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莽“居攝”的頭兩年間，安眾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先後起兵討伐他，皆敗死。第三年（公元八年），宣示天意要王莽做皇帝的“符命”接疊而起。是年十一月，王莽奏上太皇太後，請（許莽）：
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後，孝平皇後，皆（仍）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後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複子明辟”（謂待子嬰長大後，還他帝位），如周公故事。
次月，某日，黃昏時，有梓潼人哀章，穿著黃衣，拿了一個銅盒，送到漢高祖廟。盒裏裝著兩卷東西：一卷題為《天帝行璽金匱圖》，一卷題為《赤帝行璽劉邦傳予黃帝金策書》。策書的大意是說王莽應為真天子，太皇太後應從天命。守廟的人奏聞王莽。次日一早王莽便到高廟拜受這銅盒，即所謂“金匱”，然後謁見太皇太後，然後還坐殿廷，下書道：
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後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定是建除等十二日次之一），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第四節 王莽的改革
王莽即真後，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等外，還要改變全國的經濟機構。他自從少年得誌以來，可謂從心所欲，無不成為事實。現在他要依照先聖的啟示，理性的喚召，為大眾的福利和社會的正義，去推行一種新經濟的製度，還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阻礙嗎？孟子所提倡而認為曾經存在過的“井田”製度，時常閃爍於西漢通儒的心中。不過董仲舒和師丹都認為“井田”製“難猝行”，不得已而思其次，提出“限民名田”的辦法。王莽在勝利和樂觀、信古和自信之餘，便完全看不見董仲舒和師丹所看見的困難了。他不但要實行“井田”製度，並且要同時改革奴隸的製度，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王莽下詔道：
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壞聖製，廢井田，是以兼並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製於民臣，專斷其命（謂吏民得擅殺奴婢）。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謬於“天地之性人為貴”（語出《孝經》）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癃鹹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饜糟糠，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措。……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製度。致有非井田聖製，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這道詔書亦宜與董仲舒請限民名田及廢除奴婢的奏章對讀。這道詔書所提出的改革，分析如下：
（一）田地國有，私人不得買賣（非耕種的土地，似不在此限）。
（二）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過一井，即九百畝。關於男丁八口以上之家無明文，似當以“八丁一井”的標準類推，有爵位食賞田的當不在此限。
（三）占田過限的人，分餘田與宗族鄉鄰。
（四）無田的人，政府與田；所謂“如製度”，似是依“一夫一婦田百畝”的辦法。有田不足此數的亦當由政府補足。
（五）現有的奴婢，不得買賣（但沒有解放）。買賣自由人為奴婢，雖沒有提及，當亦在禁止之列。現有的奴婢的子孫是否仍聽其承襲為奴婢，亦沒有明文。若是，則是王莽要用漸進的方法廢奴；若否，則他並不是要完全廢奴。
這道詔令實際上曾被施行到什麼程度，不可確考，據說“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可惜這幾句話太籠統了。這道詔令的推行所必當碰到的困難和阻礙是怎樣，曆史上亦沒有記載。但是到了始建國四年，有一位中郎區博進諫道：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今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跡，雖堯、舜複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王莽聽了他的話，便下詔：
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這裏隻涉及上列的第一項及第五項的一部分。其餘各節不知是否亦連帶撤銷。但我們要注意，他的解禁並不否認始建國元年的詔令在四年間所已造成的事實。
除了關於土地和奴婢的新法外，王莽在民生及財政上還有六種重要的興革：
（一）國營專利事業的推廣。武帝時國家已實行鹽鐵和酒的專賣，其後酒的專賣廢於昭帝時；鹽鐵的專賣，元帝時廢而旋複。王莽除恢複酒的專賣外，更推廣國家獨占的範圍及於銅冶和名山大澤的資源的開采，同時厲禁人民私自鑄錢。
關於這一項立法的用意，王莽曾有詔說道：
夫鹽，食肴之將（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要挾）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謂由國家經營）之。
（二）國家放款的創始。人民因祭祀或喪事所需，得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還款期限，祭祀十日，喪事三月。人民因經營生業，得向政府借款，每年納息不過純淨贏利的十分之一。
（三）國營“平價”貿易的創始。五穀布帛絲綿等類日常需用之物，遇滯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買。政府在各地算出這類貨物每季的平均價格（各地不必同）。若貨物的市價超過平均價，則政府照平均價出賣，若低過平均價，則聽人民自相買賣。這製度雖然與武帝所行的平準法有點相似，但用意則極不相同，後者目的在政府贏利，前者則在維持一定的物價水準，便利消費者而防止商人的囤積居奇。
（四）荒棄土地稅的創始。不耕的田和城郭中不種植的空地皆有稅。
（五）處理無業遊民的新法。無業的人每丁每年須繳納布帛一匹，不能繳納的由縣官征服勞役，並供給其衣食。
（六）所得稅的創始。對一切工商業（包括漁獵牧畜，巫醫卜祝，旅店經營以至婦女之養蠶、紡織和縫補），取純利十一分之一，叫做“貢”，政府收入的貢即為放款與人民的本錢。貢稅與現代所得稅的異點在前者沒有累進的差別，亦沒有免征的界限。
以上的製度，除銅冶的專利公布於始建國元年外，其餘皆在始建國二年以後陸續公布，其被實際施行的程度和推行時所遇的困難和阻礙，曆史上亦均無記載。銅冶的專利弛於始建國五年，山澤的專利弛於地皇三年（公元二二年），次年王莽便敗死。
第五節 新朝的傾覆
王莽對於立法的效力有很深的信仰，他認為“製定天下自平”。除上述一切關於民生和財政的新法外，他對於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製，行政區域的劃分，以及禮樂刑法無不有一番改革。他自即真以來，日夜和公卿大臣們引經據典地商討理想的製度，議論連年不休。他沿著做大司馬時的習慣，加以疑忌臣下，務要集權攬事，臣下隻有唯諾敷衍，以求免咎。他雖然忙到每每通宵不眠，經常的行政事務，如官吏的遴選、訟獄的判決等卻沒有受到充分的理會。有些縣甚至幾年沒有縣長，缺職一直被兼代著。地方官吏之多不得人是無足怪的。更兼他派往各地的鎮守將軍，“繡衣執法”，以及絡繹於道的種種巡察督勸的使者又多是貪殘之輩，與地方官吏相緣為奸。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即使利民的良法，也很容易變成病民。何況像貢稅和荒地稅本屬苛細。國家專利的事業禁民私營。像鑄錢和銅冶，犯者鄰裏連坐，這又給奸吏以虐民的機會。
在王莽的無數改革中有一件本身甚微而影響甚大的，即王爵的廢除，因此從前受漢朝冊封為王的四夷的君長都要降號為侯，並且更換璽印。為著這事，朝鮮的高句驪、西南夷句町先後背叛。王莽對他們純采高壓政策。他派十二將，領甲卒三十萬，十道並出，去伐匈奴。因為兵士和軍用的征發的煩擾，內郡人民致有流亡為盜賊的，並州、平州尤甚。出征的軍隊屯集在北邊，始終沒有出擊的機會。邊地糧食不給，加以天災，起大饑荒，人民相食，或流入內郡為奴婢。邊地的屯軍，生活困苦，又荼毒地方，五原、代郡，受禍尤甚；其人民多流為盜賊，數千人為一夥，轉入旁郡，經一年多，才被平定。北邊郡縣卻大半空虛了。為伐匈奴，強征高句驪的兵，結果高句驪亦叛，寇東北邊。征句町的大軍，十分之六七死於瘟疫，而到底沒有得到決定的勝利。為給軍用，賦斂益州人民財物，至於十收四五，益州因而虛耗。以上都是王莽即真以來八年間的事。
從新朝的第九年（是年莽六十二歲）至第十四年（公元一七至二二年）間，國內連年發生大規模的天災；始而枯旱，繼以飛蝗。受災最重的地方是青、徐二州（今山東的東南部和江蘇的北部）和荊州（今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災害的程度，除了表現於四方蜂起的饑民暴動外，還有二事可征：其一，山東饑民流入關中求食的就有數十萬人；其二，王莽分遣使者往各地，教人民煮草木為“酪”，以代糧食，這種“酪”卻被證明是無效的替代品。
暴動的饑民，起初隻遊掠求食，常盼年歲轉好，得歸故裏；不敢攻占城邑，無文告旗幟，他們的魁帥亦沒有尊號，他們有時俘獲大吏也不敢殺害。因將吏剿撫無方，他們漸漸圍聚，並和社會中本來不饑的梟悍分子結合，遂成為許多大股的叛黨。其中最著者為萌芽於琅琊而蔓延於青、徐的“赤眉”（叛徒自赤其眉，以別於官軍，故名）；和最初窟穴於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而以荊州為活動範圍的綠林賊。二者皆興起於新朝的第九年。綠林賊後來分裂為下江兵和新市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