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春燕（《當代作家評論》主編）： 如果說人生是棵大樹，那麼我更喜歡關注這棵樹的根部，對寫作者也是如此，我們往往從一個作家的童年生活裏可以窺見他的現在和未來，就如同從種子裏可以看到後來的花和果一樣。東西老師，可以談談你的童年嗎？那個桂西北的小村給了你怎樣的文學啟蒙？
東西： 首先是它的極度封閉鍛煉了我的想象。我想象外麵的世界，想象山裏麵有沒有住著神仙；其次，艱難的生活磨煉了我的意誌，它讓我提前知道了困難、失敗，知道了不平等以及冤假錯案，使我早熟；再次，它讓我親近自然，能夠直接聞到泥土和牛屎的味道，珍惜糧食，喜歡月光，感謝大地的賜予；還有，它讓我過早地體會到了孤獨，整個村莊就十來戶人家，當大人們下地幹活的時候，各家的小不點就獨自守在家裏，聽風聲看太陽，和遠山一比，發覺自己非常小，小得心裏害怕；另外，村裏的張家長李家短，就像今天的小說連載，過早地暴露在我麵前，我從民間學會了敘事。
韓春燕： 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都有很深的“文革”情結，“文革”作為一種“集體記憶”影響著餘華、蘇童、畢飛宇等你們這一代作家的寫作。對你來說，童年的“文革”記憶更意味著什麼？
東西： 當時是感到害怕，連偉人的畫像都不敢用手來指。長大了才知道那段曆史不像現實，而像小說，像是一次全民的行為藝術，比魔幻還魔幻，比荒誕還荒誕。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世界觀被一次次修改，理想也一次次更正。我有被騙了的感覺，也有被傷害的體會。所以，我才寫《耳光響亮》，寫《後悔錄》。在人性極度扭曲的地方，往往有文學的富礦，我願意在這個地方繼續勘探。
韓春燕： 你小說最大的特點是具有深度和現代感，也就是說富有形而上意味，這是否與你的閱讀有關？談一談你的閱讀趣味好嗎？
東西： 閱讀是後來的事，應該是與生活有關。小時候我就看到了殘酷，感到絕望。也許這個“絕望”的角度，讓我看到了一些死角，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我渴望溫暖，熱愛理想，但是我不敢相信，原因是失望太多。這種絕望的心態，碰巧在魯迅、卡夫卡、薩特、加繆、契訶夫、卡達萊等等作家的作品裏找到了證據，於是喜歡他們，並熱烈地閱讀。他們的作品有預言性，今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許多事故，仿佛就是在證明他們的故事。但是，他們也不是萬能的，今天的人與事，有的已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而這正是我們這一代作家必須麵對的寫作任務。我喜歡給我提供思考的小說，喜歡超出我想象並窺破人心的文字。
韓春燕： 我個人比較喜歡你的《後悔錄》，你把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後悔寫到了極致，寫成了哲學。極端性書寫好像是你的一種風格，比如《沒有語言的生活》、《痛苦比賽》等，這是你的自發性還是自覺性選擇？為什麼會這樣？
東西： 自發性的吧。因為我對生活有痛感。我是有感而發，是對生活有痛感之後才去寫的。“後悔”也好，“沒有語言”也罷，都是我內心的真實寫照。我是一個看問題比較極端的人，所以寫的小說也比較極端。當然，我還相信，如果不極端，或者說不超過生活，那寫出來的東西就沒什麼特點，或者根本就掛不傷別人。因此，在自發性的基礎上，也許還有自覺性的選擇。
韓春燕： 你的小說往往書寫日常又穿越日常，從現實最後抵達哲學。你怎麼處理文本真實、生活真實與本質真實的關係？
東西： 在資訊如此發達的今天，我看到現實生活遠比小說精彩。什麼豔照門、日記門、短信門，一個接一個，爆料不斷；什麼井下救人，什麼被殺者複活，什麼抓瘋子頂罪，不時地發生。如此熱鬧而又超乎想象的現實，對小說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我根本寫不過現實生活，就是照搬也來不及。因此，隻能把小說變形、誇張，寫得像漫畫。這樣一來，我的小說就荒誕了。表麵上看，它是假的，是想象的，但我在寫它的時候，恐懼、後悔、感動、傷心卻都是真實。我寫的是心理真實。有的寫作是把真事寫假，有的寫作是把假事寫真。在每天都產生傳奇的時代，我選擇後一種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