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年（即地皇二年，公元二一年），王莽遣太師羲仲景尚、更始將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同時又遣將擊句町，並令天下轉輸穀帛至北邊的西河、五原、朔方和漁陽諸郡，每郡以百萬數，預備大舉伐匈奴。是年曾以剿賊立大功，領青、徐二州牧事的田況，上平賊策道：
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致延蔓連州。乃遣將率（率乃新朝將帥之稱）多發使者，傳相監趣（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供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暇）複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穀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指羲仲景尚與王黨）。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並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複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征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
王莽不聽，反免田況職，召還京師。
第十四年二月，羲仲景尚戰死。四月，莽繼派太師王匡和更始將軍廉丹，將銳士十餘萬，往征青、徐。大軍所過，百姓唱道：
寧逢赤眉，
不逢太師。
太師尚可；
更始殺我！
十月，廉丹戰死，全國震動。十一月，下江、新市兵與平林、舂陵兵聯合。平林、舂陵兵，皆以其興起之地名，先後皆於是年興起。舂陵兵的領袖乃漢朝皇室的支裔，劉和劉秀兩兄弟。
第十五年，二月，下江、新市等聯軍擁立劉玄為皇帝，改元更始。劉玄亦漢朝皇室的支裔，他即位之日，對群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語。是時聯軍攻宛城未下，他駐蹕宛城下。三月王莽詔發郡國兵四十餘萬，號百萬，會於洛陽，以司空王邑、司徒王尋為將。五月，二王率其兵十餘萬由洛陽向宛進發，路過昆陽，時昆陽已降於聯軍，二王首要把它收複。部將嚴尤獻議道：“今僭號的人在宛城下，宛城破，其他城邑自會望風降服，不用費力。”王邑道：“百萬大軍，所過當滅，如今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豈不快哉！”於是縱兵圍城數十重，城中請降，王邑不許。嚴尤又獻計道：兵法上說“歸師勿遏，圍城為之闕”，可依此而行，使城中賊得路逃出，好驚怖宛下。王邑不聽。先是當城尚未合圍時，劉秀漏夜從城中逃出，請救兵。六月劉引救兵到，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二王亦派兵迎擊，卻連戰皆敗。劉秀乃率敢死隊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官軍的中堅。二王根本輕視他，自將萬餘人出陣，令其他營伍各守本部，不得擅動。二王戰不利，大軍又不敢擅來救援。二王陣亂，劉秀乘勢猛攻，殺王尋。城中兵亦鼓噪而出，內外夾擊，震呼動天地，官軍大潰，互相踐踏，伏屍百餘裏。是日風雷大作，雨下如注，近城的河川盛潦橫溢，官兵溺死以萬計，得脫的紛紛奔還本鄉。王邑隻領著殘餘的“長安勇敢”數千，遁歸洛陽。消息所播，四方豪傑，風起雲湧地舉兵響應，旬月之間，遍於國中，他們大都殺掉州牧郡守，自稱將軍，用更始的年號，等候著新主的詔命。九月，響應更始的“革命”軍入長安，城中市民亦起暴動相應，王莽被殺，手刃他的是一個商人。他的屍體被碎裂，他的首級被傳送到宛。
做過王莽的“典樂大夫”的桓譚在所著《新論》裏曾以漢高帝與王莽比較，指出王莽失敗的原因，說道：
維王翁（即莽）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幹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夫（知）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已。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效也。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製事定法，常謂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為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為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卒左右用事者。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眾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或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眾，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眾散走。……（此）不知大體者也。
第六節 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
新朝倒塌後，革命勢力的分化和衝突，乘時割據者的起仆，和一切大規模和小規模的屠殺、破壞，這裏都不暇陳述。總之，分裂和內戰，繼續了十四年，然後全中國統一於劉秀之手。
劉秀成就帝業的經過，大致如下。他起兵初年追隨其兄劉之後。昆陽之戰後不久，劉為更始所殺。時秀統兵在外。聞訊立即馳往宛城，向更始謝罪，沿途有人吊唁，他隻自引咎，不交一句私語，他沒有為劉服喪，飲食言笑，一如平常。更始於是拜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是年，更始入駐洛陽，即派他“行大司馬事”，去安撫黃河以北的州郡。當他渡河時，除了手持的麾節外，幾乎什麼實力也沒有。他收納了歸服的州郡，利用他們的兵力去平定拒命的州郡。在兩年之間，他不獨成黃河以北的主人，並且把勢力伸到以南。在這期間，更始定都於長安，封他為蕭王；他的勢力一天天膨脹；更始開始懷疑他，召他還京了；他開始抗拒更始的命令了，他開始向更始旗下的將帥進攻了。最後，在更始三年六月，當赤眉迫近長安，更始危在旦夕的時候，他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建武，仍以漢為國號（史家稱劉秀以後的漢朝為後漢或東漢，而別稱劉秀以前的漢朝為前漢或西漢）。先是，有一位儒生從關中帶交他一卷“天書”，上麵寫著：
劉秀發兵捕不道，
四夷雲集龍鬥野；
四七之際火為主。
是年，赤眉入長安，更始降。接著，劉秀定都於洛陽。十二月，更始為赤眉所殺。赤眉到了建武三年春完全為劉秀所平定。至是，前漢疆域未歸他統治的，隻相當於今甘肅、四川的全部和河北、山東、江蘇的各一小部分而已。這些版圖缺角的補足，是他以後十年間從容綽裕的事業。
劉秀本是一個沒有多大夢想的人。他少年雖曾遊學京師，稍習經典，但他公開的願望隻是：
作官當作執金吾，
娶妻當娶陰麗華。
執金吾仿佛京城的警察廳長，是朝中的第三四等的官吏。陰麗華是南陽富家女，著名的美人，在劉秀起兵的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他的起兵並不是抱著什麼政治的理想。做了皇帝以後，心目中最大的政治問題似乎隻是怎樣鞏固自己和子孫的權位而已。他在製度上的少數變革都是朝著這方向的。第一是中央官製的變革。在西漢初期，中央最高的官吏是輔佐君主總理庶政的丞相和掌軍政的太尉、掌監察的禦史大夫，共為三公。武帝廢太尉設大司馬，例由最高的統兵官“大將軍”兼之。成帝把禦史大夫改名為大司空，哀帝又把丞相改名為大司徒。在西漢末期，專政的外戚例居大司馬、大將軍之位，而大司徒遂形同虛設了。劉秀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把大司馬複稱太尉，不讓大將軍兼領。同時他“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備員而已”（東漢人仲長統語）。他把三公的主要職事移到本來替皇帝掌管文書出納的尚書台。在官職的等級上，尚書台的地位是很低的。它的長官尚書令祿隻千石，而三公祿各萬石。他以為如此則有位的無權，有權的無位，可以杜絕臣下作威作福了。第二是地方官製的變革。西漢末年，把刺史改稱為州牧，把他的秩祿從六百石增到二千石，但他的職權並沒有改變。州牧沒有一定的治所，每年周行所屬郡國，年終親赴京師陳奏。他若有所參劾，奏上之後，皇帝把案情發下三公，由三公派員去按驗，然後決定黜罰。劉秀定製，州牧複稱刺史，有固定治所，年終遣吏入奏，不用親赴京師，他的參劾，不再經三公按驗，而直接聽候皇帝定奪。這一來三公的權減削而刺史的權提高了。第三是兵製的變革。劉秀在建武七年三月下了一道重要的詔令道：
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
這道詔令的意義，東漢末名儒應劭（曾任泰山太守）解釋道：
（西漢）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騎（士），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今悉罷之。
這道詔令使得此後東漢的人民雖有服兵役的義務，卻沒有受軍事訓練的機會了。應劭又論及這變革的影響道：
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麵救之。發興雷震……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禦……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鵲捕鷹鸇，豚羊弋豺虎。是以每戰常負。……爾乃遠征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己功，財貨糞土。哀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民戰，是為棄之。”跡其禍敗，豈虛也哉！
末段是說因為郡國兵不中用，邊疆有事，每倚靠雇傭的外籍兵即所謂胡兵；而胡兵凶暴，蹂躪邊民，又需索犒賞，費用浩繁。應劭還沒有說到他所及見的一事：後來推翻漢朝的董卓，就是胡兵的領袖，憑藉胡兵而起的。
郡國材官、騎士等之罷，劉秀在詔書裏明說的理由是中央軍隊已夠強眾，用不著他們。這顯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在征兵製度之下，為國家的安全計，精強的兵士是豈會嫌多的？劉秀的變革無非以強幹弱枝，預防反側罷了。郡國練兵之可以為叛亂的資藉，他是親自體驗到的。他和劉當初起兵，本想借著立秋後本郡“都試”—即壯丁齊集受訓的機會，以便號召，但因計謀泄露而提早發難。當他作上說的詔令時，這件故事豈能不在他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