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綱： 在《耳光響亮》中，你們又一次讓父親這個角色無故缺席。父親的不在場，加速了整個家庭的離散過程，所以母親改嫁，弟弟不再歸家，一切必要的社會製約性和權力杠杆都不複存在，從而使得牛氏三姐弟以浮萍般的狀態飄蕩在社會的邊緣。但是，在小說的最後，尋找父親又漸漸地浮現出來，使父親再次成為一條內在的主線。對於這種處理方式，不知你是處於何種審美目的？
東西： 其實在寫作之初，我有一個動機，那就是父親不見了，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回憶他的好處，並且按照他的某些準則生活。但他本身卻已經放棄了這種準則，甚至變得麵目全非。也許我們一痛苦他就在發笑。父親在小說裏就像上帝，這個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上帝、對人、對我們內心的置疑。我們自由過渙散過，但隻要一有父親的消息，我們立即變得緊張起來，並帶著一種好奇去撩開他的麵紗，想看到事情的真相。帶著這樣的動機，父親在小說的首尾就不得不出現了。
洪治綱： 這部小說中大量地襲用了“文革”時期的語錄式口號，雖然帶著某種反諷的意味，但有時又具有很強的隱喻意義。它似乎不僅僅隻是表明某種時代印記，而是對人物的精神成長構成了一種曆史性的荒誕感。對於這種喜劇化的敘事方式，你是有意為之的，還是寫作過程中的一種不自覺的表達？
東西： 剛寫的時候，並沒有確定這種喜劇化的敘事方式，隻是慢慢地這種方式愈來愈明顯。我沒有刻意地去用這種方式，它完全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好像不這樣寫就不痛快就不解恨就不過癮。比如我寫到牛紅梅不停地流產，最後，竟然脆弱到在看電視上的一個小品時，由於大笑流產了。這完全是寫作過程中的突然靈感，它埋葬在我心靈的深處。類似的細節還很多，我很希望我的身上能長期具備這種素質，在我需要的時候，自動地跳出來。
洪治綱： 從人物形象上看，這部小說中幾乎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一種存在者。
東西： 可能我的人格本身也不夠健全，甚至還有一點病態。我們都是在那種環境中長大的，心靈多少都有些扭曲。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洪治綱： 有。你小說中的何碧雪作為母親卻無法控製家庭，隻好選擇改嫁來逃離撫養和監督的責任與義務；牛紅梅則在現實情感的旋渦中被各種男人踢來踢去，尊嚴感幾乎不複存在；牛翠柏淪為小偷；金大印、楊春光等都是些還夾雜著某種流氓氣息的人物；牛青鬆看似有著較強責任感和正義感的人物，可是最後卻為自己的名利不惜犧牲姐姐一生的幸福……這種破碎的、不健全的心靈聚彙在一起，他們既被別人傷害，同時又傷害著別人，甚至還不時地相互傷害，使一切既定的傳統倫理關係都受到了巨大的懷疑和肢解。
東西： 從七十年代後期到今天，我們的很多觀念和傳統的倫理關係都已經瓦解了，所以這樣寫並不奇怪。有一位女同學在看了我的這部小說之後，對我說有的地方寫得太黃了。說這話時，她的臉都紅了起來。我對她說你們能夠那樣做，我為什麼不能那樣寫？她的臉頓時就不紅了。
洪治綱： 應該說，對現實秩序的質疑和消解是你一貫堅持的敘事立場。但是在《耳光響亮》中，這種消解卻帶著全方位性，既有對“文革”時期意識形態的消解，又有對當今現實中物欲形態的消解；既有對家庭成員之間血肉親情的消解，又有對友情、愛情的消解。這種全盤化的消解策略不僅導致了你筆下的人物心靈無一健全，還潛示了你對整個存在境域的懷疑和對視。它帶給我的感受是，你似乎與現實一直存在著某種極為緊張的關係，不知是否果真如此？
東西： 我跟現實的關係一直都很緊張。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小時候家庭很艱難，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工作以後，由於不太會跟人打交道，自己感覺到有很大壓力。
洪治綱： 盡管這部小說觸及的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主題，但從敘述話語上看，卻顯得非常輕鬆。我覺得這與你動用了喜劇性話語運作方式有關。誠如《花城》責編林宋瑜所言，你是在試圖用一種喜劇形式來表達某種悲劇性生存過程。盡管這種方式猶如火中取栗，稍有不慎便會弄巧成拙，但你還是以自己的藝術智性取得了相當完美的敘述效果。選擇這樣一種危險的表達方式，你是否是基於對讀者接受過程的考慮？
東西： 有這方麵的考慮。我不想給讀者以沉重和沉悶，特別是長篇，差不多二十萬字，怎麼樣才能把讀者吸引住？我想隻有舉重若輕，給閱讀者一副輕鬆的麵孔。
四、 喜劇形式，或者一種掩飾
洪治綱： 在你的小說中，你一直非常專注於對輕鬆形式的迷戀。譬如你一直在有意地規避某種純粹的、艱澀的文本探索，隻有極少數的作品，如《跟蹤高動》、《商品》等有一定的實驗跡象，而在更多的作品中，你都是將自身的精神體察隱匿在非常輕鬆的話語流程中，結構、線索以及人物言行都處在慣常的經驗狀態。這種輕逸的敘事方式，是你的個性風格使然，還是另有別的審美意圖？
東西： 我不太喜歡沉重的東西。因為生活本身已經夠沉重了。而我寫作就是為了逃避沉重，來一點苦中作樂。
洪治綱： 記得卡爾維諾曾說過，用輕逸的方式來表現沉重的生活，有時比用沉重的方式直接去直麵沉重的生活更有震撼力。我覺得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像餘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就是用一種非常簡樸、明麗而又帶有某種喜劇色彩的話語方式體現人物內心深處的苦澀與悲憫。他的《活著》也是讀起來很溫馨，有一種樸素的溫情洋溢在人物的身邊，可是讀完之後，卻發現他實則是在講述一個極端殘酷、極為絕望的命運。在你的一些小說中，我同樣也看到了類似的影子，譬如《沒有語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長》以及《耳光響亮》，讀起來詼諧、輕鬆，甚至洋溢著某種特有的溫情，可是讀完之後，卻陡然升起一種疼痛和無奈。這其中，是否受到某種明確的借鑒？
東西： 餘華的小說寫得很好，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作家。而我則沒有他那麼認真嚴肅細心周到，頑皮的成分比較重，調侃、荒誕的東西比較多。寫作之初，我曾經認真閱讀過先鋒作家的作品，對先鋒的敘述方式比較認同，以餘華、蘇童為首的先鋒作家，拓寬了小說的敘述道路。但是我並沒有停留在這種敘述上，而且我一直在以我的方式，拓展著小說的敘述道路。比如我寫了《商品》，去年還寫了一個中篇小說叫《肚子的記憶》，所有的人物都是敘述者，敘述的視角不斷地變化，人物的對話和心理活動連成一片，就像一片洪水泛濫成災。
洪治綱： 從整體上看，你在運用喜劇化的話語形式時一直注意真實性的敘事效果，但有時又使之突然上升為誇飾狀態，甚至出現一些帶有荒誕色彩的細節，如《權力》中胡農為了讓妻子流產，而與妻子進行羽毛球比賽，在妻子流產後，又為流產的孩子舉行追悼會；再如《耳光響亮》中，母親為了確認父親是否已經死亡，竟讓全家進行舉手表決，金大印靠著記者馬豔的三封信，竟然果真完成了一次英雄行動……這些明顯缺乏生活邏輯的細節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敘事，是為了改變故事自身過於寫實的特征，還是為了體現生活自身的某種可能性狀態？
東西： 《耳光響亮》中，金大印為了成為英雄，竟然按照一位女記者提供的三個信封去生活。他打開一個信封做一件事，這難道不是金大印的人生理想嗎？按照今天的說法，那個記者是在幫他搞人生策劃。在我們的空氣都能賣錢，想出名的作家都在紛紛請人罵自己的今天，我覺得金大印的這種行為不是不可能，而是太真實了。
洪治綱： 喜劇化的敘事手段，不僅成功地解決了接受者的閱讀過程，而且避免了對精神傷痛的正麵強攻。我以為這種敘述策略，體現了你對小說本體的某種獨特認知。能否就此談談你的看法？
東西： 我的寫作追求，經曆過變化。最初的時候，我認為悲劇是最有力量的，後來我發現悲劇太沉重。寫作中，我不斷調整自己的風格，才發覺用喜劇的形式來表達悲劇的生存才是最有力量的。因為這是一種中間狀態，它在貌似輕鬆的敘述中，使你欲哭無淚，欲笑無聲，是一種心酸，一種隱隱的痛，非常持久。作為一個寫作者，誰都願意自己的作品能在讀者的心中更持久一些。
原載《渤海大學學報》2010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