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黎固初從湖南工農速成中學畢業，進入武漢大學物理係無線電專業學習。他牢牢記住首長的囑咐：好好完成學習任務。他在大學的普通物理、熱力學及現代物理等學科方麵都取得了優秀成績。一九五九年畢業後來到H大電機係無線電教研室任助教。
這樣一位出身貧苦、為人民立下功勳的教師，政治上還有什麼問題呢？出人意料的是，恰恰在這方麵，他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而打擊的炮製者，恰恰又是那位硬要在鍾奇東副教授的著作上署名的黨支部書記。多麼遺憾啊，許多年來，一些業務上的低能者，恰恰是政治上的寵兒！
黎固初有一件事情得罪過他。這位黨支部書記在湖南師院隻讀了一年，便被保送到北大學習。在北大剛學了一年就病了，休息一年，病退回湘。一九六二年，他申請轉助教。黎固初這個“兵”，還保持著那種軍人的直率。他是教學小組長，據實反映了小組同誌的意見：他一沒有大學畢業文憑，二沒參加任何教學環節，三不會外語，不能轉助教。可是一個教學小組長的意見分量終究有限，那人的助教職稱還是被授予了，而從此卻埋下了禍根。
一九六四年，一向對黨忠誠的黎固初，遞給組織上一份報告，正好交到這位同誌的手上。那份報告的內容是：黎固初聽到他家鄉大庸縣在社教中，有人說他是“土匪”、“惡霸”，說他私藏“黑槍”；接下來的三部分，黎固初講了攻擊他的那兩個人，是一個土匪的兒子和侄兒。他們一直認為是黎固初的父親在紅軍時代殺了他們的父親(叔父)。黎固初說明他們的攻擊根本不實，請組織上出麵調查澄清。
事實是很容易弄清楚的。黎固初十四歲時給地主喂馬，後來這個地主上山為匪，他也跟馬一起上了山，喂馬之外就是侍候主人衣食，既未摸過槍，更未搶過東西。四個月之後，就參加了革命。稍有一點常識的人，都會懂得應當為他做一個什麼樣的結論。可惜的是，處在這麼一個挖眼尋蛇打的時候，又得罪了一個頗通整人之道的人物，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那人接到這個報告，如獲至寶，立即將第一部分加以改造，寫成一份《貧下中農檢舉揭發材料》。一些正派的政工幹部畢竟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這份報告，當時並沒有引起重視。
然而，奇貨可居。兩年之後，當他再次拿出這件寶貝時，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文化大革命”進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決定性時刻，他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轟動了全校。那張大字報的標題，時至十六年後的今天，仍能令人毛骨悚然：地主、土匪、惡霸黎固初必須低頭認罪，老老實實。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你把“黑槍”藏到哪裏去了？
他像被人推進了黑暗的深淵，抓不到任何可以攀附的小草。大字報貼出的幾小時後，可憐的人，拖著那條假腿，一瘸一瘸地走進了牛棚；又拖著那條假腿，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挨鬥，又一瘸一瘸地去掃廁所、搞勞動。殘腿因無棉花、紗布包裹，在無休止的折磨中，磨得紅腫、流血、流膿、生蛆！一九六八年底，有人決定把這位殘廢軍人遣送回鄉，要當作廢物扔掉！我們的功臣再也遏製不住他的憤怒。他咬破左手的食指，激昂地寫下了血的文字：“我父親為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我為革命犧牲了一條腿，為什麼這樣整我！”
血的控訴，使有些人膽寒、有些人醒悟了。
不久，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天德山英雄連的事跡。天德山幸存的八英雄之一的黎固初，卻瘸著他那條假腿，在工地上勞改！此情此景，怎能不叫人痛心疾首！
英雄在H大遭受著殘酷的折磨！但是黨沒有忘記他，人民沒有忘記他，我們的軍隊更沒有忘記他。那天，兩位軍人來到牛棚，指名要見黎固初。他們問了問他當年連、團首長的名字，請他寫了個簡短的情況，兩位軍人接過他寫的情況，“啪”地一聲，向他敬了軍禮：“首長再見！”在旁的管製人員目瞪口呆！黎固初熱淚盈眶，隻感到一股暖流傳遍全身。
不久，某軍副政委來看望他，聽他訴說了自己的遭遇，察看了他那條備受折磨的傷腿，禁不住滿腔怒火，拍案而起：
“美帝國主義的炮彈沒有把他炸死，難道你們今天還要把他整死不成！”
在部隊的直接幹預下，黎固初終於被放出牛棚。
當年貼他的大字報的那位支部書記，帶著可愛的笑容走來了：“呀呀，老黎，真對不起，”他謙恭地翻開一個小本子，“在你的問題上，我至少犯了六點錯誤：一、我不該……”
“你也不要念了，”黎固初是寬容的，在受害的日子裏，他恨不得咬他一口，現在，在他誠摯的笑容麵前，他和他傾心相談，“隻要你承認把我當敵人是搞錯了，就行了！以後我們團結起來。”
“我承認的，承認的！”
黎固初是很容易相信人的。自從這位支書來過之後，他逢人便說：“他姿態高，這就好！”“我們之間沒有什麼隔閡。”而這位支書在黎固初的諒解聲中，當上了“活學活用”的積極分子，不久又提升校黨委委員。
權勢大了，他又記起了黎固初。黎固初是調幹學生，一九五九年就是助教，接著教了六年課，有些課是這個支書親自安排的，他的工作證上也早就有“助教”二字。到一九七一年，他突然否定黎固初是助教，連續五年不安排他任何教學工作。迫使黎固初離開教研室，到學校儀表修理組去當修理工。老實人這時候才認清楚：兩人的前愆未了。
去年十二月，黎固初從儀表修理組調到機械係設計教研室，仍舊不能搞他的專業。
到我們這篇報告發稿的時候，學校已兩次宣布為他平反，恢複名譽。他也正不舍晝夜地奔走於工廠、學校之間，努力於他的教學工作和科學研究。但是有人仍在嘀咕：“黎固初不算土匪，他在土匪部隊那幾個月的曆史怎麼寫？”
黎固初的曆史不是已用他的鮮血和忠誠書寫得清清楚楚了嗎！這些可愛的同誌還想要幹什麼呢？
思考者的厄運
人於自己的專業之外，常常有一點業餘愛好。華羅庚喜歡寫詩，錢學森喜歡音樂，愛因斯坦愛拉小提琴，一位電子學教師研究《紅樓夢》。這原本是極平常的事。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非常時期，平常的事就帶來了不平常的遭遇，粟聰華成了電機係第一個被揪的對象，罪名就是研究《紅樓夢》，與鄧拓一樣，是個雜家。
其實，真正帶給他厄運的不是《紅樓夢》，而是他愛思考的怪癖。人家讀《紅樓夢》，消遣而已，大不了為林妹妹、寶哥哥掏一掬傷心淚也就罷了。他偏要去思考：曹雪芹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紅樓夢》？“披閱十載”是從哪一年到哪一年？“增刪五次”，增了些什麼，刪了些什麼？翻箱倒篋，旁征博引，還終於叫他寫出七八篇洋洋大論來。《紅樓夢》是小說，屬於“閑書”一類，思考一番並無大礙，打成個“雜家”也無非是委屈一時而已。可怕的是他的思考成癖絕不止於一書一事。那年有人發明了“語錄教學法”，一堂課引一段毛主席的話，穿鑿附會，生拉硬扯。他思考了一番，頗不以為然：把語錄當膏藥到處亂貼，豈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了。他當時也是教研室副主任，在他主管的那一部分，自然沒有推廣這項新發明。人家賣燒酒，你在一邊說太淡，能討人喜歡麼？打成“雜家”之後，過了一些安靜日子，到後來，造反派們忙於你爭我奪，忽略了對他的管教，他又舊病複發起來。看到林彪的顯赫，他聯想起了孫中山手下的蔣介石：此人怕莫是個野心家？報上批了一個又一個老帥，他想：老帥們都成了軍閥、土匪，往後這部黨史、軍史怎麼寫？看到江青的飛揚跋扈，他想起曆史上的武則天、慈禧太後。報上批彭德懷的“右傾”，他想：曆史會給他造一座豐碑……他不僅思考，他還把這些思考的結果告訴了別人。凡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可以想見其後果。果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鋃鐺入獄，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七年。
七年，從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八年，其間跨越了粉碎“四人幫”這樣一個中國曆史的轉折點。粟聰華是以“攻擊副統帥和旗手”為主要罪行被判刑的，現在，副統帥和旗手終於被押上了曆史的審判台。按照最簡單的邏輯推理，我們的思考者，即便不能算為先知和英雄，至少也可以無罪開釋了。但是，他依然在勞改場熬著艱難的日月，除了他的妻子和女兒，似乎誰也記不起他來了。
整人的人或許是健忘的吧。
但是不然。一九七七年，當過教務長、早就對二粟案(還有另一位同案也姓粟)持有異議的塗西疇教授在黨委會上提出，二粟案應當搞清楚了，但無人理睬。不久，塗西疇被調出H大。同年，學校風傳二粟要回來，被當作謠言追查。一九七八年，粟聰華即將刑滿的前幾個月，他的妻子，一位小兒科大夫，來校詢問：粟聰華出來以後，能不能再回H大？校黨委組織部長回答得很幹脆：勞改釋放犯，不能再當老師。那麼，能不能去校辦工廠？回答依然是冷冰冰的兩個字：不行！據說，就在此前後不久，一個追隨老書記搞武鬥被判刑的人刑滿釋放後，妥善安排去校辦工廠了。磚兒何厚，瓦兒何薄！老實的女大夫無可奈何，隻得怏怏離去。
粟聰華出獄了，成了無處可去的人。勞改場要留他，他謝絕了。這裏留下了太多苦澀的記憶，常喚起他夢魘般的聯想。他把戶口遷到邵陽，一位學有專長，大學執教多年的知識分子，成了他妻子的一位家屬。
他依舊在思考(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思考的結果是一個並不陌生的結論：整他的人錯了！他來到H大，要求平反。接待他的是係裏一位新任總支副書記。他以為新書記不認識他，準備做點自我介紹，旁邊一位同誌告訴他：新書記原來是保衛科的幹事，對你熟悉得很。粟聰華又陷入了沉思。新書記答應他，三月份搞好。五月，粟聰華又來到H大，接待他的仍舊是那位新書記。粟聰華對三月份搞好的許諾未能兌現表示不滿。新書記眯起眼睛看看他，不動聲色：
“什麼三月份搞好？誰答應的？你是誰呀？我根本不認識你！”
此時，粟聰華除了在心裏罵一聲“無聊”之外，實在無話可說了。他想了想，掏出一個小本放在新書記麵前，說：“那麼，請您把您今天對我的問題的看法、意見寫在這裏吧，免得以後來您又忘了。”
粟聰華的小本上當然沒有留下新書記的字跡。但是，時間畢竟到了一九七九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再拖也拖不下去了。何況H大也還不乏真正正直的幹部，到了十月，平反通知來了，同月，粟聰華回到了闊別多年的H大學，又拿起了他久違的教鞭。
但是，他並沒能從此安居樂業。就在他回來以後，那位教研室主任還在一次會上說：“別看二粟回來了，派出所還沒有通知我們不要管製他們。他們還是有錯誤的。”在有些人的眼裏，粟聰華這樣的人，永遠是二等公民。
我們去看他，在他那間頗顯雜亂的小屋裏。他顯得那麼坦率、豪爽、談笑風生，言語間常流露出愛思考的人所特有的睿智、犀利和幽默。牙齒缺了幾顆，還沒來得及鑲補，說話時有點不關風，使我們想起他度過的那些艱難的日子。我們想起一位老教授對他的批評：粟聰華才華橫溢，像一棵樹，頂壓住了，不能扶搖直上，枝幹旁逸、不成棟梁，隻能觀賞。我們覺得雖不無道理，但也未免結論太早。我們問起他最近的打算。他笑笑：
“不搞《紅樓夢》了，要搞本行了，耽誤了這麼多年，再不幹就來不及了。”
他遞給我們一張新出的《信息處理學報》，上邊有他的一篇論文，是從周易八卦論述中國研究二進製曆史的。看來，他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告訴我們，二進製、三進製都是中國最早發明的，要把這個發明權奪回來。
我們問起他的生活。他說，形單影隻，依然故我。早聽說學校已決定調他的愛人和女兒來，人到五十多歲，夫妻兩地分居也二十多年，是該解決了，不知為什麼還遲遲沒有結果。他臉上掠過一絲淡淡的苦笑：“這幾年H大調進了多少人來！如果不是我粟聰華的老婆，解決得也許就要快一點。”
請理解他
《光明日報》發表了H大三位教師關於鍾奇東副教授著作署名問題的來信後，機械係一位教師寫了一首詩：
學權兩術不相容，
莫效支書假姓公(龔)；
新聞一紙傳天下，
神州十億讚《光明》。
這位教師叫義溫時。詩言誌，義溫時確實是有感而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