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拍中消失的人生
頌·生活
作者：薛湧
大約在30年前，我大學剛剛畢業到媒體供職，突發奇想創辦了一個《對話錄》的專欄，從《北京晚報》開始，後來轉到剛創刊的《文彙讀書周報》上。內容無非是采訪京城文化界領袖的筆錄，在當時的報刊中還算開創了一個思想采訪的欄目。因為這段經曆，我采訪了梁漱溟、馮友蘭、賀麟、王力、金克木、季羨林、費孝通、吳冠中、李澤厚、劉心武等名碩，騎車不知道把北京轉了多少遍。當時條件差，大部分家庭尚無電話，不管是誰，基本都是設法找到地址就去敲門，能談就坐下來談，不能談就再約。
幹了一年多，專欄有了些規模，有位媒體的朋友提醒我：“你把半個城的文化名士的家都跑遍了，難得這樣好的機會，為什麼不趁機和每位都留影作為紀念呢？日後擺出來，多輝煌呀！”這裏需要提醒大家：當時相機不普及，報社不發，個人難得有。但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蘇聯的老相機，還相當好使。在他看來，我確實是什麼便利都占了，卻不知道利用，實在可惜！
其實，我也覺得朋友的建議有理。但是，臨出門總是想不起帶相機。拜訪這些人，心思全想著怎麼和人家對話，哪裏顧得上拍照？我覺得，能有機會和自己喜歡的人長談，才是最為難得的機會。
至今我還記得金克木無情地嘲弄我對權威的崇拜：“我們年輕時和你們不一樣，腦子裏有什麼問題，就自己去看書，去想，尋求答案，還不知天高地厚地寫文章、放炮。看看你，年紀輕輕，怎麼有問題要畢恭畢敬地跑到我這個隨時準備進八寶山的老頭這裏來求教？”
這裏不乏自謙和自嘲，但他也確實看準了我沒出息的軟肋：缺乏獨立思考的基本信心。這話在我腦子裏盤旋了多少年，後來導致我放棄記者生涯，轉入研究，陰差陽錯地走到今天。
最近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雪莉·透克的文章，開篇講的是一段類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劇演員阿茲·安薩裏，在洛杉磯街頭經常成為追星族們的目標，大家紛紛拿著手機要拍照。他對自己的粉絲相當客氣，但拒絕和粉絲合影，而是要和粉絲攀談：你的音樂口味？對我的哪段小品喜歡？有什麼意見？等等。
粉絲們的狂熱勁兒一下子褪去許多，談不出所以然來，最後帶著沒有和名人自拍的手機失望地離去。
雪莉·透克以研究新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而知名，其《屏幕上的生活》《第二個自我》，都是聚焦於計算機對工作習慣、生活方式、人際關係、自我形成等方麵的影響。
2011年她出版的《孤獨地在一起》，則是探討移動通訊技術對當今一代人的衝擊。她用阿茲·安薩裏作為例證來說明自己的主題：阿茲·安薩裏主動和自己的粉絲們對話，難道這些粉絲蜂擁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嗎？但他馬上發現：粉絲們要的不是和他互動的經驗，他們要的是記錄，即用手機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