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青春歲月的回望(1 / 3)

散文百家

作者:楊開顯

11月28日星期一接近傍晚,詩人、摯友萬龍生來電話,告知陸大獻上午突然逝世。這一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擊得我一時手腳冰涼,心裏發緊,頭腦一片空白,完全不相信這是真的;可待回過神來,又不得不麵對這殘酷的事實。

我悵然若失地坐在辦公桌前,望著電腦屏幕,似乎看到他的身影,聽到他的話語。是啊,他還在我們中間呢。幾十年來,他和我一起走過了“風雨”之路,長夜孤燈,勤奮寫作,成為我市著名的作家。

1,我與陸大獻相交相知了47年。

1964年冬天,在重慶江北區大石壩江陵機器廠廠區外的嘉陵江畔,有一個叫“一村”的地方,每年枯水季節都會呈露出一大片沙灘。我們一幫小青年,從半坡上的貓兒石來到低窪處的一村,冒著凜冽的寒風篩運鵝卵石。

我們自覺而緊張地勞動,沒有負責人和監工,因而不時還嬉戲和打鬧。大獻和我也參加這種嬉戲和打鬧,有時也躲到一邊去看書。我當時正在閱讀王力的《漢語詩律學》等書,沒帶書的時候就構思我的長詩《向大海》來。而大獻不會忘記帶書,每天來的時候,褲兜裏都揣著一本裹成卷的書,有時是俄羅斯小說,有時是西歐小說,有時是中國小說。他抓緊休息時間,讀得如饑似渴。一次,我把他的小說要過來,翻了翻,是一本我國30年代作家的小說集。我記得很清楚,那上麵有鬱達夫的《沉淪》和《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短篇小說。乖乖,這些小說當時是被嚴厲批判和否定的,把鬱達夫定位為感傷、頹廢和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資產階級作家。閱讀鬱達夫會被認為是政治思想和文藝觀有問題;如果再加上家庭出身不那麼好,更要惹來禍害。但大獻卻顯然不在乎。那時他年齡尚小,才16歲,而我們都是一群講義氣的小青年,斷不會也不知道怎樣去出賣朋友。

這是我與大獻最初的相識和交往。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是我國曆史上最左的時期。大獻入讀於江北區貓兒石的重慶市嘉陵初級中學(後改名為重慶市第73中學)。他各科成績優秀。他與另外兩名同學,在學校舉辦的數學競賽中常常輪流獲得前三名。但是,令同學和老師意外的是,這三個學生都被剝奪了升學的權利,他們是被扼殺人才的政審給“審”掉了。短暫的勞動結束後不久,大獻進了他父親所在的單位重慶天原化工廠當工人。

本來,在這之前的50年代,出身於所謂“地富反壞右”家庭的青少年,已大多不能升學。就連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雖然是五好生,高中三年各科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也被大學拒之門外。她寫信給繼祖母宋慶齡訴苦,第二年才得以上大學。60年代,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青年,如當代著名作家和畫家馮驥才,著名的傑出人才遇羅克、錢宗仁等成績好、表現好的青年,絕大部分都不能讀大學。而在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全黨全軍全國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所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人,讀大學則更難於上青天,讀高中也不行,讀初中都十分困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身於職員家庭而被劃入“白五類”或“灰五類”的大獻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2,我與大獻繼續保持著友誼和文學上的交往。他住在李家坪半坡上天原化工廠,我住安全村半坡上造紙廠,步行半個小時,不是他來就是我往,經常在一起我聊文學及其他談人生,談理想,有時也傾吐心中的苦悶和壓抑,埋怨社會的不公和懷才不遇。但更多的是盡力調整自己的心態,探討中外文學名著和自己的文學創作。為了不被惡劣的心情或不佳的情緒所困擾,我們就揀一些輕鬆的話題來說。我們有時互相送行時,大獻為了驅趕被剝奪受教育這個心中的痛,常常盡力表現出輕鬆的樣子,有時還會哼出一些歌曲來,盡管他性格比較內向。特別是後來有一次,他還做出與他中庸平和的性格不太相符的事情來。那是70年代中期的一天晚上,他氣喘籲籲地跑來找我,說搞到幾張《紅色娘子軍》芭蕾舞的電影票,在人民大禮堂放映,是半夜12點多鍾的,白天的票弄不到。我一愣,電影我很想看,但深更半夜淩晨在江北區與市中區間走一個來回要三個小時,路上又不安全,況第二天一早我倆還要上班。不過,我們幾個人很快上路了。回來的路上興致勃勃地討論《紅色娘子軍》的音樂舞蹈和劇情來,竟然不覺得路長。

大獻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寫作。居住的鬥室是他個人的小天地,他就在那裏讀書、寫作。他訂了幾個本子,待到寫滿一個本子時,就鄭重其事地請我閱評並提修改意見。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雋秀字體,這是他的小說習作。他的小說習作是受了歐洲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以及我國20世紀30年代文學的影響。這是我很熟悉的。我沒寫什麼小說,但有時還是不客氣地在本子上寫寫劃劃了一番。

我們就這樣互相探討和交流。一次,大獻在我家正欲離去,遇到我兩個愛好文藝的同學馮學寧和來華祚來訪。我給他們仨做了介紹後,大家又說了一會話。大獻離去後,來華祚對我說:咦!你這個朋友器宇不凡,將來必有作為。

3,這樣到了70年代初。我把自己認識的也是文學愛好者的萬龍生介紹進來,他又介紹了當時已經較有名氣的業餘作者張繼祥。記得是1971年9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在天原化工廠門口附近的張繼祥住家——一個不大的閣樓間聚會,繼祥的夫人當時在綦江教書,尚未調回天原化工廠,這個簡陋的小天地就成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和思想綠洲。繼祥在他的小方桌上擺出四五碟花生、豆子和鹵菜,外加一瓶白酒和兩瓶啤酒。我們圍坐一圈,開始了輔以小菜的精神饗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