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是中國五千年曆史流傳下來,具有影響,可以繼承,並得到不斷創新發展,有益於後代的優秀道德遺產。當前,人們不斷看到“老虎”被打,“蒼蠅”被拍。“老虎”、“蒼蠅”各有各的問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拋棄了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背離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道德出了問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學界對於中華傳統美德的內涵、內容等還存在一些爭議,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仁愛孝悌、謙和好禮。“仁愛”精神講求愛他人、尊重人,注重人與人之間和睦、友好、相愛的關係,“仁者愛人”告訴我們“仁者”標準。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說明仁者愛憎分明,極具正義感。孔子也向我們論述過君子無論是在匆忙時,還是在顛沛流離時都不會輕易丟掉“仁”,“仁”不隨時間和空間的改變而改變。對於當今社會來說,無論是出身貧寒或富有,無論是獨生子女還是多生子女,“仁慈而寬容、大愛無私”的道德價值理念都是我們所應有的。“孝悌”是儒家仁學思想的基礎,“仁者愛人”就是要愛父母、兄長、子女,也要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要把自己所不喜歡的,強加於他人。總之,要有一顆善良待人、寬容愛人、樂善好施的助人之心。“孝悌”源遠流長,無論是古代從遠古帝王舜的“孝感動天”,漢文帝劉恒伺候生病的母親三年,為母親“親嚐湯藥”,還是孔子弟子曾子與母親“齧指痛心”的心有靈犀,都說明了“孝”對國民性格的深刻影響。因此,要結合新的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孝悌觀念教育,增強孝道意識,並在生活中踐行孝道,形成高尚的道德修養。要積極發揚道德榜樣的作用,樹立優秀典型,以榜樣感染和鼓舞社會成員,引領黨員領導幹部增強孝道觀念,提高道德品質。
中國是世界聞名的禮儀之邦,“禮”是中國文化的突出精神。禮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標誌,“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好禮,有禮,注重禮儀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禮也是治國安邦的根本,“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同時又是立身之本和區分人格高低的標準。《詩經》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孔子更是說:“不學禮,無以立。”中國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禮儀文化”。作為倫理規範,它的內容比較複雜。作為倫理製度和倫理秩序,謂“禮製”、“禮教”;作為待人接物的形式,謂“禮節”、“禮儀”;作為個體修養涵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係,謂“禮讓”。禮之運作,包含有“謙和”之德。謙者,謙虛也,謙讓也。中國人自古就懂得“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老子曾以江海處下而為百穀王的事實,告誡人們不要“自矜”、“處伐”、“自是”。謙德亦根源於人的辭讓之心,其集中體現就是在榮譽、利益麵前謙讓不爭,以及人際關係中的互相尊重。中國曆史上的許多故事,如“將相和”、劉備三顧茅廬等都是以謙德為主題。孔子言:“禮之用,和為貴。”《中庸》也把“致中和”作為極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認為君子的重要品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和睦家族、鄰裏,最終協和萬邦。“禮”、“謙”、“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28
第二,誠信知報、精忠報國。誠信就是誠實而守信用,也是忠誠信義的概括。誠信道德要求一個人誠善於心,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誠信作為道德規範,源遠流長。我國大約從商末至春秋,青銅器上就有“信”的銘刻;《周易》上有“忠信,所以進德”的話語;《詩經》有“無信之人言,人實不信”的詩句;《禮記》“禮運”篇對大同社會有“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描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即是對交朋友是不是言而有信之省。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無產階級政黨更是視誠信如生命。例如,列寧曾說:“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也勢必引向政治上的滅亡。”“政治上的誠實,是強大有力的結果;政治上的偽善,是軟弱無力的結果。”因此,中國共產黨黨章將“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作為黨員義務予以規定。誠信既是社會的需要,也是社會成員個人幸福的條件。個人誠信是誠信社會的基礎,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條件,每個人都應該既為社會也為自己培養誠信的道德品德,做全麵發展的人。個人誠信品德的養成,和其他道德品質的培養一樣,必須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接受長期艱苦的熏陶、教育和磨練。誠信品德的養成,是一種漫長複雜的道德熏陶、學習和認同過程。在誠信製度保障下,在誠信風尚引導下,通過學習感悟,逐步增長道德知識,懂得真善美和假醜惡,逐漸提高堅持誠信的自律能力,日益增加對於誠信的滿足感和愉悅感,並持之以恒地不斷實踐,且用這些情感來選擇行為,黨員幹部的誠信品德就會養成並得到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