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趕緊找自己的“譚嗣同、康有為”，也就是他私下一直培養的班底，其中最重要的分子就是相國呂不韋。呂不韋沒有篡權奪君位的野心，他能夠接受秦王政加冠親政的合理要求，但他期望秦王政未來能夠給自己（呂不韋）留有餘地，保留較大的相權空間，為此他不惜寫了本《呂氏春秋》作為自己的政治宣言，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說。
不管怎麼樣，呂不韋和秦王政結成了一派，雖然它是短暫而脆弱的聯盟，但畢竟就此轉變了鹹陽內的危機。呂不韋在鹹陽受命，趕緊從外阜征調國家正規軍隊，昌平君、昌文君也是秦王政的班底成員，一旁幫著張羅，甚至許多宦官也參與了軍事行動（在中國曆史上，宦官一般是幫著帝王賣命的，難怪帝王們都那麼寵信他們）。
鹹陽城外的這場戰鬥據說相當殘酷，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調集的正規軍具有野戰和攻堅的豐富經驗，而嫪毐的反叛之眾前文已述由縣卒和宮廷衛隊構成，前者比較土氣，後者又近乎花花公子。一場血腥砍斫之後，幾百顆叛眾的腦袋紛亂丟棄在鹹陽大街上。嫪毐被敗兵裹著，化裝逃出鹹陽。
從春季到秋季，秦王政不斷向全國下出通緝令：“有生得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這五十萬的概念，大約也相當於五千萬美元吧，嫪毐很快就被自己的同夥出賣了，經過短暫的審訊，他被押赴農貿市場車裂，時值秋天九月。嫪毐的五瓣屍體，好像一隻海星，載於馬車，在鹹陽城內傳示，這是他最後一次向群眾展示自己的人體藝術，許多人湊向前來“checkitout”，特別是對於傳說中最偉大的部分。這個原本快活的市井小青年，放著好好的市井小生活不過，非要替上流社會操心，終於死而不得其所了。
受其連累，嫪毐的父族、母族、妻子一族（三族）都被殺光了——夷滅三族。嫪毐的門客，多數當了勞改犯，每天戴著枷去修城牆、鋸木頭、吃盒飯。嫪毐的班底中，首要分子有二十人被梟首，其中包括“鹹陽市長”、“組織部副部長”、王官警備司令等（內史、中大夫令、衛尉、佐弋）。其中“佐弋”是陪伴君王打獵的武士部隊的統領，這是一個現代所沒有的官，類似戴維營營長吧。受此案牽連，親嫪毐者被流放到四川的達四千餘家。嫪毐勢力，被一個秋字掃蕩得空空如也。
至於邯鄲姬，秦王政在盛怒之下堅信她間接或直接參與了叛亂，遂把她驅趕出鹹陽城，遷入老祖宗的雍城反省。後來，有二十七個不知深淺的進諫者要求遣返母後，秦王政毫不猶豫地把他們處死了，屍體攤在鹹陽宮門外晾著。於是第二十八位的茅焦讓人扛著壽衣也來進諫了，說：秦王政不孝，有桀紂之行，虐待老媽，國際影響不好！恐諸侯聞之，由此背秦也。邯鄲姬方才得到寬釋。為了照顧國際影響，秦王政還特意親自去迎接。
但是，老的能饒，小的卻難恕：嫪毐和邯鄲姬不幸所生的兩個小孩，都被裝在布囊裏，用棍子撲殺了。九月的鹹陽，秋風一片肅殺。史書上說，這一年秋，九月的中國非常寒冷，路有凍死者，真是讓人有大限來臨之歎。而秦王政也就正是在這樣的肅殺寒冷的背景下走上曆史舞台，操起他那鞭策宇內的長鞭。
七
駕禦秦國馬車的四個駕駛員，嫪毐、邯鄲姬已經被解除駕照了，接下來是呂不韋了。
呂不韋確實數有大功於秦國。在他為相的十二年中，先是鏟平周天子的殘餘王族勢力，接著任用大將蒙驁（此人在前年——公元前240年死了）、王翦攻取趙魏韓百餘座城池，先後在中原建立三川郡、東郡，控製豫西走廊，斷截天下南北之腰，甚至兵躍中原，拔取中原東部的衛國，流徙衛君。並且呂不韋阻遏和成功地擊敗了魏無忌和龐暖先後組織的諸侯聯軍合縱攻秦戰役，獲得了第四、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徹底澆滅了六國複強的最後希望。
秦王政的父親子異本是一個在趙國做人質的“庶孽”（王族姨娘的孩子），他能回到秦國繼承王位，確是由於呂不韋這位大商人“破家”的金錢資助。沒有呂不韋相救，秦王政早就在邯鄲被圍期間，當作人質的兒子被殺掉了。想到這裏，秦王政陰鬱的臉上，也不免閃出一絲柔情。呂不韋可謂功勳卓著。今天他秦王政能夠順利親政，體會君臨萬眾的榮耀，全賴呂不韋的鼎立襄助。呂不韋沒有篡位的行跡，相反他是平叛有功，平息了嫪毐大哥的軍事政變，免去秦王的殺身之禍。
但是，秦王政臉上的柔情轉瞬即逝。呂不韋和嫪毐一樣，都威脅了王權。嫪毐畢竟隻是個暴發戶，而呂不韋是三朝元老，在秦國根基很深，掌握全國軍政大權，長期任用高品質人才，織起了一個勢力盤根錯節的大網。秦王政喜歡讀韓非子的書，帶有很強的專製欲望，深知君主必須獨製的政治法則，而剛好呂不韋也迷戀權力。解決這類爭端的辦法當時隻有一個：秦王政或者呂不韋，其中一人實質性地退出權力結構的最高層次。
於是，秦王政命令呂不韋退休，回到封地洛陽去，罪名是與嫪毐叛亂事件有牽連（這話也不是完全捕風捉影，至少嫪毐當初是呂不韋抬舉起來的）。秦王政說：“本來應該誅殺呂不韋的，但念於他侍奉先王功大，再加上你們這幫遊士辯客的遊說，寡人才不忍致法，姑且退休吧。”
呂不韋謝恩，被發配去了河南！當時正值十月，一場西部的大雪，出人意料地到來，在某一個不為人知的夜晚，它悄然無語地灑向大地，鹹陽作為一個龐大而孤獨的城也不可避免地夾在雪中，黑夜中的雪線條條降下，城市的屋頂揭示出幽藍的天空。一切仿佛夢一場：呂不韋被罷了官，趕出鹹陽，惶惶如喪家之犬，年已五十來歲。
呂不韋東出函穀關，來到封邑洛陽。在接下來的一年裏，呂不韋實在應該多看一些老子道家的書，但是他迷戀權力的老毛病跟他年輕時候用五百金投資子異時一樣嚴重，呂不韋還是巴望著有一天能夠重返政壇，所以借助諸侯各國的媒體（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賓客”）從野外向鹹陽城施加壓力。史書上說：“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意思是各地的媒體和諸侯使者紛紛向秦王政求情，絡繹不絕。但是，適得其反，秦王政不但沒有再次起用呂不韋的意思，反倒震驚於呂在民間和諸侯間巨大的影響力，恐其為變，立刻發出更深更遠的流放令，把呂不韋驅逐到偏僻的四川山溝裏，看他還怎麼跟媒體勾搭！
流放令是這麼寫的：“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你們全家快滾去四川吧。
呂不韋深感寒心，他其實並沒有造反的意思，隻是想重回政壇，襄助秦國大業，實現他在《呂氏春秋》上倡言的君臣合作共治。可惜他實在太不了解秦王政了，秦王政是古來最獨的人，不肯與任何人分享權力。呂不韋在一片淒涼和憤懣之中，幹脆舉起鴆酒，飲鴆而死。這件事發生在公元前235年。
呂不韋的死，確實挽救了他的三族。否則，以秦王政越發苛逼的態度來論，呂不韋再跳耀下去，非得全家誅滅不可。呂的自殺，大約也是為著家族利益著想吧。
即便如此，呂不韋死後，還是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風波。呂不韋的賓客及門生故吏數千人，偷著舉行了盛大的遊行集會，以給呂不韋出殯為名，從洛陽直至郊外的北邙山，折騰了一通。這種大規模的會葬行動不無政治示威之嫌。秦王政聞之，下令徹底打散這股勢力。呂不韋的門生故吏，凡是有臨葬者，一律驅逐出境，如果是秦國人，目前擔任六百石以上年薪的官員，剝其爵位，遷徙於房陵，五百石以下年薪的，不管有沒有臨葬哭喪，一律遷徙，從而徹底把呂不韋的遺留勢力清除了。秦王政還在政治輿論上嚷嚷道：誰敢再“操國事不道”（為國家辦事不老實），如同嫪毐、呂不韋者，寡人必籍滅其滿門！
秦王政確實是個寡人啊，而所謂“老實”（道）的標準，大約就是聽寡人的話了。
秦王政的強壓手段，使人臣和群眾無不側目，再也不敢“不道”了，秦國政治，從此走向了一種缺乏臣民各階層參與的極端獨裁政治，法家倡導的強化君權，被秦王政錯誤地推向了極點。直到二十八年後，隨著秦王政的死去，獨裁政治再也撐不下去了，各階層人奮起反抗，大秦朝迅速坍塌解體。
獨裁，不但不利於穩定，也不利於建設。因為他剝奪了臣民各階層的參與權。
秦王政的獨裁，葬送了秦國一貫的、進步的、清明的政治作風，倘不是他，大秦朝在統一六國後將不會如此短命。
瀟水曰：秦王政的專獨體現在諸多方麵，譬如對呂不韋事件的打擊麵越拓越寬，直到開始“大索”，類似肅反運動，排查任何與嫪毐、呂不韋有牽連的人。到了最後，秦王政幹脆發現所有來自六國的人，都跟呂不韋有牽連！於是他下達了曆史上著名的“逐客令”，一反秦國在曆史上任用六國人才的優秀傳統，大舉驅散六國來的布衣英才，暴露了秦王政的獨裁麵目。
這時候，呂不韋的門客之中，有一個叫李斯的英才，在被驅逐回國的道路上，冒著生命危險，上書勸諫秦王政，不要為了謀求穩定就自斷其臂啊。人才沒了，秦國雖然穩定了，不會再有造反了，但是誰去賣命打江山啊。相反，六國用了這些人才，秦國豈不危矣，這不是資糧於敵嗎？快別幹這樣揮刀自宮以求清靜的傻事了，清靜是清靜了，沒法傳延後代啦。這就是李斯著名的《諫逐客疏》，古來烈士讀之，無不扼腕共鳴振慨，李斯豈不偉哉！
秦王政也覺得自己是氣糊塗了，於是停止肅反擴大化，並且從此留意提拔李斯。但是秦王政的專獨性格，卻其實一天也沒有收斂。後來他每天閱讀五十斤重的公文，一切國政細小皆專斷於他，生怕被臣下架空了。秦國臣僚隻能俯匍待命，無聊充數罷了。一切都是聽他一人獨自裁決。他實在是受《韓非子》的毒太深了，再加上年輕時候的嫪毐叛亂案，使他一輩子害上了被迫害狂妄症。
八
我曾在博物館裏看到一隻戈頭，上邊刻著“相邦呂不韋造”，這是呂不韋在這個地球上的唯一遺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國的意思，後來漢朝人為了避諱劉邦，才把史書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國。
關於相國呂不韋的死，給我們一種普遍的啟示是：做人要紮實厚道，不要投機取巧。
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善於“養氣”“克儉”和“製欲”的傳統人民，總覺得放債和投機不是好事情。呂不韋卻正是中國放債投機業的祖宗爺，放出一千斤黃金，回報是十年的萬戶侯，豈不讓人又羨又憤。好在呂不韋投機取巧，終遭報應，萬戶侯轉瞬變成糞土，一杯毒酒結束了這個放債投機家徒勞的一生。活該！
於是，還是不要投機冒險的好。實實在在、有板有眼地生活，一直是中國人的價值觀。
其實，呂不韋的死，並不關什麼投機和冒險，他的死，有更深刻的原因：
呂不韋認為，君主不能私有天下。這個思想他反複在《呂氏春秋》一書中提出。雖然這見解很進步，卻跟秦王政（後者更喜歡專攬權力）大唱反調。這就是呂不韋必死的原因所在。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書中開篇說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這就和君主專製大唱反調。他還在書中說：“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滅掉橫暴的諸侯，但不是由勝利方的君主私有，而是封給賢人。這樣就顯出了一種“公”，是對“公天下”的落實和體現。所以他反對一人私有天下而獨裁。
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一書中，還沒有像後代那樣強調君臣大義，不認為君權的絕對性和天授性。他從自然主義出發，認為人們立國君是為了“利天下”“利國”的，對於不利於天下的國君，臣民是可以推翻他的。他說，自古以來，被滅掉的國君多了，人們是可以給自己換個國君的，所謂“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而國君如果很愚蠢，則應該把國家讓給別人，所謂“與賢”。這都和“公天下”一脈相承。
呂不韋還強調君臣分工。君要“處虛”，要“無智、無能、無為”，從而使眾人智，使眾人能，使眾人為。君主要“執其要”，而把具體事務的權力下放給大臣，而不能太過分地幹預下屬。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於自己的職事和國家利益，而不是忠於某個人。如果是“便於君，利於國”的事，那麼重臣不敢推辭，舍身也要辦；如果國君“以白為黑”，瞎指揮，那麼雖然國君尊貴，臣子也“不能聽”。
顯然，這樣的君臣觀，是從天下總體人的利益出發的，是積極的，有利於國家的，不能簡單理解成呂不韋想奪權。
總之，呂不韋的思想，帶有現代民主政府的色彩。他一反商周以來的君主絕對世襲模式，認為君主地位的合法性在於能否“利天下”，君臣之間也不是絕對的主奴關係，大膽提出限製君權，反對獨裁，反對法家君權至上的理論體係，這都體現在《呂氏春秋》這本書裏。《呂氏春秋》就是他的政治宣言。書中講了無數小故事，不知道的還以為是故事書，其實每個故事背後蘊含的都是呂不韋一套精密的治國理念。
呂不韋命令門客們把這本二十萬字的大書寫成之後，在秦王政親政前一年（一說前四年）時推出了，並進行了宣傳炒作，把這大書陳列在鹹陽城的農貿市場大門口，上懸千金，宣稱：諸侯遊走的士人和賓客們看了這大書，“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言下之意，如果士人們也挑剔不出什麼反對意見，那麼《呂氏春秋》就可以主導起秦國的意識形態，從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呂不韋思想”，即書中所反複表達的觀點：限製君權，君主處虛，與大臣分權共掌國家，所謂“公天下”“反獨裁”——我們把引號中這兩句統稱為“呂不韋思想”。它和孔子以“仁”和“禮”來維護君權，法家以“法、術、勢”來強化君權專製，都是有著革命性的不同的。所以非法非儒，其實最接近民主。
《呂氏春秋》這本大書拋出的時間，正是秦王政準備加冠的前一年。呂不韋對這本書傾注了巨大期望，書中的理論關係到呂不韋的政治命運乃至中國未來兩千年的政體走向。呂不韋希望秦王政受此書影響，在親政以後能夠按此書所闡明的“呂不韋公天下、反獨裁思想”施政。
然而，獨斷剛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呂不韋思想”，他不喜歡限製君權和分權，更喜歡君權專製，他愛看法家韓非子的書，對君主專製癡迷得超過曆代秦王。韓非子的《孤憤》上說的很清楚，君主應該牢牢掌握一國之柄，君主與貴重之臣之間不可兩存，君主要用“法術勢”控製好大臣。韓非子全文反對大臣分權分地太多，否則就會“國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勢而臣得國”。
韓非子強調君主要獨治。能看到臣子對君權的覬覦和侵害、蒙蔽，這是韓非子的高明之處，但過分強調君主獨裁專製，一時是無比地爽了，但這種局麵又能持續多久呢？
但是，韓非子的書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攬書歎息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如果我能拿到韓非子的簽名，一起歐洲五日遊，死也不恨了。於是他對韓非子思想身體力行，力求強化君權，表現為獨攬朝綱，細大決策皆出於他，生怕大權旁落，後來被旁人不無憤懣地形容為“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呂不韋想要公天下，君臣分權，簡直是與虎謀皮。最後，作為韓非子的bigfan，秦王政用一杯毒酒教育了異己學說持有者——呂不韋。呂不韋的死，就死在他限製君權的思想，與秦王政的專製情結冰炭不容。
呂不韋抱著自己的呂不韋思想，就這麼死了。他以“限製君權”為核心的呂不韋思想，“公天下”的一種口號，一並在後來的兩千年中死掉了。直到近代，民主理念的複蘇，使我們再次看到了呂不韋思想的影子。
呂不韋在死前，端著毒酒，抬眼望去，大約想到了自己的老情人——邯鄲姬。他知道，與秦王政的老媽邯鄲姬，那一段中年人的婚外戀史，並不是他呂不韋致死的主要原因。愛你在心口難開什麼的，在男女作風一貫開放的先秦，那是小事。呂不韋的死，就死在《呂氏春秋》與《韓非子》兩書在爭奪秦王政的靈魂較量時，呂不韋輸掉了。他的老情人的兒子——秦王政，徹底否定了他的呂不韋思想。他一生唯一的收獲，不是萬戶侯，也不是《呂氏春秋》，而隻剩與老情人的那一段曖昧戀情的回憶了。
瀟水曰：秦始皇後來使用《韓非子》作為自己治國的利器，獨斷專行，導致激化各階層矛盾，終於秦王朝滅亡。
具體過程是這樣的，秦始皇為了維護王權專製，就實行嚴刑峻法，危害眾多人民，再加上私欲膨脹，過度使用民力，終於導致人民不勝其苦，所謂“天下苦秦久矣”，導致“群盜並起”，陳勝吳廣這些平民都鬧起來了。而且秦始皇把一般官吏也得罪了。秦始皇治吏甚苛，這是受《韓非子》一書影響，以強化人主對於官吏的控製。官吏們被苛刻的條律戕害得夠嗆，動輒得咎。於是受不了了，官吏們也造反了（如派出所長劉邦、縣丞蕭何等）。如果是隻有一個階層的人造反（比如農民的太平天國），那還可以撲救，但現在是“海內愁怨”，各個階層都要造反了，再加上六國舊貴族野心勃勃的遺民，一同起來反抗，那就好比連地毯、家具和牆柱都著了火，這樣的房子還有救嗎？任憑秦軍再有怎樣的戰鬥力也是枉然了，不久秦王朝也就被推翻了。
如果采用《呂氏春秋》作為施政綱要的話：不要私有天下，把天下當作滿足自己誌欲的私有物，同時限製君權，把一部分權力分給臣子，並讓各階層精英都有一定參與（所謂公天下），從而緩和各階層與君權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走大獨裁的路子，當不致於逼得社會各個階層都普遍造反，秦王朝斷然不至於這樣短促滅亡。
秦王朝的最終失敗，也不能簡單歸咎於法家。當初法家思想的產生，是在春秋末期，正值君權喪失，權力下移，卿大夫家族鬧獨立的時刻。法家強調強化君權，這是有積極意義的。為了強化君權，法家“明法令、定賞罰”，這是非常進步的，對樹立君王權威，促進帝國穩定和發展非常有效。秦國正是憑著這個走向了勝利。但是，韓非子作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極端派人物，在理論上把法家崇君思想推向了極端，秦王政在實踐上又把必要的強化君權措施，推展成為極端的皇權獨裁專製，過分扭曲了法家思想應有的邊界，終於發生意想不到的惡果，激化了各階層與君權之間的普遍矛盾，秦國瞬息滅亡。這有韓非子理論部分誤差的一定責任，也有秦始皇走火入魔（偏走極端）以及秦二世胡鬧等等的曆史偶然。
[注釋1]秦昭王、齊桓公，這些都是諡號。真名是稷、小白。燕王喜，沒有諡號。喜是名字。
[注釋2]《史記·燕世家》：“將渠引燕王綬止之……王鷲之以足。”
[注釋3]此據出土物。
[注釋4]所謂季世，季，就是老三或者老四的意思，比如“冠軍、季軍”。“季世”就是末世、亂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