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把眼睛轉向社會
七十年代恢複辦學以後，鄒瑞芝就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文化革命鬧騰了這麼多年，學校特別是大學中專停辦了這麼多年，就像工廠停產商品供應就會斷檔一樣，人材的需求不也會出現斷檔的現象麼？
鄒瑞芝感到了一種嚴重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這種感覺很快就得到了印證。
在廳裏的一次會議上，他聽到一個工廠廠長說，廠裏的財務人員老的老，死的死，有的正在挨批判受審查，不要說後繼無人，眼麵前就是“現口無糧”了！
這當然不隻是一個廠礦的問題。可全國冶金係統就浙江建德有一個財會專業，當時還沒有聽到恢複招生的消息，如此下去，幾年以後怎麼得了！
一個念頭像電光火石一樣在腦子裏閃現出來：我們為什麼不辦個財會專業？這時，廳裏也提出了這個要求，真是一拍即合。株洲冶金工業學校兩個專業辦了十多年後，開始有了第三個專業：工業會計。
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二年，冶金部教育局在西安開會，傳達鄧小平的一個講話。鄒瑞芝敏銳地感覺到，工作重點轉移，經濟建設將有大的發展，對人材的需求將越來越迫切，特別是像土木建築等專業的人材，尤為迫切。能不能再辦個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
校領導開會時，鄒瑞芝侃侃而談，從社會與學校的關係，說到我們的責任，一時間情不能已，慷慨激昂，他說：學校應當把大門向社會敞開，主動適應社會的需要。困難大，條件差，我們克服困難，創造條件。阿慶嫂說，開茶館，圖興旺，我們辦學校更要圖興旺發達。當前黨和國家尊重知識，重視教育，正是我們學校大發展的好時機，我們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時機，打破作繭自縛的框框，爭取有一個大的發展。
大家為老校長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所感染，也知道他打定了主意要幹的事，一定能夠幹成。
於是，首先開出了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得到冶金廳基建處的支持，一開辦就辦了雙班，到畢業時還不夠分配。然後又相繼增設了企業管理、統計、計算機應用、物資管理、熱能工程、鋼鐵冶金等專業。同時，針對企業、社會對人材的需要，對原有的專業也進行了調整，擴大專業應用範圍和涵蓋麵。如把粉末冶金與金屬熱處理，冶金機械和電氣等專業也增加了礦山機電和普通機械的內容，將“稀冶”擴大為有色冶金，會計、統計合並為一個專業。
辦學形式也根據社會需要靈活多變，開始豐富起來。以原有的普通中專教育為主，又開辦了成人教育和職業高中教育；以統招統分為主，增加了委培、代培、定向培養和自費寄讀等多種形式；辦學的層次也多了，以中專為主，又增辦了大專班，各種短訓班，專修班；學製有三年的、兩年的，也有半年甚至三個月的。
一個學校的力量畢竟有限，再努力也不能包羅萬象，一些冷門、缺門人材，需要數量不多，缺了卻又不行；自己的專業，辦了幾年，省內需求緩和，也需要尋找新的出路。於是，鄒瑞芝特別重視冶金部提出的省際對等培養，向省外開放的辦法。山西山東需要有色冶金等方麵的人材，就同山西山東省冶金廳聯係，生源從哪個省來，畢業回哪個省去。外省也為湖南對等培養一批人材，管招生、分配的孟副校長說，過去隻要在省內跑跑，每年參加兩次省教委的招生和畢業分配會議就行了。現在可好，滿天飛，跑不完的路，開不完的會。不斷與省內外企業及地市縣掛鉤簽合同，建立穩定的聯係。我采訪他時，他剛從河北回來，一身仆仆風塵，但一臉的興奮和得意。我知道，他足跡所到之處，學校的名字也傳播開了。
現在，學校算是真正發展了，搞活了。幾年之間，小小一個不起眼的株洲冶金工業學校迅速發展為一所有十個專業，兩千二百多名學生的學校，昔日顯得有些空曠而又沉寂的校園，現在也開始熱鬧起來。尤其是每年開學和畢業生分配的時候，校門口車水馬龍，辦公室門庭若市。整個校園充滿了勃勃生機。
事業的發展是令人鼓舞的，人們容易看到的是它驚人的變化，輝煌的成果，是那令人目炫的色彩斑斕的光環，人們常常忽略了它每邁出一步所要付出的代價，看不見它前進的步履是何其沉重、艱難。
辦學的困難，有人歸納為“人財物”，有人歸納為“三材”，即人材、教材、器材。無論怎麼說，第一難都是人，是教師。鄒瑞芝為了網羅人材，可謂絞盡腦汁，不惜血本。最近幾年，他從大學畢業生中要來四十多人，從本校畢業生中選留了四十多人，從本省冶金係統各單位選調了三十多人。有時為了調進一個骨幹教師，鑽山打洞，非親曆親見者不敢想象。
剛辦會計專業時，專業課教師奇缺。不知從什麼地方偶然聽說衡陽一個小礦山有個老統計師，是解放初期的大學生。鄒瑞芝馬上派人去聯係商調。那時候到處缺人材，衡陽說什麼也不肯放。鄒瑞芝急了，四處設法，終於打聽到廳裏高廳長與衡陽市管工業的副市長關係很好，馬上跑到長沙，請高廳長寫了一封信。對方答應放人了，具體困難又來了。這位老教師老婆沒工作，兒子也要隨調。人事科去聯係的同誌回來一彙報，鄒瑞芝立刻拍板：要得人材，就要舍得錢財；光要人不解決實際困難，人來了也不能安心工作。千方百計為這位教師解決了困難。這位教師滿懷感激之情來到新崗位，很快成了教學骨幹。
這類事情可以數出一大串。
鄒瑞芝有個外號叫“摳校長”。在學校采訪時，我發現他也確實摳得厲害。學校的電話機，全是五十年代那種手搖式電話。有人開玩笑說，哪裏拍電影要找老古董道具，上我們學校來就是了。幾台小車全是通過冶金廳從廠礦淘汰的舊車中挑來的。鄒瑞芝第一次上我那兒去，談完事出來，他怎麼也不讓我送上車。我以為是老校長客氣，隻好遵命往回走，偶然回頭一看，他正在推車。當今之世，小車要推，即便豁達如鄒瑞芝大概也有點不好意思。我忙知趣地趕緊走了。後來熟了才知道，坐他們學校的車，推車是常事。
諸如此類的笑話，大概也可以說出一大串。但他在有的地方卻顯得挺大方。比如送教師進修。學校有一批教師是早些年從畢業生中選留的，有的是工農兵大學生。他們沒有本科學曆。他都讓他們去進修，或脫產上學，或上函大、夜大、職大，所需費用全由學校負擔，光這一筆錢，幾年間就花掉六萬多元。這批教師後來許多都成了教學、管理上的骨幹。學校也避免了“人材斷層”問題。
我同鄒瑞芝討論過這個問題。我說，大家叫你摳校長，你知不知道？
他豁達地笑笑，說，倒也名副其實。一九八四年以來，校辦工廠，合作辦學等項目創收就有近七百多萬元，如果都用來發獎金，搞福利，每個教職工都可以成個萬元戶。可是能這樣花嗎？這麼大一個學校，花錢的地方這麼多，光靠國家的那點撥款，能搞成現在這個樣子嗎？他告訴我，不光教師進修培訓要花錢，蓋這麼多房子，每一棟都要貼進去幾萬幾十萬。他不無自豪地說，你看看我們那圖書館，全國的情況我不知道，在全省的中專中是可以算得上第一流的。上麵隻撥了八十萬，實際花了一百六十多萬，一半多是自己掏的。他還說，中專教育強調培養動手能力，不把實驗室搞好怎麼行？國家要求，一級一類學校實驗開出率要達百分之九十八，我現在有二十六個實驗室，裝備起來，光設備得多少錢？你算算！這些設備當然不能光靠購置，很多都是發動職工自己製作，那也得買零部件，買材料，也得花錢。七百多萬元，看起來是個大數目，分下來，也就粥少僧多了。要創全省全國第一流中專，要奔這個目標，還有多少事要幹，多少錢要花。不摳緊一點怎麼行？
說到這裏，他笑了笑，笑意裏不無苦澀。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罵就罵吧。摳校長就摳校長。我年紀大了。幹不了幾年了。人老皮厚，也不怕罵了，隻要把學校辦好。死尚不足惜，何在乎罵？何況，我知道，罵是罵的，但他們理解我，支持我。
他說這話時，語氣裏充滿了自信。
八
不要忘了辯證法
第一次到株洲冶金工校采訪，晚餐以後，我拉著管宣傳的尹老師一起，到校園裏隨便走走。在兩棟教學樓之間的公布欄前，五顏六色的各種海報、公告、通知中，有一張通知的內容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通知大概是前兩天貼出來的，有些地方已被後來的公告覆蓋了，顯得不太完整，大致的內容還看得出來，大意是說×班××同學今天中午穿拖鞋上圖書館，違反了不準穿拖鞋背心去公共場所的行為規範，又不聽從工作人員勸告，態度粗暴。必須寫出書麵檢查，於今日晚自習時來學生科說清楚雲雲。
我問旁邊的尹老師：“他會去麼？”
尹老師大概被我的問題弄迷糊了，愣怔了半天，才反問道：“能不去麼？”
回到招待所，住在同一層樓的兩位新疆烏魯木齊冶金學校的校長來聊天，我談起這件事。他們說，你咋不去學生寢室看看，我們剛去看過。床上被子一條線，床下鞋子一條線，口杯、毛巾、臉盆，各有各的地方，放錯一處都不行。那種整齊規範，隻在軍營裏見過。
以後幾天，我常在校園裏走走，注意觀察師生的行為習慣，確實很少看到有亂扔紙屑、隨地吐痰的。晚上，晚自習鍾聲響過以後，校園裏就很少見到閑逛的學生，教室裏學生坐得整整齊齊，相距不到二十公尺的學生宿舍樓裏，幾乎沒有一個亮燈的房間。
與鄒瑞芝交談時，我說起這些見聞，表示由衷的欽佩。他淡淡一笑，說：“這些都是一個學校最起碼的要求。隻是最近一些年，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我們忽略了放鬆了思想政治工作，於是對這些本來極平常的事看來也覺得特別了。這是一個教訓，一個深刻的教訓。”
從教三十年，鄒瑞芝有一點很深的感受，黨的教育方針本來早就規定得清清楚楚，執行起來卻常常像扭秧歌，一時強調書本知識，一時又把勞動說得重要無比；一時把課堂教學說成唯一的手段，一時又大搞現場教學、課外教育；一時把基礎理論捧上天，一時又隻管技能技術……真叫人哭笑不得。鄒瑞芝說，其實這都是形而上學的惡果。多一點辯證法，就會少許多片麵性。我認定一條，全麵貫徹不走樣。德智體要全麵發展，思想教育一刻也不能放鬆。文革中，隻講開門辦學，把社會當課堂，他堅持課堂教學、書本知識基礎理論不可忽視；宣揚“白卷英雄”，他說，必要的考試製度還是要的。因此，有人叫他“申公豹”，說他眼睛長在後腦勺上，專門朝後看。曆史當然地證明了他的正確，他也因此贏得了大家信賴。這些年來，他處處事事堅持他的辯證法，時時保持清醒的頭腦。提倡幹部“四化”，他一百個讚成，但他不主張把文憑、年齡絕對化。總務科有位負責同誌，五十年代參加工作，隻有高小文化，是調整對象。但鄒瑞芝認為，此人參加革命早，工作熱情高，工作認真負責。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學校幹總務工作不合適，換個合適的工作會幹得好。經集體研究，讓他分管校園綠化衛生，他起早摸黑，勤勤懇懇，把個學校管得像個公園，一年四季花紅草綠，春意盎然。學校被評為市綠化先進單位，他自己也被評為冶金部的綠化先進個人。
實行校長責任製以後，他的權力大了，責任也大了。他仍然注意尊重黨委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他認為，黨委永遠應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頭”。前兩年，教育界有一種重智育，輕德育，淡化政治工作的傾向。鄒瑞芝很不以為然，德育問題，思想政治工作，是關係學生靈魂方向的大事，怎麼能夠馬虎淡化呢？他倡儀成立政治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德育教研室，加強學生科和班主任工作，始終在學校保持一種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空氣。有一段時期，社會上有一種重學習、輕勞動，重基礎理論、輕實踐的傾向。他卻堅持加強勞動教育，堅持每個學期安排一周校內公益勞動，他還支持教學、科技開發、生產三結合，注重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能。一九九一年，學校還獲得冶金部“七五”期間教改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