七七”戰前，北京家用全靠鄉間接濟，父親做小職員工資，隻補貼家用或應酬同事而已。戰後，鄉間經濟來源斷絕，家中七口人，就主要靠他微薄工資作養命之源，自然十分困難了。李景銘一個弟弟，和父親同事，知家父在皇城根陳家大院住，家父又愛作舊詩，因而和父親來往很密切，又介紹給李景銘，一次李在其適園大請客，也請了父親，參觀其適園，父親回來大誇其適園修的多麼精美，比皇城根陳家花園好多了，我聽了十分神往，可是始終沒有機會去過，真是太遺憾了。他那個弟弟住在背陰胡同過去太仆寺街，是衍聖公府大院的偏院，有一天父親身體不適，寫了封請假信，讓我一早上學，先彎到他家托他上班時帶去。我早去十多分鍾，先到他家送信，開門的是個姑娘。歲數和我相仿，十分白潔，說話輕聲輕氣，小夥子見著姑娘，不免多看幾眼，她一邊說話，一邊也注意著我，我感到有點慚愧，但看她卻十分美麗而顯著憔悴……留下深刻印象，希望有機會再見到，可是不想過了兩三個禮拜，父親晚間下班回來，說他同事這位女兒自殺了……我聽了沒有出聲，可是不愉快了好幾天。今天還能想起她扶著那扇破大門說話的形象……冥冥之中，這算什麼緣呢？想想人生真難思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