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所列20種書中，沒有讀的書還有《數字化生存》和《醜陋的中國人》。雖說兩書所涉的一些內容，在其它書裏間接知道。其實像我這樣讀書偏重文史哲的人，沒有接觸《數字化生存》情有可願，但沒有讀過一段時間裏世人爭說柏楊的名著，顯然說不過去，但事實就是如此。與李敖的書難進入我的書櫥一樣，我對台灣的這類作家不感興趣——除了狠罵謾罵之外，這類書還有什麼呢？讀針砭揭露中國人之人性陰冷、晦暗、惰性、奴氣一類的書，在中國，我以為讀魯迅一人就足夠了。如果硬要再補充讀點類似的其他人的書，加上一位錢玄同，或再加上“五四”前後的周啟明（當然不包括周附逆後的行為和文字）就可以了。並非我不喜歡台灣的作家，像餘光中的詩和散文、白先勇的小說和戲劇就是我喜歡的。由大陸去台並在台享有盛譽的梁實秋，其散文和關於莎士比亞的文論，都是我喜歡的。不過有些遺憾的是，沒有讀過梁先生莎士比亞譯文，據說是比朱生豪譯文還漂亮的譯文。
李澤厚的《美的曆程》，無論對中國的當代哲學史、美學史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而且對我個人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1988年，我獲“四川省文學獎”的文學評論《論民俗小說的美學特征》，顯然受益於兩部著作。一部是商務印書館1985年出版的《美學史》（英/鮑桑蔡），一部即由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美的曆程》。但是，當我後來陸續讀李澤厚先生的其它著作如《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時，我覺得《美的曆程》其實應算做一部普及讀物。當然，這種普及讀物，對於剛剛從“文化大革命”“高大全”和“三突出”的文藝思想走出來的中國思想界和美學界來說，無疑是一聲驚雷！特別是書中精美的插圖，更讓一個剛剛接觸美學的人非常激動！現在想起來，這種激動依然在心中。《精神分析引論》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著作，但我卻沒有好好讀它。認真讀的則是弗氏的另一重要著作《夢的解析》。我書架上的《夢的解析》是作家出版社1986年初版的，在版權頁上還用黑體括號括著四個字“內部發行”。這第一次印刷就印了30000冊的“內部發行”的書，是我幺弟在農校讀書時在宜賓市新華書店買給我的——從郵局郵回長寧的。與此相關的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愛欲與文明》、改革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榮格文集》，以及與此相關的西方的美術作品如達利的作品等，不是我翻過就忘了的書。當然，除達利的畫之外，這些所謂精神分析的書，都沒有《夢的解析》對我的衝擊大。特別是書中有關夢與性的關係的理論，至今仍具衝擊力。
我曾先後買過兩種不同版本的《時間簡史》。由於翻遍書架都找不著先前買的《時間簡史》，所以迫於無奈就再買了一本。結果在去年的搬家中，先前買的《時間簡史》不知從哪兒縫縫裏鑽了出來。這是一本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第二次印刷的，是我從杭州郵購的。第一次看到“宇宙的起源和命運”這一標題時，我是驚駭的。“起源”的探討是科學家們的責任，但對有限無邊的宇宙“命運”的探討，不僅僅是勇氣、膽識、挑戰，在我看來更重要的是對人類智力的承認和應用。這就是這一章裏所要給人類訴說和闡釋的“弱人擇原理”和“強人擇原理”。是我第一次從講宇宙時（即時間史）裏知道了人於宇宙的作用。就正如它的作者一樣身患重病卻因自己努力和智力，成為了二十世紀繼愛因斯坦之後最偉大的（天體）物理學家！於是我便想，人的智力及其應用是不是與宇宙史（即時間史）一樣有限無邊呢？應當是，應該是。這本不到14萬中文字的譯著，讓並沒有多少科學傳統的中國人震顫！更讓我看到自然科學對於人類的進步所承擔的義務和所作的貢獻。
在我讀書的經曆裏，文、史、哲，特別是文、史方麵的書讀得多一點，相比於自然科學的書，差不多就是99∶1的關係，但是我卻一直認為，現在泛指的所謂“社會科學”之類的書，沒有一冊可以承擔起“科學”一詞的獎勵。因為我不相信，這類書具有如“1+1=2”或“三內角和等於180度”的科學性質。在我看來，所有所謂“社會科學”之類的書，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見識，都不具有無可辯駁的性質。那種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駕齊驅甚爾認為“社會科學”可以領導“自然科學”的論調，我是反感的。包括在中國具有極大影響的社會學（未來學？）的巨著《第三次浪潮》和當代經濟學的教父級的巨著《經濟學》，在我看來也應如是觀。我書架上的《第三次浪潮》是三聯書店1983年版1984年第一次印刷的並印有“內部發行”字樣的版本。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聽說過許久了，但我從書店買它回來的日子卻很短，大約是2009年的某一天。版本是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的第十八版。當時在書店裏見到這本書時，還猶豫了許久，一是太貴，二是我又不太喜歡非文、非史、非哲的書。不過，猶豫一陣後，還是買下了它。雖說自己還算是一位在職場奮鬥但從來沒有忘懷書籍的人，但有時買書並不在於讀特別是並不在於認真讀，而是與別人交流時有了某一方麵的談資。譬如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倘若有人問起我有沒有這書，我可以毫不遲疑地告訴“我有”，但對於書中的理論，包括書中大量的圖表是不是就懂，隻有天知道我知道了。當然，有的書卻是我常用常翻的。並不在我的業餘“專業”裏的《第三次浪潮》就屬於這種類型的書。因為，這種書中國人是寫不出來的。中國人有太多的禁區和禁錮。至少是不敢也不善於挑戰所謂的“主流”思想，也極難提出具有前瞻性的觀念。而像《第三次浪潮》包括再早的《寂靜的春天》等類似的書，中國人是寫不出來的。如果說能寫出來，那也是東施效顰。譬如有一陣子“火”得不得了的書《中國人可以說不》（1996），就是一本仿著名日本左翼（中國人稱其為“極右翼”）人士、現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與人合著的《日本人可以說不》（1989）係列（《日本人還是可以說不》、《日本人堅決說不》等）而生產出來的。在我看來，《中國人可以說不》幾乎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偽書。因為它沒有也不可能提供這樣的警示：“大多數人都知道和感覺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危險的世界中。我們知道社會不穩和政治動蕩，能夠釋放出猛烈的爆炸力”——這是《第三次浪潮》最後一章中的一段話。蘇東巨變後的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和二十一世紀剛到來時，西方的一些著名學者認為“曆史”已經“終結”（福山《曆史的終結》）。但是事實上卻印證了比“曆史終結”論早二十多年前的《第三次浪潮》（英文原版於1980年出版）的預測與判斷。而像《中國人可以說不》以及《中國不高興》（2009）這類仿寫又極具極端民粹主義的書，除了談不上有什麼真知灼見，更無法與《第三次浪潮》比肩。因此，這類書我雖然也會買，但一定是在地攤上買的盜版，因為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