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還有一層好處，因為作者學養頗深厚，文字古樸典雅，書卷間洋溢著一種深沉的曆史感，這是讀別的小說所享受不到的。
1991.4.15
唐浩明和他筆下的曆史人物
是命運捉弄他，還是他揶揄命運？
唐浩明出身官宦之家，卻做了一個剃頭匠的螟蛉之子，身份證和個人檔案裏，至今用的是“鄧雲生”這個名字。在他那種出身的人幾乎與大學無緣的年代，他卻躋身大學生行列。從小做著五彩的文學夢，讀的卻是與文學無關的水利專業。他是一個優秀的編輯，盡職盡責，碩果累累，讓他“一覺醒來名滿天下”的卻是他的業餘創作。一部《曾國藩》，五年印了二十次，“名動公卿”，轟動海內外，而一次又一次把他送上領獎台的，卻是他的另外一部作品《曠代逸才·楊度》；“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一頂頂金燦燦的桂冠，一條條五彩繽紛的飄帶。難怪他的同胞兄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學博士、蜚聲海外的大學者唐翼明不無感慨地說：人家介紹我們兄弟，過去總是說：唐浩明，唐翼明博士的弟弟；現在卻說，唐翼明，作家唐浩明的哥哥。
唐浩明寫了曾國藩、楊度，又在寫張之洞……這都是一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熏陶的知識分子。他們學富五車，才華橫溢；他們都懷著或“利國利民”或“救國救民”或“強國富民”的理想，可惜生當末世，大廈將傾；他們的人生遭際或榮或枯，或顯達或沉淪，不盡相同，但命運都是悲劇，因為他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注定隻能產生悲劇的時代。唐浩明寫他們，當然是因為他熟悉這一段曆史和這一群人物，心靈深處也未必沒有一絲惺惺相惜，因為他和他們畢竟同著一條曆經五千年繁衍生息的中國文化的根。當然，唐浩明比他們幸運。他生活在一個嶄新的充滿陽光和希望的時代，因此他筆下流淌的不僅僅是對前人的哀挽、同情和浩歎，更多的是對曆史的深沉的思索。
1997.8
《曾國藩》與曆史小說熱
很熱鬧了一陣的長篇曆史小說，最近似乎開始歸於平靜了。據說這股洶湧的熱流濫觴於《曾國藩》。看看那些連書名封麵都酷肖《曾》書的小說，儼然《曾》書的“姊妹篇”“兄弟篇”的架勢，似也不無道理。隻是曾幾何時，始作俑的老大哥風頭仍健的時候，小姊妹小兄弟們已露出了受冷落的頹勢。
聯想到《曾國藩》的創作，我以為這些作品的“早衰”，不外乎兩方麵的原因。一是作者的準備不夠，二是急功近利，導致“早產”。寫作曆史小說，既要有小說家的熱情和才華，又要有曆史學家的淵博和深沉。把“致仕”當成“做官”解的人，其筆下的曆史人物自然難免滿口“解放腔”。聽說有一部寫一位晚清重臣的小說，通篇都是史料的堆砌，少數幾節生動可讀的，竟都能在台灣高陽的小說中找到出處。
《曾國藩》和他的作者從另一麵說明了這個問題。唐浩明自小對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對文學有執著的追求，後來念研究生，學的是先秦文學，打下了紮實的古典文學根底。主持編輯《曾國藩全集》逾八年，通讀曾氏全部手稿及有關資料，關於曾氏研究的論文就發表了十餘篇，說他是曾國藩專家，當非過譽。再說寫作態度。曹雪芹是“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唐浩明從一九八七年動筆，到一九九二年全書出齊，也是整整六個年頭。大修改三次以上，小的修改就不計其數了。為了集中精力寫好這部書，他辭去了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職務，以後又謝卻了出任總編輯的提議。第二、三卷交稿以後，他應邀去法國巴黎做為期一年的訪問講學。接到對二三卷書稿的修改意見後，為了及時改好書稿，他在風情萬種的花都巴黎隻呆了三個月就趕回來了。兩千多個日日夜夜，作者是怎樣嘔心瀝血就可想而知了。
天道酬勤。於是有了《曾國藩》五年重印十五次，發行四十五萬套一百三十五萬冊的紀錄；於是有了“國人遍說《曾國藩》”的熱潮。對於一個作家，讀者的喜愛和歡迎是對他的最高獎賞，是最珍貴的報酬。
唐浩明和他的曆史小說創作，印證了讀者是可愛的，也是決不可以欺負的；你有怎樣的投入，你就將得到怎樣的回報。
1996.3
到這裏來檢閱“湘軍”
——關於《芙蓉文學創作叢書》的對話
最近購得新出的幾部中、短篇小說集，有葉蔚林的《白狐》、孫健忠的《鄉愁》、張步真的《老獵人的夢》、葉之蓁的《我們正年輕》、韓少功的《飛過藍天》、譚談的《你留下一支甚麼歌》、聶鑫森的《太平洋樂隊的最後一次演奏》、蕭建國的《左撇子球王》、羅石賢的《雁門開》等，一色的長三十六開本，風格相近的封麵裝幀，簡潔大方；原來都屬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芙蓉文學創作叢書》。聽說這套書計劃出二三十種，有的尚在編印中。收的全是湖南中青年作家的新作。日前D君來訪。D君在出版社工作，又是這套書的編輯之一，《芙蓉叢書》自然就成了我們的中心話題，促膝而談，十分高興。客人離去之後，回想起來還覺頗有意思，根據記憶略加整理，以就教於同好。筆者：這兩年，經常聽到創作界的朋友感歎，除少數有大名氣者外，要出一本新作集實在不易。你們竟肯為本省的中青年作家出這麼大一套書，真是功德無量。
D君：出版社當然要賺錢，為國家積累資金嘛。但是，這決不是唯一的目的。扶植作家，支持創作，積累文化成果，也是出版社義不容辭的責任。
筆者：你倒還真有一點出版家的氣魄。
D君：甚麼氣魄，以前想出還出不來哩！
筆者：這倒也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湖南文學創作真有點異軍突起之勢。作家作品均如雨後春筍，無論數量質量，都遠遠超過了前三十年。瞧瞧全國性的文學創作評獎，湖南的得主就不少。中、短篇評獎，湖南作家幾乎年年有份，第一屆茅盾文學獎選了六部，就有兩部出自湖南作家之手。真稱得上是盛況空前了。
D君：這當然是與整個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有關係的。但是，在不到幾年的時間內，在一個地區集中地出現這麼多的作家和作品，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我們出這一套書，為這一文學現象做一個記錄，為廣大讀者提供一份良好的精神食糧，為研究者們提供一份比較完整的資料，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哩！筆者：看得出來你們是努力這樣做的。這套書的作者，不僅有在創作上起步較早，開始走向成熟，在全國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如葉蔚林、孫健忠、譚談，而且有近年來剛露頭角的新秀如葉之蓁、聶鑫森、蕭建國，真個是不薄名人愛新人。
D君：不知你注意沒有，由此，也就帶來了我的這套書的一個突出的特點。
筆者：是不是創作題材的豐富性和藝術風格的多樣化？D君：對了。你看，這些作家在反映的生活、題材方麵，各擅勝場。葉蔚林對湘南山區一往情深，孫健忠對湘西的風土人情了如指掌，過去的知青生活令韓少功反思不已，而譚談卻始終不忘曾一起掄過風鎬的煤礦工人。在藝術上也各具特色，葉蔚林優美抒情，韓少功機智雋永，聶鑫森精悍靈秀，葉之蓁詼諧而不失深沉……
筆者：真算得上多姿多彩了。
D君：其實，這全得力於作者們的努力。要說編輯的功夫，倒是下在另一個方麵。
筆者：願聞其詳。
D君：我們編這套叢書時就有一個想法，每一個人的集子，都要反映出這個作家在創作上的成就和他的藝術特色，又要盡可能避免重複。年輕的作家好辦，第一次出集子，隻要精心挑選，披沙揀金，努力避免遺珠之憾就行了。一些名氣較大的作家，已出過幾個集子了，要達到上述要求，就不容易啦。筆者：啊，原來你們還有這樣的考慮，難怪葉蔚林和孫健忠隻選了他們的中篇。不錯不錯。如你所說，葉蔚林熟悉湘南山區的農民，風景描寫幾可謂獨步當代文壇，而其優美抒情的文筆又常使他的作品更富藝術魅力。你們這一部《白狐》，尤其是第二版，不僅選了他膾炙人口的名篇《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還選了《白狐》，確實可以達到既反映葉的成就和特色，又不與他別的集子相重複的要求了。我是很喜愛葉的中篇的，一卷在手，常常翻翻，那精雕細刻、栩栩如生的人物，如詩如畫的風景，那深情雋永的文筆，雖是讀過多次了，仍令人陶陶然心馳神往。而韓少功的《飛過藍天》，中、短篇兼收，既有他近年來的代表作如《風吹嗩呐聲》，又有《同誌交響曲》這一類他較少企及的題材，使人們看到他在藝術上多方麵的探索和追求，真個是不拘一格，盡得風流。
D君：過獎了。
筆者：聽說文學界對湖南近年來文學創作隊伍的崛起非常注意，把他們稱為“湘軍”，是麼？
D君：這是文藝界同行對湖南作家群的友好的調侃。
筆者：那麼，本人評價《芙蓉叢書》時，要做一個概括，我想說一句：請到這裏來檢閱“湘軍”，大概也不算太過吧。
D君：見笑見笑，你這是鼓勵我們哩，我們努力吧。
1985.8
一點杞憂
一
1980年，在省第四次文代會上，有人預言：我省的文學創作正處於一個“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大繁榮的前夜。現在，三年過去，在三中全會浩蕩春風的吹拂下，萬木爭榮，百花齊放，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麵已經到來。僅以小說為例，一九七九年，葉蔚林以《藍藍的木蘭溪》打破了三十年來湖南作家不曾在全國獲獎的沉悶局麵。之後，又有韓少功、古華、孫健忠、水運憲、蔡測海、譚談等相繼獲獎。尤其是莫應豐的《將軍吟》、古華的《芙蓉鎮》榮獲“茅盾文學獎”，引起全國文學界的震動。一些雖然沒有獲獎、或暫時沒有獲獎的作品，如任光椿的長篇《戊戌喋血記》，葉之蓁的短篇《我們建國巷》等等也引起了廣大讀者和文藝界的注意。
近幾年我省文學創作繁榮的另一個表現是作家隊伍的迅速壯大和成長。一些早為全國知名的作家，更加走向成熟，一些過去影響不大的作者，近幾年來，以他們辛勤勞動所創造的光彩奪目的作品，使他們得以躋身於全國著名作家的行列；有的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一大批近年來才開始創作的年輕人，也以其起點高，成長快，來勢好為特點，引起文壇矚目。
上述所舉，僅限於小說一隅；而且僅憑筆者記憶所及，已堪稱群星燦爛，琳琅滿目了。倘縱觀包括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兒童文學和戲劇電影文學在內的整個文藝，其成就就更令人振奮了。
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不僅本省文藝界為之歡欣鼓舞，省外同誌乃至一些文壇前輩也常加稱道。筆者因為工作關係，同作家作品打交道較多，高興、激動之餘，常不免暗自思索：這樣一種大好形勢，能否堅持下去？它是方興未艾，還是已達頂峰，將會出現下行之勢呢？
二
誠如題示，我唯願我提出的問題僅是杞人憂天；但是，有一些現象卻不是不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先從大家注意的幾項評獎說起吧。
長篇的“茅盾文學獎”剛剛評過，因為是第一次，無法比較。且看短篇評選吧：一九七九年一篇，一九八○年一篇，一九八一年兩篇，一九八二年一篇。數量差別不大，而其入選作品在質量的高低，影響的大小方麵，卻頗有一種下行之勢。當然前幾次評選中還有一些未入選的遺珠，這兒就暫不提了。再看看中篇：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評獎湖南爆了個大冷門，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雙雙獲獎，第一次引起文藝界的注意。張步真的《老獵人的夢》等，也是奪標呼聲很高的。而第二次獲獎的作品《山道彎彎》和《禍起蕭牆》，較之第一屆，似已略遜一籌了。
讓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湖南作家的情況吧。誠然，一個作家的創作，不可能都是一個水平，更不可能一個比一個高，有的作家，他的處女作也可能就是他創作的頂峰。這些現象，在文學史上是累見不鮮的。誰也決不會因為某一個作家一時的成敗得失而大驚小怪，我們在這裏要研究的是作為一個省的文學創作發展勢頭的一些現象。
莫應豐的《將軍吟》，寫於一九七六年，葉蔚林的《藍藍的木蘭溪》和《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寫於一九七九年，孫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寫於一九七九年，韓少功的《飛過藍天》，雖然得獎，似也不及《西望茅草地》乃至沒有得獎的《月蘭》和《風吹嗩呐聲》來得有分量。這些同誌，近年來，都還沒有寫出超過、達到甚至是接近上述他們已經達到的水平的作品。
一個作家選擇什麼樣的題材？寫什麼，不寫什麼？這完全是由他的藝術思想，藝術個性和生活積累所決定的，我們沒有必要去橫加幹涉。但是，當我們在討論創作形勢的時候，對某一個時期的某一個作家的創作題材做一個綜合的考察，倒未必不能引出一些使人深長思之的問題。
那麼，我們在研究我省作家的創作時，看到了什麼呢？我們發現了我省的一些有影響的作品，大多數是屬於通常所說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他們所表現的生活，絕大部分是三中全會召開以前的人民群眾的生活。而對當前迫切需要反映的現實生活，對我國人民正在努力為之奮鬥的四化建設，對於與我們國家民族命運有著巨大影響的這一場改革，卻反映得不多。幾年來，我省的作家們所創造的藝術形象是豐富多彩的，但是，銳意革新的創業者一類的新的英雄形象太少了，不能不是一個遺憾。我們還不能不注意到，有些作者(還有一些是剛剛開始創作的青年作者)，不願正視火熱的現實生活，不善於去反映生活中紛繁複雜的矛盾衝突，而去刻意追求所謂有永久意義的題材和主題，去追求一種怪異的情趣和格調。前不久，丁玲同誌來湖南，也曾談到這一現象，看來，實在不是筆者少見多怪。
三
一個時期、一個地區文學創作的繁榮興旺，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我省近幾年文學創作的發展和繁榮，是整個社會主義文藝大繁榮的一個部分。同全國各地一樣，是因為有了“四人幫”垮台、文藝思想從長期的禁錮中得到解放這一重要的環境條件，因為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沒有這些決定性的因素，沒有全國文學的繁榮，也沒有湖南文學的空前盛況。此外，當然還可以從地方文學的淵源，傳統影響，領導工作的優劣等各個方麵做很多的研究。在這裏，我們隻想聯係上文繼續探討一下一個為人說濫了的問題：創作與生活的關係問題。
我們省的一些有成就的中年作家，走過了一條大體相同的生活和創作道路。他們大多從六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創作(有的還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的)，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散文、詩歌之類，有的還出過小冊子。但當時並未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一場“文革”，十年浩劫，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有的進了“牛棚”，有的舉家遷徙，從城市來到窮鄉僻壤，一下子被打入了生活的底層，從一個經常需要體驗生活來維持創作的生活的旁觀者，變成了一個胼手胝足的賤民；在生活的大海岸邊徜徉觀望的作家、詩人，一下被推入了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卷進激流旋渦裏，於是，他們有了放排瀟水的際遇，感受到了排上生活那種難以忍受又無法排遣的寂寞；他們有了每天打掃大街的“幸運”，得以真正體驗路人每一個眼神的冷暖；他們在這裏結識了盤老五、吳愛花、胡玉音、秦書田，於是，他們後來才有了那些使他們“一夜醒來，名滿天下”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