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世界，又大又小，又遠又近，在幾十億的芸芸眾生中，每個人能接觸到的、能認識的人，實在太少，而在認識的極有限的一些熟人中，能夠成為見麵有話可談，而且所談雙方都有興趣，越談越高興、能夠渾然忘倦，再因各種前因後果、新知舊雨的聯係，能得朋友之樂，成師友之風義，建忘機之友誼的也實在不多。有時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或者說，這也叫作機緣吧。我能與萬裏之遙的新加坡人士周穎南兄成為好友，說來也是偶然的機緣。不然，在茫茫人海中，距離那樣遙遠，各種條件又相差那樣懸殊，怎麼能傾蓋訂交，十一二年中，過從又那樣多，友誼又那樣與日俱增呢？
人在社會上，是很難被所有知道你的人都有所理解的。穎南兄在新加坡和中國文化藝術界都是聞人，知道他的人很多很多，但並非知道他的人都能夠理解他，在新加坡其他友人中，有的人說他出風頭，有的人說他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式的人物，我聽了隻是笑笑，未便多言，也許正如元代倪雲林的名言：“一說便俗。”其實不說的原因，也還主要是說不清楚，你無法靠言辭說清人際的相互理解。因為這是靠緣分和友誼以及互通的心聲才能做到的，詩雲：“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古人是深切理解這點意思的。對穎南兄，我自覺對他是有所理解的，正如俞平伯老師當年來信介紹他時所說：“關心宗邦文化。”我對穎南兄的理解，也是理解他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由衷熱愛，對於文化前輩的真摯景仰。基於這兩點，才能對他有較真實的理解。比如，在七十年代初，“四人幫”凶焰正熾的恐怖時期，他有機會到上海來，冒著危險，到街道醫院中，探望病床上的豐子愷、劉海粟等位老人，回新加坡時，到了廣州，除身穿衣服外，把所有衣服郵寄給豐子愷先生，雪裏送炭，這種帶有俠義感的友誼，就不是一般人能夠辦得到的。當時這二位老人雖然在海內外名氣很大，但正是戴著各種“帽子”的特殊時期，如明末張岱《陶庵夢憶》序言中所說：“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劃清界限惟恐不及，誰還敢去接近他們，況且海外歸來待不了幾天，何必多惹麻煩。但他卻本著上述的那種情感去看望二位老人，置嫌疑、危險於不顧，去接近他們，照顧他們。自然他當時也不可能是“楊半仙”，能算定“四人幫”倒台，海粟老人又飛來飛去，紅遍海內外……社會上知道他名字的朋友，如能也理解到這些，恐怕就不會說他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式的人物了。他在萬裏之遙，拜在俞平伯師門下為私淑弟子，尊葉老聖陶為父輩，友誼是那樣真摯。他為什麼呢？他在新加坡開染整廠，開許多酒家，他做生意、辦企業，這些本與文學、藝術沒有關係。當年俞老、葉老在世時，也不會幫他多賺錢，但他那樣地尊敬二位老人，在他的感情深處，對於宗邦文化、文學藝術的愛好與感受，是遠遠超過做生意的。他是企業家、老板，要經營商業，但那隻是謀生的手段；他又是——或者應該說本是文化人、作家，宗邦文化、文學藝術才是他樂生的源泉，情愫的寄托。
改革開放之後，政治環境大不同於過去。十來年中，他每來上海，興奮地忙於看望的首先是文化藝術界的前輩及眾多的同輩朋友。中國文人是窮的，自古皆然，於今為甚。幾十年前，學者教授，雖無巨資，但朋友來了，請兩桌客不成問題，近年則早已無此力量了。穎南深知這點，每次來滬，總找一個合適的場所，設宴聚聚大家，賓主得飲宴之樂，盡一日之歡。在整年忙著生意的他，以及整年窮忙平日很少來往的應邀各位，都是難得的歡聚，能舒暢地互通款愫，快談藝事，增進了友誼，也促進了文化的交流。滬上學者、作家、畫家、藝術家出國訪問新加坡時，他都一一熱情在他所經營的同樂魚翅酒家、百樂酒家、樓外樓、金玉滿堂等豪華酒樓盛宴招待。我兩次去新加坡，幾乎每天都作他的座上客。他所經營的酒家，輝煌的大廳、高雅的客室，所到之處，無不琳琅滿目，掛滿了海上名家的書畫精品，坐在他經營的酒家中飲宴，像是坐在博物館的書畫展覽會上一樣，到處都吹拂著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柔風，熏陶著每一位座上客。新加坡國家提倡高雅的社會，但是沒有高雅的主人，也難以辦成高雅的企業、構成高雅的社會。而“高雅”又是高深文化的顯現。穎南兄生長在中華傳統文化最發達的福建仙遊，在其先德子溪先生庭訓教誨、熏陶之下，家學源淵，在學校讀書時，就愛好文學藝術，很早就從事寫作，幾十年的人生經曆和文學藝術修養，他不但散文才思雅俊，簡潔明快，而且對書畫文字的鑒賞也眼光敏銳，評論中肯。他與海上文化耆舊的友誼還不隻表現在觥籌交錯的杯酒間，更重要的是在對文化建設事業的熱心支持上。他十幾年中，熱心為各家出資印書：已故潘伯鷹的《玄隱廬錄印》、《玄隱廬詩》，已故沈尹默的《秋明遺墨》，俞平伯師的《重圓花燭歌》；健在的蘇仲翔教授的《缽水齋絕句論詩一百首》等。這些書在國內，大多是極少有可能出版的，而他都精心編輯。自己寫跋或後記，出資付印，陸續出版了。他曾和我不隻一次地說：他根據自己的財力，每一二年中，拿出一些錢來，印一兩種有價值的書，為中華文化藝術在海外的傳播盡自己一點力，這是他最感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