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筆者拙見，辦公到任登州五日而離，且在11月中旬海市不展尊容的冬季，蘇公像始皇贏政、漢帝劉徹一樣，未飽海市之眼福，這一史實無礙旅遊業的振興。其理由是：
其一，以海市出現的時間而言，古往今來，當地的海市均在春夏或夏秋之交，多在雨後天晴出現。而蘇公到任登州時，當時風力多在5級以上，且霧靄朦朧，能見度低，沒有生成海市的基礎條件。所以，氣象、海況是頂天立地的兩道門崗，沒有陽光、空氣、風力、海麵和能見度共同簽發的“證件”，海市休想入境。況且冬季出現海市自古未見流傳和記載。在蘇公的《海市詩並引》中，從“重樓翠阜出霜曉”寒冬的早晨，到“夕陽萬裏孤鳥沒”這一夕陽西沉時段的跨度，也不符合海市生成和沒滅的規律。它並非是日出而生，日落而、沒，蘇公也不會在這裏癡情地觀賞一整天。
其二，就地理環境而論，長島與蓬萊有著良好的地域組合。登閣遠望、海闊天高，仙山長島，曆曆可數。因此，“蓬萊閣上好作詩”自然成為名流騷客的借鑒。査閱曆代墨客車臣在蓬萊閣上有關海市詩作，其共同特點是在春夏季節，以長山列島為背景。他們寫的多是海滋（自然實體的虛幻變形）或者實景，詩中飽含著濃熨的“仙”境筆調，古人稱之為“登州海市”。被公認為佳作珍品的，奠過明代兵部尚書袁克立的《甲子仲夏登署中樓觀海市並序》和清代詩人、山東學台施潤章的《觀海市》。在蓬萊閣琳琅滿目的詩文石刻中，二位先生的詩作不愧為佼佼者。
不可否認，有的名流君臣因登蓬萊閣無詩留世而憾，於是，隻好步、和他人之韻，甚至有的鸚鵡學舌地當追慕者、效顰者。試看登州知府任璿在《即東坡韻賦海市詩》序中坦白地說：“餘典郡數載，未獲暢觀，僅從煙霧波濤中仿佛形似而已。乃悵然於懷，故即其韻而賦之”。可見，蓬萊與長島之間的登州水道，由於水溫和氣溫常年形成差異，加之平流霧徑流，島嶼時隱時現，仙山出沒無常，天公如此吝嗇，能直觀真感大飽眼福領略海市真容者，實屬千載難逢。難怪任璿知府發牢騷，指責天吳不公，偏向蘇軾，是可理解的。況且遊人匆至匆離，恰逢冬季的一瞬間，更難如願。所以，蘇公與海市無緣。
其三，王教授可能指的是蘇公見到了“海滋”。這隻能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因為長島一帶冬季出現過海滋，但有一個特定的規律：即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潮已過，寒流驟停，海麵平靜，陽光和煦，能見度高，伴隨著大退潮（如退潮不顯，說明天氣仍然未好轉）。這時的冷海麵遇到了暖氣流，海上的自然實體，即發生虛幻變形，礁島兩端起翹，隻有“根部”著水，呈蘑菇、仙人球狀，它必須在風力、陽光、海麵、溫差等同時具備的氣象海況條件下，才有滋生的可能。而蘇公到任五日，察民情、寫奏折，日理萬機，能抽身登閣一覽，應在情理之中。可惜他沒有眼福，隻好求神拜廟，讓龍王賜機而見。這說明蘇公非但沒有見到海市，即使海滋也未有機遇見到。假如廣德王廟果真顯靈，命海市（海滋）顯現，滿足了蘇公的請求，豈不笑煞今人，戲弄了古人？況且蘇公自己也未說目睹了海市的真容。
其四，就蘇公的《海市詩並引》分析，他是以詩來補憾的。從蘇公的心緒而言，詩是詩人的心聲。這首失實的借景抒情詩，正是他感情的真實寫照。是詩人飽經憂患之後心情的自白書。
眾所周知，蘇公的仕途是坎坷不平的。他44歲曾被監察禦史舒亶誣告，以“詘謗朝廷”的詩作而下禦史台獄。由於蘇公心底無私，在囚牢中仍鼾聲如雷，這使宋神宗深信“蘇無大惡”，才免遭一死。第二年，他被貶至黃州，在逆境中謳出《大江東去》豪放的詩章。元豐八年（1085年）農曆三月，宋神宗病故，10歲的哲宗繼位，祖母高太君聽政，使50歲的東坡命運有了轉機，接到誥命，赴登州任軍事首領兼地方長官。他十月十五日抵達蓬萊，二十日又接到回京任禮部郎中之誥命。因此，蘇公之大作是在“落實政策”懷著感戴之情與赴登州未見海市之遺憾的矛盾中產生的。而這位集政治、軍事、文才於一身的大家，欲炊無米，隻好步韓愈遊南嶽“祈求雲開”之後塵，禱於廣德王廟，以求龍王賜機一見。所以，他在序中能實事求是地說：“……餘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祠，明日見焉，乃作是詩”。
在這裏，且不說龍王是否能統管氣象，隻說“焉”這一語氣助詞，足可表達其急切而怨恨之心理。細品詩作之前半，除“重樓翠阜出霜曉”一句外，哪裏有海市（或海滋）的影子？撇開“霜曉”且不論，作者明明寫著“歲寒水冷天地閉”，而神工卻“為我起蟄鞭魚龍”。這種大逆自然規律的奇跡，別說“異事驚倒百歲翁”，就是“千歲”、“萬歲”也得為之傾倒。再說大作之首句，“東方雲海空複空”，難道蘇公迷向了嗎？長山列島位居正北，有樓閣、山、水、日定位，他不會弄錯方向。筆者認為，古人稱蓬萊、方丈、贏州為三神山，《史記》中載，“在渤海之東”，是仙山出沒的地方。據資料說，三神山係道教範疇，蘇公崇拜道教之養身學。每半夜必麵東或南，披衣坐床，做叩齒、握固或閉息等養生之功。這是他對“東”的虔誠。恰恰詩的末司以“相與變天隨東風”結尾，這又是一處破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