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彈
作者:陳魯民
1936年,著名教育家潘光旦曾寫過一篇《國難與教育的懺悔》的雜文,痛陳教育的誤區:“在這個‘大時代’裏,名為教育,實則就理、工、醫、農一方麵言,十之八九隻是訓練;就文、法一方麵言,十之八九隻是宣傳。”
他認為近代以來的新教育沒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平民教育或義務教育,目的隻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二是職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顯而易見隻是教人學些吃飯本領;三是所謂人才教育,充其量隻不過是培養一些專家或者文官。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因而他主張教育應當使受教育的人做一個“士”,要培養出“士”的情誌,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危難中體現“見危受命”、“士可殺不可辱”的誌節。他的這篇文章雖然離現在已有八十多年,但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對我們怎樣辦教育不無啟發。
什麼是士?士有很多釋義,勇士、烈士、壯士、誌士、士卒、士大夫、有誌之士、有識之士等等,當然,士還有一個最常用的定義,也就是著名作家冰心的名篇《無士則如何?》裏提到的:“士,就是知識、文化、科學、教育,就是知識分子、人才。”而潘光旦這裏講的士,則比冰心要求更高,是指有作為、有操守、有擔待的讀書人。因此,一般來說,士是讀書人,但並非所有的讀書人都能稱之為士。
什麼是士?不妨再看看我們的先哲聖賢們提出的標準。“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新唐書》)對士來說,要想達到遠大目標,首先要注意器量和見識的修養,其次才是文化知識的修養。“士不可一日忘卻恥字。”(《蕉窗日記》)士也有不少做官的,他們多能知羞恥,有操守,廉價自律。正所謂“士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管子》)士要好學不厭,堅持不懈,否則就會“士人三日不讀書,則麵目可憎,語言無味。”“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貪戀安逸,沉溺燈紅酒綠者,就算不得一個士。“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堯峰文鈔》)一個文人沒有好的品德,也就寫不出好文章,做不出好學問,幹不成大事業。魯迅、巴金,都是立品在先,妙文在後。“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四時而不衰,曆夷險而益固。”(諸葛亮《論交》)士也交朋友,但不濫交友,更不會交酒肉朋友,士的友情,不隨時令變化而變化,不因地位變化而變化,始終如一,經曆艱險就更加牢固。
按以上標準培養出來的士,明大道,求真理,富愛心,有抱負,“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遇事論是非不計利害,對人論忠奸不計遠近。做官能主持正義,不貪不佞,可成牛玉儒、鄭培民;做事有獻身精神,堅忍不拔,臥薪嚐膽,可成王選、袁隆平;做人能以天下為己任,報效祖國,建功立業,可成錢學森、鄧稼先;遇到不平敢於拍案而起,見義勇為,可成劉殊威、郎顯平;為保衛自由尊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可成老舍、傅雷;堅持真理,不屈不撓,“雖千萬人吾往也”,可成馬寅初、張誌新;國家有難時,能挺身而出,不惜毀家紓難,舍生取義,可成聞一多、李公樸。
過去,有過孟嚐君養士三千的美談,如今,養士主要靠國家的正式教育。我們的教育正在突飛猛進,社會需要識文斷字的文化人,需要有一技之長的專門家,但更需要能稱得上“士”的讀書人,至少要有點“士”的精神,他們才有可能成為民族的希望,國家的棟梁,社會的良心;反之,如果“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培養的人再多,學曆再高,也不能算成功,“因而應該懺悔。”(潘光旦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