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印象中，葉蔚林是寫山的能手。他用那支飽含詩意的彩筆，描繪了菇母山區迷人的風情，描繪了流淌其間的“藍藍的木蘭溪”，還有那條“沒有航標的河流”——瀟水奇麗的水光山色；他飽蘸著濃鬱的感情色彩，刻畫了一係列山民形象：盤老五、趙雙環、石牯、鍾菌兒……許多至今仍在藝術形象的畫廊裏閃耀著獨特的光彩。人們欽佩他對山區生活的熟悉，對山裏人的摯愛，對他們生活和命運的深沉的思索和關注。許多人因此都以為葉蔚林也是一個山裏人，殊不知他是海的兒子。
葉蔚林的老家在南海之濱的惠陽縣，著名的葉挺將軍是他的同村人，同鄉又同姓，論起輩分來，他應當叫葉挺做叔公。他的童年是沐浴著滿是鹹腥味兒的海風長大的。大軍南下，解放他的家鄉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充滿幻想的中學生。帶著那個時代年輕人對於新生活的憧憬和狂熱的追求，他參軍了。先在四野文工團二團，後來又到了中南公安軍文工團。當時的中南公安軍所轄防區很大，東起廣東汕頭，西至廣西北部灣、十萬大山。青年軍人葉蔚林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南海漫長的海岸和數不清的小島。他從小愛讀書。舅媽偶然留下的一藤篋書，為他揭開了文學天地帷幕的一角。小小年紀，開始忘情於瓦崗寨和水泊梁山好漢們的英雄業績，忘情於張生鶯鶯纏綿悱惻的愛情。參加革命以後，當時風行的俄羅斯文學為他打開了更廣闊的世界，引導他用新的眼光看社會、看人生。他情不自禁地開始寫日記，寫海島生活，寫島上的戰士和漁民，寫自己與他們的交往和感受。不久，他偷偷地寫了兩篇小說，用“葉軍”的筆名寄出去。一篇叫《報曉雞》，一篇叫《風雨第七夜》，先後在《南方日報》副刊上發表。不知出於一種什麼心理，他既沒有告訴報社自己的通訊地址，發表後也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他就以這種獨特的方式邁出了他文學生涯的第一步。
這第一步的漫長，恐怕連作家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1984年他的第一部中篇集《白狐》在湖南出版，他在該書的代跋中談及他的創作生活，他把自己迄今為止的創作曆程分成第一步和第二步，不無感慨地寫道：“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間，我幾乎整整費去了二十年！”
其實，這二十來年生活的前一段還是比較順暢的。在部隊當的是文藝兵，演過戲，畫過布景，搞過創作，後來死乞百賴要下連隊，弄半天，當了個軍人俱樂部主任，還在文藝圈子裏轉悠。年輕英俊，聰明能幹，既受首長青睞，也為戰友歡迎。一九五七年差點受屈，因為一個器重他的首長擔戴，總算在劫而逃。轉到地方，在省歌舞團當創作員，一首《挑擔茶葉上北京》，唱遍全中國。從此他懷裏揣上大紅的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證，滿世界轉。生活對他，充滿了陽光和歡笑。他也對生活回報以真誠的信賴和感激。憑著對生活敏銳的感受和捕捉形象特有的才華，他盡情地抒寫著他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當時的文壇和寬厚的讀者，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了這位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他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句話，準確地表現了他這一時期的創作境遇和心態。他說：一切看來都是那麼自然、順暢。這個時期的作品，後來大抵都收在《海濱散記》、《邊疆潛伏哨》和《過山瑤》三本集子裏。今天當我們翻開這些作品的時候，我們仍為它們清新的氣息所感染。無論是最初的《臂章的故事》、《布穀鳥》，還是稍後一些的《捉狗魚的人》、《過山瑤》，都讓我們感受到作者真摯的感情。讀著這些節奏明快、語言優美的短章，仿佛看到一溪清泉潺潺流淌，泉水叮咚，波光閃爍，卵石遊魚，曆曆可數，愛之不忍離去，久看卻又不免嫌其畢竟過於清淺。有論者說過：“這些作品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用小說形式裝載的讚頌詩，裏麵蕩漾著明快、樂觀、透明、天真的調子，洋溢著一種比較廉價的信心。這是一個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眼中的生活，這是一些為了熱情而忘記了深思的詩篇。”這應當算是比較確當的評價。作家自己對這一時期的創作，也有過一個發人深思的反省。他說：應該說，我的歌頌是真誠的，我所歌頌的東西也確實是生活中實有的。但是我越寫越沒勁，不是我不熱愛這些，而是因為我明確地知道，這些決不是生活的全部內容。
正當葉蔚林在創作上苦悶、彷徨、探求新路的時候，文化革命開始了。僥幸躲過了五七厄運的葉蔚林，再也無法逃過這一場浩劫了。他們一家被驅趕到極其偏僻邊遠的湘南山區——江華瑤族自治縣去插隊落戶。一夜之間，從一個瀟灑自在的文化人淪落為賣苦力、出大汗的下層勞動者，“除了田裏的活計之外，砍樹、拖木頭、割鬆脂、養蜂、打獵、放排……什麼都幹過。”真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許連他自己當初也沒想到，正是這幾年非人的待遇和艱苦的流放生活，為他後來文學創作上的突破和飛躍積蓄了力量，準備了條件。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雲開日出，中華民族的曆史進入一個新時期，中國文學藝術的複興開始了。葉蔚林脫穎而出，一篇《藍藍的木蘭溪》，語驚四座，令人刮目相看。它描寫一個套滿榮譽的枷鎖的美麗善良的姑娘趙雙環，在蠻橫專製的公社書記的壓製下，失去了愛情自由的故事。作家筆下的這一藝術形象卻表現了遠比故事本身深刻得多的思想，它讓我們看到了美的化身，也看到了美的遭受囚禁和破壞，看到了美的憤怒和抗爭。《藍藍的木蘭溪》就以這樣深刻的思想和嫻熟的技巧，榮獲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如果說《藍藍的木蘭溪》是葉蔚林創作曆程第二步的起點標誌的話，那麼，不久以後榮獲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一等獎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就是他藝術上成熟的標誌，是他創作曆程第二步中一個耀眼的高峰。有論者評價：“這是一部別開生麵的作品，是幾年來未曾讀到過的獨樹一幟的佳作。”確非溢美之辭。作品的成功首先在於他巧妙的藝術構思。他寫了一隻順瀟水而下的木排。把排上主人公的遭遇，同兩岸群眾的生活交叉描寫，準確、深刻而又生動地反映了十年動亂中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生活和命運。尤其巧妙的是，他通過一個天真純樸、入世未深的青年學生的視角，把祖國河山的秀麗壯美，同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紛亂癲狂聯係起來，把大自然的美麗富饒，同人世間的貧窮匱乏聯係起來，產生鮮明而又強烈的對照。作品的成功還在於作家對於祖國自然風光的富於詩意的描寫，在於他巧妙地把大自然的景色和人間世態巧妙地融為一體。無論是瀟水兩岸的風光，還是岸上人間的民情風俗，一抹雲霞，一株老樹，一架咿呀作響的古老的筒車，還是一群在河邊捶衣的女人，都在作家的筆下變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彩墨畫卷，引人神往，發人深思。當然，作品最大的成功還在於塑造了盤老五和一係列動人的藝術形象。盤老五是一個普通的放排人，但是，在作者筆下，他的個性，他的精神世界，竟是這樣的豐富。這是一個無法用習慣的簡單的分類法歸類的真正的藝術典型。有論者說得好：“盤老五是從他手中產生的一座石雕，他把這座石雕安置在新時期文學的人物長廊裏，從而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盤老五不是一般意義上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而是文學中的典型形象。時間的河流奔騰不息，盤老五卻像河中堅韌的礁岩，留下來了。作為一頁曆史的證明，他永遠帶著粗野、寬厚、豪爽、善良的笑容，注視著河流上的後來者，以他性格的光輝，給後來者們以信心和力量。”
《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無疑是葉蔚林獻給中國文壇的一朵光彩照人的鮮花，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重大收獲。近十年來，創作繁榮，各類作品真可謂汗牛充棟，有不少還曾熱鬧過一氣，曾幾何時，大多已陸續為人淡忘，唯有《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依然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吸引著讀者，打動著他們的心弦。
此後，葉蔚林又寫出了富有濃鬱的浪漫主義色彩的中篇《黑穀白狐》(後改題《白狐》)，革命曆史題材的《大海知道他》和風俗畫卷般的《菇母山風情》，寫出了足以讓每一個善良的心靈顫栗的《五個女人和一根繩子》。質量有高有低，影響有大有小，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起他“第一步”時期的作品來，已經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境界、另一個層次了。他依然保留著作者當年作品中已表現出來的特色：對於美的特有的敏銳的感受和摯著、熱情的追求，不同的是，與此同時他更注重於真。他敢於直麵生活中的醜與惡。他曾經說過：“凡是美好的事物，自然深刻在我生命的年輪裏，永不消失，永不磨滅。但是，對那些不很美好或很不美好的事物，我也不會忘記，不能忘記。因此，我往往在敘述美好事物的同時，也講那些不很美好或很不美好的事物。我認為，隻有兩者相加拌合，才能構成真實生活的整體。”他這樣實踐著，也這樣不倦地追求著。
葉蔚林，這個海的兒子，用他辛勤的勞動，已經在菇母山區耕耘出一片雖不算十分遼闊，卻是相當肥沃的土壤，他捧獻給祖國和人民的果實是豐腴肥美的。在創作的曆程上，他邁出了第一步和第二步，我們期待著他的第三步，更堅實、更矯健的一步。
執著探求命運軌跡
在文學失去轟動效應、長篇小說也不再是不愁嫁的皇帝女兒的今日，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唐浩明著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後，引起廣泛關注。第一卷《血祭》兩年印了三版，是頗有點出人意外的事。我想這或許與那個同名的生活原型不無關係。無論褒者貶者，都不能不承認他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因此，近百年間第一部以此人為主人公的小說當然會引起人們注意了。何況長期以來，我們的曆史小說多寫那些史有定評的人物，尤其是可供後人效法的英雄豪傑，《曾國藩》獨辟蹊徑，以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的人物為主人公，認真嚴肅地去寫，就不能不說是曆史小說創作的一個新發展了。
題材的選擇固然表現出作家的追求和膽識，但文學的價值，更多地決定於“怎麼寫”。縱觀全書，作者似無意於作翻案文章，也摒棄了那種非甲即乙的簡單的是非判斷和價值取向，把特定的人物放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去，執著地探求他的命運軌跡。他不忌諱寫曾知人善任、堅忍果斷的政治才幹和好學不倦、儉樸勤勉的書生本色。在作者筆下，曾國藩確是一個雄才大略、忍辱負重、舍己為公的中興名臣、國家棟梁。但是，作者也以同樣犀利的筆墨，深刻地揭露了他陰險虛偽、冷酷殘忍、機巧權變乃至殺人如麻而獲“曾剃頭”惡名的一麵。完全不同的兩個方麵令人信服地統一在“曾國藩”這一藝術形象上，造就了個性鮮明的“這一個”。托起這一形象的背景，是五千年中國傳統文化，是由爾虞我詐的官場傾軋，朝廷既倚為股肱又防如虎狼等方方麵麵錯綜複雜交織起來的那一段曆史！在這種對於人物的深刻描寫和把握的基礎上，作家提出了對主人公命運的審視和判斷。生當末世，大廈將傾，雖雄才大略，竭忠盡智，實不過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縱然封侯拜相，諡文正公、備極哀榮，終不免是一個悲劇角色。對此別人未必認同，但曾國藩作為一個血肉豐滿的形象，卻是可知可感的。
粗粗看來，這是一個完全傳統的結構。但是細加審察，不難發現，這個傳統的軀殼裏包裹的是作家全新的視角和不拘成見的思索。作者並不滿足於敘述人物的經曆，而是細致地幾乎是冷峻地剖析著人物的性格、靈魂，嚴肅地思索、揭示曆史和人的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我甚至覺得，作者是從藝術形象的途徑去尋找解讀諸多曆史之謎的密碼。
在史實與虛構的關係上，作者遵循的顯然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曾家老六曾國華的結局是一個曆史疑案，作者依據野史中一鱗半爪的材料，虛構了此人大難不死，卻又被大哥蠻橫地逼得出走廬山，終生埋名荒山野寺的故事。隻此一舉，既把理學名臣的虛偽冷酷刻畫得入木三分，也把那個扭曲人性的曆史環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讀《曾國藩》還有一種特別的情趣，字裏行間，常有一種濃鬱的曆史感撲麵而來。這當然不是幾個“之乎者也”營造得了的。作者唐浩明是個中年學者，正主持編輯整理《曾國藩全集》，研究太平天國史頗有所得。常年浸淫史籍，耳濡目染、朝夕熏陶、史料嫻熟，左右逢源，自然涉筆成“真”。這或許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地攤上那些拿一點顏料就開染坊的野狐禪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原因了。
1992.5
學者與小說
大陸文藝界提過作家學者化的口號，不知成績如何？學者做作家、寫小說的不多，影響較大的有姚雪垠寫《李自成》，蔣和森寫《風蕭蕭》，最近又有唐浩明寫《曾國藩》，凡三卷一百二十萬字，已出書的是第一卷，題名《血祭》。
唐浩明又名鄧雲生，畢業於華中師大研究生院，攻先秦文學，後任職嶽麓書社，曾主持過《曾國藩全集》的編輯整理，治近代史頗有所得，寫小說似還是第一回。
曾國藩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以他為主人公的小說，這是第一部，看來確有些難處。曾是背著“漢奸、賣國賊、鎮壓農民運動的劊子手”的惡諡的。近年來學術界雖有人對此持不同看法，唐浩明就發表過題為《曾國藩非漢奸賣國賊辯》之類文章，但是，至少後一個罪名是無法洗刷的，因為有幾十萬太平軍將士的森森白骨在，長沙“站木籠”、“天京屠城”也史有確證。
唐浩明研究曾國藩多年，史料嫻熟，素材豐富，做起小說來自然左右逢源。《血祭》從曾國藩墨經出山寫起，至兵敗潯陽，心灰意冷地走上回家奔父喪之路止，所寫的主要情節，如長沙練勇，衡陽誓師，靖港慘敗，跳江自盡，攻武昌，下田鎮等，都是有史實做依據的。我以為曆史小說主要情節還是要符合曆史事實為好，否則與當今地攤上那些假借某朝某事，胡編濫造，荒誕不經的東西有什麼區別？當然曆史小說畢竟不是曆史，自不必拘泥於事事有出處。還得遵循小說創作的規律，在尊重曆史的前提下去虛構。曾國藩終其一生，主要對手是太平軍，因此開篇就虛構了一個曾國藩邂逅太平軍的故事，把一對冤家從一開始就糾結起來，這就顯得緊湊了。此外，在大多數人物都是曆史上有過的真人之外，虛構了康福康祿一對兄弟，一個投到曾國藩門下，一個報效太平天國，確也頗見匠心。大事不虛，小事不拘，這是本書的一個特點，無疑也是它終於能寫得起伏有致、妙趣橫生的一個原因。
本書作者是個學人，但筆下的小說無意於作翻案文章，自然也沒有漫畫式地醜化。它著力於描畫一幅清朝末季風雲變幻的曆史畫卷和活動於其間的曾國藩、左宗棠、石達開等人物形象。對於曾，它既不忌諱寫他的知人善任、堅忍果斷的政治才幹和好學不倦、儉樸勤勉的書生本色，也突出描寫了他冷酷殘忍、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手段和口是心非、機巧權變的政客嘴臉。書名《血祭》，提出了作家對主人公命運的審視和判斷。生當末世，大廈將傾，雖雄才大略，以中興為己任，實不過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縱然封萬戶侯，諡文正，備極哀榮，終不免是一個悲劇角色。
套一句老話，一千個作家就有一千個曾國藩。《血祭》中的這個曾國藩，未必能為所有的人認同，它對這一段曆史生活和主人公命運的審視，也未必能為所有的人所首肯，但它至少表現出了一種大膽探索的勇氣。諺雲：蓋棺定論。曆史就是由許多這樣的定論寫成的。忽然有人表示懷疑，要掀開棺蓋來看一看，親自做一番審視與思考。有什麼不好呢？他所得的結果與原有的定論相同，多了一個驗證人；他所得的結果不同甚至相悖，於是這定論就得到或補充、或修正、或改寫。再有後來者，又反複如是。人類文明不正是如此發展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