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時期，兩種成就，當然有很複雜的原因，也有一個藝術上成熟的過程。但是，它也明白地告訴我們，成就大小，與距離生活的遠近有很大的關係。蒼天在上，我實在沒有叫他們再去當賤民的意思，我同大家一樣詛咒那可怕的浩劫。我隻是相信那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的話。我們的作家也確實有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生活條件變化了，如何繼續保持同生活的密切關係？
四
說了許多了，可不可以由此而得出這樣一點概念呢？
第一，三中全會以來，我省的文藝創作出現了空前的大繁榮、大興旺的局麵。近三年的成就，遠遠超過了此前的三十年。
第二，在大繁榮、大興旺的大好形勢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這個詞似乎太重了一點)。主要表現在，有些作家對當前與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問題，對關係著我們國家民族命運的四化建設注意不夠，反映不夠，有的同誌，而且是年輕的同誌，甚至回避火熱的現實生活，回避矛盾衝突去抒寫個人的生活和情趣，甚至去追求某些怪異的情調和趣味。
第三，從發展的態勢來看，現在就說我省的文學創作已開始走下坡了，似還欠妥，但是不是可以說，如何保持這個勢頭，乘勝前進，爭取更大的成就，開創新的局麵，已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五
那麼，現在有些什麼事情可做呢？我以為從作家，從做文藝創作的組織、領導工作的同誌，從出版編輯部門來說，在生活、學習、評論這三個方麵，都大有文章可做。
先說生活吧。它對於創作的重要性，是無庸多說的。許多同誌成功的經驗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現在的問題是下不去！為什麼，用一位同誌的話說，被許多無形的網罩住了。生活舒適了，名氣大了，邀請參觀、遊覽、講學的多了，約稿信似雪片般飛來，拉稿者趨之若鶩。據說，有一位同誌，去年接到外省邀請參觀、講學的信有五六件之多，如果算上行前的準備，歸來的休整，差不多要耗去大半年的時間。說句良心話，所有這些都是有誘惑力的，沒有繁榮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強烈的責任感，自覺性，沒有堅強的毅力，要擺脫這些誘惑是困難的。但是，舍此，別無他途。一個作家，憑著現時的名氣，可以不斷地發表一些東西，但是，此時你也就開始在向埋葬天才的深淵中墜落了。
這是從作者方麵說的，那麼做文學的組織領導工作的同誌呢？我以為第一，要鼓勵、督促作家們深入生活，要經常檢查他們深入生活的情況，而不能遷就，特別是對那些有才華，有成就的同誌，更應如此。第二，要幫助創造和提供條件，特別是在基層擔負有實際工作任務的同誌。第三，要因人製宜，妥善安排，有的是要下基層，長時間地，去一個點上紮下去；有的需要去開闊眼界，見見世麵。第四，對於一些編輯出版部門(無論省內省外地方中央)熱情的邀請觀光講學的活動，要予以適當的節製。閉目塞聽，坐井觀天，當然不行，一年中花去大半年時間遊山玩水，也實在無益。
再說評論。幾年來，大家都有感於我省的評論太弱，而真正能夠聯係創作實際，切中要害，足以發聾振聵的就更為鳳毛麟角了！而評論之於創作，何止於伯樂於千裏馬呢？有人說過，沒有別林斯基，就沒有果戈裏。這是有道理的。好的作品，需要有人及時發現、分析、研究，恰如其分地評價、鼓勵；壞的作品需要有說服力的批評。做出成績的作家，需要有人幫助他總結經驗，繼續前進；彷徨歧路者，需要有對他做過認真研究的人指點迷津。六十年代《文藝報》關於茹誌鵑作品的討論，對她一生創作道路影響之大，使她至今感激不盡。我們的評論情況如何呢？我沒有做過認真的研究，不敢妄加評斷，但有一個事實卻是非常令人遺憾的，這就是，我們省的一些優秀作品的第一篇評論，幾乎都不是出於本省的評論家之手。據我所知，我們省的一些評論工作者，在困難的條件下進行艱辛的勞作，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但是，人手太少，陣地太小。此外，我也不揣冒昧，鬥膽冒叫一聲，我們的評論家們，我們的一些報刊的編輯們，是不是也還心有餘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呢？不敢去組織寫作、發表那些發人所未發、而又確實是有真知灼見的文章呢？看來，評論隊伍的組織、培養、提高，已是當務之急了。
第三是學習。作家之需要學習，需要淵博的知識，高深的文化素養，自不在話下。王蒙在《讀書》雜誌上寫過一篇談我們這一代作家的非學者化傾向的文章，說得尤其透徹。我們省的作家，被稱為(也有的自稱為)鄉土作家，這裏，除了積極意義的一麵外是不是也還有一點當年許多同誌自稱“我是大老粗”的滋味呢？據我所知，我省作家夠得上學者水平的，似不太多，因此，首先需要提倡一種讀書的風氣，同時，要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可不可以設想，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地選送一些有才華、有生活的作家到大學、文講所之類的地方去進修一下呢？文聯、作協、文化局、文化館，省、市、縣，一切有條件的單位，都應當搞智力投資，十年樹人，事關重大，希望一切有識之士都來關心它，支持它。一部中外文學史和當代無數文學創作的先例，都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要想不斷湧現好作品，文藝創作不斷繁榮興旺，在幫助作者提高思想水平，豐富生活積累的同時，還要幫助我們的作者，不斷加強文化素養，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
還有一個培養新人的問題。隻有新人迭出，文藝創作才能興旺發達，曆久不衰。培養新人的工作要靠各個方麵來做，文聯、作協，尤其義不容辭。現在，一些真正有才華、正值創作盛年的同誌卻苦於日常工作的拖累，沒有時間；希望能在改革和調整機構的同時，改革專業作家的製度，擴大編製，使這些同誌的才華得到較好的發揮，為我們的國家民族創造更多的財富。全省各地更多的是嗷嗷待哺的新人，希望得到幫助，扶植。湖南文藝界至今還傳頌著蔣牧良同誌甘當蠟燭、甘為人梯的精神，健在的作家如康濯等同誌也在扶植新人方麵花費了很多精力，我們期望的是，這樣的同誌更多一些，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樣湖南文學創作的更繁榮、更興旺、更發達就更有希望了。
為人作嫁也光榮
兩年前，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授獎大會在北京召開，我雖是兩部得獎作品的責任編輯，卻無緣與會。後來設法，弄了一張記者證，才得以混跡會間，做一點組稿工作。兩年之後，我卻以一部得獎作品的責任編輯，應邀參加大會，與幾十位同行一道，聆聽著巴金同誌和張光年同誌在祝詞中對於編輯們辛勤勞動的熱情讚揚，熱淚盈眶之餘，自不免感慨萬端。
看來，情況確實在發生變化，編輯的勞動正在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過去常聽人把編輯工作比作為人做嫁衣、抬花轎，是褒是貶，總不大明白；今日想來，管它，為人作嫁也光榮嘛。
編輯有什麼了不起？作者不寫出好作品來，你能上天也沒用，沒有新嫁娘，做嫁衣、抬花轎的就隻有失業、改行。因人成事而已！然而，我又想，馬卡連柯的《教育詩》，不是險險乎進了字紙簍，化了垃圾的麼？郭沫若不忘《學燈》的編輯；巴金、丁玲至今不忘當年做編輯(！)的葉聖老對他們的提攜扶植，其間總有一點什麼道理在的。
隨著發掘人才的呼聲日高，“伯樂”又時行起來。編輯同行們交談，也常以伯樂互勉。編輯應當做伯樂，善於發現好的書稿和人才。但我更想起卞和，識璞玉於亂石之中，有識見，有眼力，誠屬不易；為使這寶貝不至於埋沒塵莽，兩次慘遭刖足而不悔，冒死舉薦，終於使和氏璧光耀千古，更令人感佩之至。
世上各種各樣的事，都要有人去做；事無貴賤，分工不同而已。有新嫁娘，就要有做嫁衣裳的；有坐轎的，就要有抬轎的。今天你坐轎，他抬轎，明天他坐轎，你抬轎；從這件事看你是坐轎的，從那件事看你又是抬轎的。這本來都是異常明白的道理。我是從業餘作者改行做編輯的，也算小坐過幾回轎了，至今仍對當時扶持幫助過我的編輯們懷著深深的感激。現在輪到我來做嫁衣了，盡管我還“壯心不已”，每想到作新嫁娘的滋味就怦然心動，希望還有再當新嫁娘的幸運，但我仍當努力幹好編輯工作，向我們許多忠誠的老黃牛們學習。
得了一回光榮，就生這許多感慨，受寵若驚之外，大概也是天良未泯的緣故吧。記在這裏，權應《書苑》之索，也聊為自勉而已。
樹與林
——在“八五”優秀長篇小說獎
頒獎大會上的發言
今天有幸參加這個大會，獲得獎勵，我感到十分高興。我謹代表湖南文藝出版社全體同仁，代表得獎長篇小說《曠代逸才·楊度》的作者唐浩明同誌，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遺憾的是浩明沒能來參加今天的大會，不然他會和我一樣高興，因為軍功章裏有我們一半也有他一半，而且他那一半應當更大、更重。我感到高興，還因為《楊度》的得獎，是對我們長期在曆史小說方麵所做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新時期以來，在長篇小說的領域裏，我們側重於曆史小說。作為一個編輯，主要是策劃和組織創作出版了包括《楊度》在內的“千秋”長篇曆史小說係列。這是一套以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曆史人物和重大曆史事件為描寫對象的作品，現在已出版了《曠代逸才·楊度》、《曾國藩》、《戊戌喋血記》、《辛亥風雲錄》等十二種共十七部。在近兩年內，還將出版三至四種。我們這樣做，是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第一是我們出版社的實際。湖南文藝是一個地方小社，與北京上海等地方的大社比，無論編輯力量和作者隊伍等各方麵的條件都要差得多。但是，既然辦出版社，當編輯，總不甘人後總想出幾部好書，做一點貢獻。契訶夫說：大狗叫，小狗也要叫。作家如此，編輯亦如此。怎麼辦？我們想到了栽樹。北京上海的大社可以栽一片林子，我們就栽一棵樹。我們無法同老大哥比氣魄、比規模，但我可以集中力量，精心培育，使這一棵樹跟你林子裏的樹一般高，一般粗，一般枝繁葉茂。條件好的栽一片，條件差的栽一棵兩棵，隻要都能長得好，我們的長篇小說之林，文學之林，出版之林自然就會欣欣向榮，繁榮茂盛。第二是近代史和湖南曆史的實際。滿清皇朝大興文字獄，禁錮了人們的思想，把大批學人逼進了故紙堆砌成的圍城之中，造成了小學、考據學、音韻學的畸形發達。但是，在湖南這塊土地上，一批學人士子，頑強地堅持著從周敦頤、王船山以來注重性理、講究經世致用的湘學，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以經邦濟國或強國富民或救國救民為己任的誌士仁人。在近一百多年的曆史上，在湖南這塊土地上，產生了一大批足以左右中國社會曆史進程的重要人物，包括清末的所謂中興名將、理學名臣曾、左、彭、胡，變法維新、誓以鮮血喚醒國人的譚嗣同，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除孫中山、廖仲愷外，黃興、蔡鍔、宋教仁等幾乎都是湖南人。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劉、彭、蔡，不可勝數。人物之多，影響之大，時間、地域之集中，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這何嚐不是一座金礦，一筆寶貴的豐富的文學資源、出版資源呢？湖南出版人如果忽視了這筆資源，既愧對先人，也愧對子孫！
選題確定之後，認真實施起也不容易，尤其是當你為自己樹起一個較高標杆的時候。這是小說創作，不能命題作文，不能拉郎配。我們是地方小社，沒有大批成熟的作家送稿上門，隻能靠我們自己去尋找，去發現，去扶植。上海的寒波是我們找到的商業部門的一個幹部，打過“右派”，沉默了二十多年。七十八歲了，不到十年時間，在我們社出了七部長篇，“千秋”係列中有他四部。唐浩明應當算是我們發現和扶植的。十年前，他把那部題為《曾國藩出山》的中篇交給我的時候，還是一個沒有發表過一篇文學作品的新人。是我們建議、鼓勵、幫助、扶持他，經過五年的共同奮鬥，把一部五萬字的中篇變成了一部一百二十萬字的巨著。之後，又鼓勵他再接再厲，一鼓作氣，建議他接著寫楊度。於是，又經過三年，有了今天的《曠代逸才·楊度》。中國多了一個才華橫溢的作家，我們多了幾部精彩的書稿。
我們所做的這些，同一些兄弟社比，實在不值一提，何況，我們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做完。我們還打算今後在繼續抓好曆史小說的同時，還要向兄弟社學習，花大力氣抓主旋律，抓現實題材的優秀長篇。希望得到大家的幫助和支持。
1998.4
關於《千家詞》的編選
詞是與音樂關係最為密切的一種文學樣式。隋唐間，燕樂興起，有樂必須有詞，即所謂按曲填詞，倚聲而歌。詞就是為新興音樂填寫的歌詞，又稱“曲子詞”。大概因為當時記譜的方法不完善，又沒有錄音之類的設備，歲月流轉，時過境遷，口耳相傳的曲子亡軼了，可以刊刻傳誦的詞倒獨立成為一種文學樣式發展昌盛起來。
最初的詞多出自民間藝人和下層知識分子之手，以口語寫作，直抒胸臆，質樸清新，淺顯通俗。唐代大詩人李白、白居易、劉禹錫等曾予關注，仿效譜寫，於詞無大成，倒給當時詩歌創作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氣。真正開風氣之先，使詞由俗入雅，開創文人詞新時代的要數溫(庭筠)、韋(莊)等花間派詞人。之後，經五代十國，有李璟、李煜父子，治國無方，填詞有法，卓然成為一代大家。至兩宋，名家輩出，佳作如雲，先有晏(殊)歐(陽修)，繼有“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的蘇軾，“狀難狀之物，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的柳永，後有周邦彥、李清照，纖巧雋永，感人肺腑，為婉約一派宗師。南宋詞人陸遊、辛棄疾，憂時憤世，高揚愛國主義的旗幟，“以詩入詞”、“以文入詞”，大大推進了詞體的變革創新……真可謂百花爭豔，千峰競秀，流光溢彩，氣象萬千，終於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與“唐詩”比肩而立的又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宋以後，詞衰落，至清，雖有中興之勢，已是強弩之末。千餘年間，曆代詞人為我們留下了無數名篇佳作，思想內容之豐富深刻，藝術形式之優美精致，比之詩經、楚辭、唐詩、元曲，並無遜色，而所表現漢語言獨特的音韻之美，為前者所不及，實在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光彩奪目的瑰寶。
曆代詞人的藝術風格有“豪放”與“婉約”之分。其實，豪放如蘇東坡，曠達風流似京西大漢，執雲板，歌大江東去；但一曲《江城子》，哀婉纏綿，幾近極至。李清照獨創“易安體”，高潔素雅，婉約雋永，而一聯“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豪氣幹雲，讓須眉失色。後世選家，也有所謂“浙江”“常州”諸派係之分，或強調格律技巧，或注重比興寄托，雖一家言，畢竟詞學一枝。
我們這個選本，比照《千家詩》，誌在普及文學，幫助青少年特別是中小學生廣見識，增學養，自不存門戶成見，隻問品位高低，兼收並蓄，選優拔粹，倘能從中大體看出千年詞壇的基本麵貌和脈絡，則為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