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諸大夫〔一〕，見人言動，億而談其禍福〔二〕，靡不驗者〔三〕，左國諸記可觀也〔四〕。大都吉凶之兆，萌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五〕，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
〔一〕大夫：官爵名。西周與春秋時由諸侯所分封的貴族為大夫，其封地世襲，封地內的行政由其掌管。
〔二〕億：通“臆”，推測，揣測。《論語·先進》：“億則屢中。”
〔三〕靡：不，無，沒有。《史記·外戚世家》：“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四〕左國：《左傳》、《國語》。《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原稱《左氏春秋》。相傳為春秋末魯國史官左丘明及其授受者所作，是我國第一部形式完備的編年體史書，主要記述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史事及其相互關係。《國語》又名《春秋外傳》，作者相傳也是春秋末年魯國左丘明。《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分國記事史。
〔五〕翳：翳子，眼球上生的障蔽視線的膜。也稱“白內障”。
【評注】
在第一篇《立命之學》中，了凡先生把他自己改造命運的經過，同他所看到的一些改造命運的人的種種效驗告誡他的兒子袁天啟，讓他明白命運是可以改變的，要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並要建立改造命運的信心。就具體如何改變命數、建立信心，了凡先生在第二篇《改過之法》中進行了具體的闡述。
春秋時期的士大夫見多識廣，經驗豐富，見到別人的談話和舉止動作，便能預測其吉凶禍福，無不靈驗，小則能看出個人成敗，大則能看出國家的興衰。他們之所以能有這種觀察能力，就是因為懂得因果的道理。這在《左傳》和《國語》中多有記載。
而吉凶禍福、因果報應的征兆是先萌發於內，而後又自然顯現於日常言語行動之間的。這裏提出了一個原則。一個人若能為“厚”，即心地淳良，待人厚道，能處處為他人著想，此人必有後福；相反，一個人若為“薄”，即對人刻薄，心胸狹窄，起心動念都為自己的利益，錙銖必較，睚眥必報，則此人定為薄福之人，不日將招致災禍，即使眼前有福報，也隻是他命中的福所顯現罷了；即使命中福厚，倘若心行不善，福也會折損消亡。
佛門講因果報應，即為此理。所謂“因”，亦可稱為“因緣”，泛指能產生結果的一切原因，包括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一切條件。佛教認為世間萬物都是因緣而生，“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緣起論是佛教因果思想的理論基礎。佛教對“因”的解釋有“六因”、“十因”、“四緣”等。所謂“果”，亦稱為“果報”，即是從原因而生的一切結果。佛教用業感緣起論解釋世間的善惡之報。它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的生起，都是由業力感召而成。《佛說十二善業道經》上說：“一切眾生，心想異故，造業亦異，由是故有諸趣輪轉。”輪轉趨向的好壞是由“業”的性質決定的。眾生所造之業，按其性質又可分為善、惡和無記業。善業能感召善果，惡業能感召惡果，無計業即非善非惡中性的業，對以後果報不起作用。眾生造業必然承受相應果報，概括起來是有漏、無漏二果，有漏是指生死輪回，無漏是指超脫輪回。有漏果是有漏業因所致，有漏業因分善惡兩類，善有善報，可在六道輪回中得人、天果報；惡有惡報，隻能得畜生、地獄果報。無漏果是無漏善業所致，可成就阿羅漢、菩薩和佛。中國傳統儒家經典裏也有類似的觀點，如《易·坤》中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是，儒家的善惡報應說是建立在“天道”觀上的，而佛教則不承認宇宙間有任何操縱眾生命運的力量存在，眾生的生死輪回、善惡報應都是由自己的業力所感召，即如《妙法聖念處經》上說：“業果善不善，所作受決定；自作自纏縛，如蠶等無異。”《阿難問事佛吉凶經》說：“善惡迫人，如影隨形，不可得離，罪福之事，亦皆如是，勿作狐疑，自墮惡道。”佛教的因果學說是緣起而生的，不同於一般的、機械的因果報應論。
如果能符合“至誠合天”的原則，也就能預知禍福。“天”乃是自然之法則，若我們起心動念都能合乎自然的法則，不加絲毫的妄想和分別，凡事心必誠、言必善，則吉凶禍福都是可以推論和想見的了。我們觀察一個人，隻要看他的行為就可推論出他的報應，如果都是善行，那麼可以預知他的福報將會來臨；相反，觀察一個人的行為，都是惡行，則可知他的禍端也就要來了。所以，我們要了解將來的吉凶禍福，乃至自己這一生的順逆，都應當從我們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處去反省和思慮。
中國儒家的傳統注重一個“誠”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指出“誠”和“信”可以互訓：“誠者，信也。從言，成聲。”“信者，誠也。”“誠”是指“天人合一”，是天與人之間的互動。“誠”也是“真實無妄”和“誠實無欺”。說他“真實無妄”，乃在於“誠”是客觀存在之實理，不僅是天之道，而且亦存在於人性之中，故而人應當保存自有本性，如其本來所是，勿起任何私心雜念。北宋著名思想家張載說：“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北宋理學家二程（程灝、程頤）說：“無妄之謂誠。”程頤的弟子呂大林解釋道：“信哉實有其理，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實有是用，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故曰誠者實理也。”而所謂“誠實無欺”，是指人要真實地對待自己和他人，既要表裏如一，不失其本心，又不欺騙他人。《大學》有雲：“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熹說：“誠，實理也，亦誠實也。有漢以來，專亦誠實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實之說不觀。《中庸》亦由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實為誠處。不可隻以實為誠，而以誠實為非誠也。”
此第一段講的就是“改過之因”。吉凶禍福先有預兆，無論個人、家庭、國家，都是有預兆的。佛經裏常常說阿羅漢能知過去五百世、未來五百世，這是每一個眾生的本能。而現在能力喪失了，就是因為心亂了，被迷惑了，所以要把心上的障礙去掉，恢複心地的清淨。避禍納福乃人之常情，而“福”是從“行善”來的，若不消除業障，也不容易得到福。消除業障，就要從修清淨心開始。所以，在沒有談行善積德之前，先須改過，將自己的心地真正做一番洗刷功夫。若不能徹底改過，縱然修善了，也會使得善中夾雜著惡，其功難顯。因此，改過是積善的先決條件。
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一〕，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要機也。
〔一〕耽：沉溺，過度喜好。《韓非子·十過》：“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
【評注】
改過之法，第一是要有羞恥心。羞恥心是改造命運的開端和關鍵，也是改造命運的動力。了凡先生反問自己：“想想古時候的聖賢，與我同樣為七尺丈夫，為什麼他們能做到為百世所效法，而我為何一事無成？”了凡先生的優點即在於他對於自己的過失，絲毫都不隱瞞，能正確地去看待。他把自己的過失總結為：第一，沉溺於世俗感情。佛法告訴我們要遠離五欲六塵，五欲即指財、色、名、食、睡五種欲望，六塵即指色塵、聲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這五欲六塵能使我們在心裏湧現好、壞、美、醜、高、下、貴、賤等分別妄想，能衍生種種執著或煩惱，能令善心衰減，從而汙染清淨之心。所以，每天生活在五欲六塵中的人們，應當時時返觀自省，放下塵情，恢複自性清淨。
了凡先生所說的第二個過失為：偷偷作出不義之事，還以為別人不知道，麵無愧色，一天天淪為禽獸自己卻毫無察覺和意識。即自己還缺乏“知恥之心”。中國古代聖賢十分重視“知恥”。孔子曾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說：“恥之於人大矣。”人活在世上，從積極方麵說要“立誌”，從消極方麵說要“知恥”。從倫理學意義上看，恥，是對人的道德行為的一種社會評價，是人們對那些不履行自己的義務、損害他人與集體利益、違背社會功德和違反國家法律，有損國格等行為的批評與譴責，是社會對自我道德行為的貶斥和否定。知恥，是人對這種行為的羞恥之心、羞恥之感，是人們基於一定社會認可的是非觀、善惡觀、榮辱觀而產生的自覺的求榮免辱之心。是人們一種為維護自身尊嚴強烈的道德上的反省和自律。人們以這種羞恥感來鞭撻自己，克服缺點，修正錯誤。羞恥心是人類情緒之精華，正是因為有了羞恥心的存在，才阻止了人類免於墮落，進而促進人類積極向上。由此可見，羞恥感是道德主體實施道德行為的情感基礎，道德主體以此來導引自己的行為，取榮舍辱，以獲得社會的認同。我們在學習、工作中，一旦落後，要能知恥；倘若做昧了良心、違背仁義的事，也要知恥；自己、集體、國家若受到侮辱，更要知恥。這樣，知恥就能給人上進的力量，能讓人更清楚地看待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我們應當把無羞恥之心看作是人生最大的恥辱，那樣就能落實於行動，知過必改，受辱必雪，也就不會有自取其辱的事了。
第二，要發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一〕，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二〕，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
〔一〕隱微：隱蔽不顯露。
〔二〕鑒臨：審察，監視，如明鏡照臨。
【評注】
改過之法的第二是要發畏心。“畏”是害怕之意，且含有恭敬的意味。《論語》中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敬畏天命，敬畏處於高位的人，更敬畏聖人的言語；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不尊重在上位的人，蔑視聖人的話。“畏”的情緒是呼喚個體自身良知的一種表現。“良知”是人類所固有的判斷是非善惡的本能，同時也是一切高尚行為諸如“人道、博愛、奉獻”等的倫理學基石。知道畏懼，就是能夠感應良知，明白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這樣才能產生誠敬之心。在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人對於父母、老師或是尊長，皆應有敬畏之心，既敬愛又害怕。正因為有“畏”，才會言行舉止三思而後行，使之符合於“應當”。
了凡先生言道，天地在上，鬼神難欺。人們認為自己是在暗地裏犯下的過錯，可是天地鬼神全部能夠明察秋毫，重者會降下各種禍殃，輕微者也會減損其現世的福澤，怎麼能夠不害怕呢？就是說，我們縱使是在很隱秘的地方，沒有人看到的地方，做一點小小的過失，天地鬼神也能夠看得清清楚楚，並給以懲罰。其實用因果緣起的思想來看，起心動念及所為，它們產生的後果，“如影隨形”，不會因外人看不看得到或個人意願而改變或消失。在我國古代，就有上天崇拜、祖先崇拜等思想，把“天”、“帝”看作是外在於人、支配人、控製人的力量，並對世人賞善罰惡，從而使人生起敬畏心。早在殷商時代，上帝在人們心中就有很大的權威，它既是風雪雨露、打雷閃電等自然現象的主宰，又是世間人事禍福、成敗吉凶的支配者。《卜辭通纂》中記載：“今二月帝不令雨”、“帝降其謹”，《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西周時期，人們更多地用“天”去稱至上神，賦予“天”更大的權威，《泰誓》說：“惟天惠民”、“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隨著曆史的發展，這一觀念逐漸滲透在中國人的思想中，形成一種傳統觀念。
不惟此也。閑居之地，指視昭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一〕，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烏得不懍懍〔二〕？
〔一〕文：掩飾，修飾。
〔二〕懍懍：危懼的樣子。韓愈《落齒》：“每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已。”
【評注】
上一段了凡先生講在一般情境下，人們的行為有天地鬼神的鑒察。而這一段說：在私室獨居之時，神明也無所不在，即使百般遮掩，巧加掩飾，醜惡的心思也會露出破綻、自欺欺人；倘若被別人識破，那就是一文不值了，所以我們怎能不敬畏神明？即使在獨處的情況下，也不放鬆自己，而要如同在大庭廣眾之下、眾目睽睽之中，時時刻刻檢點自己、謹慎謙虛。
鬼神是否真的存在？姑且不論，了凡先生隻是想借用天地鬼神，使人們在內心隱蔽細微處，能有所“畏”之物。這樣即使在一人獨處之時，亦能恪守做人的道德原則。這才符合儒家所說的“慎獨”的功夫。《中庸》有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朱熹解釋道：“是以君子既常戒慎，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致離道之遠也。”倫理學中也將“慎獨”列為一個重要的修養方法：其一，“慎獨”是“須臾不離道”的，即它不是外在強加的要求和規範，而是從人的“天命之性”中內化出來的，強調道德主體的自覺；其二，“慎獨”強調“戒慎”，尤其是在“隱”處下功夫，哪怕隻有天知地知，行為主體也能高度自覺地規範自己。所以，慎獨是一種無時不在、無時不有的道德自覺和自由，它能使人堅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覺按道德要求行事，不會由於無人監督而肆意妄行，從而它最能顯示一個人的真實靈魂，真正使道德修養成為自我的內在要求，從而達到理想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