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縷紅絲一縷情，開時無力墜無聲，如煙如夢不分明。雨雨風風嫌寂寞，絲絲縷縷怨飄零，向人終覺太匆匆。
但在一九三四年《留春詞》後記中雲：
一九三一年春忽肆力為詩，擯詞不作，一也；年華既長，事故益深，舊日之感慨已漸減少，希望半就幻滅……二也……
說了三種原因，說明詞作少了。實際細讀近年出版的《顧隨文集》，先生畢竟還是詞人。
另在《積木詞》自序中記書齋亦極有情趣，文雲：
餘舊所居齋曰“蘿月”，蓋以窗前有藤蘿一架，每更深獨坐，明月在天，枝影橫地，此際輒若有得……冬日酷寒，安爐爇火，乃若可居，而夜坐尤相宜，室狹小易暖故。背鄰長巷，坐略久，叫賣賽梨蘿卜、冰糖葫蘆及硬麵餑餑之聲，絡繹破空而至，遂又命之為夜漫漫齋……一九三六年一月苦水自敘於舊都東城之夜漫漫齋，時牆外正有人叫賣冰糖葫蘆也。
舊都冬夜生活情趣，令後人神思不置也。
新版《顧隨文集》，後麵有其女弟子葉嘉瑩教授《紀念我的老師清河顧隨羨季先生》一文，對先生之教學及創作介紹甚詳。葉教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過《迦陵論詞叢稿》，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過《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對海寧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藝術思想是研究得很深的。葉教授是一九四五年北京輔仁大學中文係畢業的。這正是抗戰勝利的一年。那她的大學時期，是在北京淪陷時期度過的。輔仁大學是天主教係統的教會學校，有很長一個時期，校長是著名曆史學家陳援庵（垣）氏。葉教授在輔仁讀書時，中文係主任是沈兼士氏，她的詞學教授應該正是顧隨羨季先生了。顧先生是民國九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和俞平伯、楊振聲先生同學，是著名詞曲家吳梅（吳瞿安）先生的入室弟子，一生致力於詞，成為北幾省中少有的詞曲家。著有《無病》、《苦水》、《荒原》、《留春》、《積木》等詞集。《積木詞》是俞平伯先生著的序，這篇序後來收在《燕郊集》中，原文很長，不能多引，隻稍引幾句，其結尾部分說：
其昔年所作，善以新意境入舊格律，而“積木”新詞則合意境格律為一體，固緣述作有殊，而真積力久，宜其然也……以積木名詞者，據序文言，亦嫛婗之戲耳。此殆作者深自為抑之又一麵，然吾觀積木之形，後來者居上，其亦有意否乎？
“嫛婗”就是很小的嬰兒，“積木”是嬰兒的玩具，顧先生以“積木”名詞，是很謙虛的。而俞先生的序言，則說是“後來居上”，是很推崇的。
顧先生講詞，是十分重視推崇靜安先生《人間詞話》的，曾有手校本印行。俞先生的序寫於“丙子”，即一九三六年，《積木詞》現已收入新版《文集》中，隻是俞平伯夫子的序已沒有了。葉教授在詞學上傳薪於顧羨季先生，把中國的詞學在海外廣為傳播，發揚光大，又寫了許多輝煌的著作，其對故國文化和世界藝苑的貢獻，都是了不起的。
葉教授這兩年幾度回國探親、講學，在《迦陵詞論叢稿》的《後序》中引了自己的一首詩道：
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
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屈杜魂。
詩的意思是極好的，隻是“散木”一詞太謙虛了，這就不禁使我想起顧先生的《積木詞》了。
前年在京，在一個會上，見到葉教授，說起她原住察院胡同。才知她是三十年代給我看病的葉大夫的侄女，說來她府上我小時候就多次去過了。這樣我才明白她原是清代滿洲旗葉赫氏後裔，冠漢姓，姓葉了。
巡捕廳鄧氏
楊振寧博士說過，清華園的一草一木對他都是有感情的。我對此也深有同感。我雖然沒有得過諾貝爾獎金，但感情似乎也是一樣的，對小時候、少年時代熟悉的東西、地方、人物，也同樣是感到格外親切。此即王粲《登樓賦》所說的“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了。古聖人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我想還應該加一句，就是“懷舊之心，人皆有之”吧。我怎麼會發了這樣一頓感慨呢？是我在北京偶然經過錦什坊街巡捕廳時想到的。
北京城牆全部拆光了，在有些城牆的舊址上，都修了大馬路，雖然從保存古跡來講，這樣“一掃光”的辦法並不足取，但交通上卻方便了。我乘公共汽車在月壇下車，再穿過大馬路，不用走阜成門，儼然“跨城而過”，便可進入小胡同，彎彎曲曲地走到錦什坊街來了，在所經過的胡同中，有一條就是舊時的巡捕廳胡同，現在改名什麼，我就沒有注意到了，隻是“門牆似舊，裏巷依然”，當年巡捕廳的老樣子，我還是認識的清清楚楚的。我仿佛看見兩位十七八歲的風華少年，穿的都是藍布大褂，下麵是輪胎底的廉價皮鞋，騎著兩輛舊自行車，從胡同東口迎著斜陽向西而來，在路北一個大紅門前停住，跳下車來，一位個子不高，濃眉朗目；一位個子較高，舒眉秀目，推著車上了台階，抬手按門上的電鈴……這些情境像水波一樣在曆史的長河中回漩過，而今則早已消失了。隻存在於極少數人的記憶中，偶然觸動信息，略一重現，引起小小的思舊之情罷了。
這兩位顯現在記憶之屏幕上的少年是誰呢？一位就是舉世聞名的美籍原子加速器專家鄧昌黎博士，一位就是他的令兄音樂家鄧昌國先生，兄弟二人年齡相差兩歲，不過同在一個年級讀書。俯仰之間，都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吧。
他們二人都是鄧萃英（芝園）先生哲嗣，昌國行四，昌黎行五，昌黎是何夫人所生。芝園先生在二十年代做過一任師範大學校長，和平門外師大進門左側，圖書館的奠基石上刻有他的名字。一九二一年八月蔣夢麟寫給胡適信中說：“銀行說：沒錢；財政部說：沒錢，對不住。我和鄧子淵兩人把靜生找回來北京，費了許多心……”這是北大、師大向北洋政府要錢的信，所說“子淵”，也就是芝園先生。文化古城時期，他並未做事，一麵以宦囊所入，經營模範牛奶廠，一麵堵門教子，四十年代末去台灣。讀錢賓四先生《師友雜憶》一書記雲：
餘又應教育部之邀去台北，時日本已三度派人來台訪問，教育部組團答訪，部長張曉峰聘餘為團長，淩鴻勳為副，一團共七人。有鄧萃英、黃君璧等。
這是所知鄧氏去台後的情況點滴。鄧氏福建閩侯人，昌黎之母何夫人亦閩侯人。為清末進士何剛德後裔。曾官京曹、江西建昌知府。
當年因為同學的關係，這所房子我曾經是經常去的，那前麵客廳山牆邊上的過道，是通往後院的必經之路，那安靜的庭院，整潔的走廊，一一都如在目前，當年這種房子在北京也還是中等的房子，並非十分大的“宅門”，但是這種純粹“京朝派”的四合院住宅，在今後是很難想象了。近年鄧昌黎博士常常回國，因為沒有見過麵，所以我不知他是否曾到故居去看望過。我最後一次到這所房中去看望當年的同學，那已是足足三十三年前的事了，雖然前塵曆曆，但畢竟是渺茫的很了。
兄弟二人小學均北師附小畢業，初中在育英，高中在誌成。畢業後，昌國入師大音樂係，後留學比利時。昌黎入輔仁物理係，畢業即留學美國，五十年代即成為世界著名原子加速器專家了。
汪教授日籍太太
我常常懷念著一位日本國籍的汪太太，我在遙遠的都市中，向她致以遠人的祝福，祝福她健康長壽，她由北平而去昆明，由昆明而去台北，算來她現在也近八十高齡，或已經八十開外了吧？
她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都是我童年、少年時代的好夥伴，我們天天在一起玩，彈球、放風箏、玩袖箭打準頭、捉迷藏，夏夜聚在一起望著天上的繁星說故事……因為我們是住在一所極大的、占地有七十多畝的大院子中的鄰居，這所大宅子，大院之中，又有正院、偏院，若幹小院，花園、球場等等，房東是已經式微、蕭條了的尚書門第，房客是來自東南西北各個異鄉的僑居者。孩子們是沒有什麼畛域和界限的，各家的大大小小的“小猢猻”們天天聚在一起，過著極為混沌爛漫的生活，這位汪太太的孩子，對我說來，還有另一層關係。就是她的大兒子是我的不同班的同學，比我高兩級，我上初一，他上初三，他每天騎自行車上學，而我還是孩子，不會騎車，也沒有車，家裏給我車錢，一個時期，我不坐車，她兒子騎車帶我上學，省下錢買舊郵票玩。後來讓她小女兒和我小妹妹在兩家大人麵前告了密，我們都挨了一頓罵，原來是怕在馬路上摔了，被汽車軋死。
汪太太的先生自然姓汪，是浙江金華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博士，當時在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做教授。汪太太的日本名字叫什麼，我始終不知道。汪先生的名字我當時很清楚，但現在想來想去記不起來了，多麼遺憾呢？現在隻能稱他汪先生或汪教授了。他們是在東京結的婚，我的同學汪緝虎（現在也該有六十出頭了）就是生在東京的。他們的二兒子比我小一歲，叫汪緝熙，小女兒叫汪淑秀，我都記得一清二楚，而隻把汪先生的稱號忘了，固然年代久遠，但也總是十分遺憾的了。
但他們的神情笑貌，我是記得非常清楚的。汪先生那時大約將近四十歲，留著短分頭，常穿一身灰色西服，儀表十分精明，一看就似乎知道他是一位學自然科學的中年學者。汪太太則是穿中國旗袍，說一口北京話，完全是一位中國夫人的樣子。記得我剛剛做她家的鄰居時，有一次在二門口正好遇到她拖著小女兒淑秀出來。她小女兒對剛搬來的鄉下孩子有點欺生，說了句難聽的話。她馬上申斥她女兒，並和我打招呼，她那天穿了一件紫地子白花的旗袍，五十年了，那色彩似乎還在我眼前浮動著。
我同他們做鄰居，是四十六七年前的事，思之雖如昨日，但細想起來，歲月悠悠，已經將近半個世紀了，能不一抓短發，為之感慨係之乎？
我家搬到這所大房子中時，他們已是老房客了。我們住後院，他們住偏院，她家住偏院三間西房、五間南房，南房後牆有四扇大玻璃窗，開出來便是二門裏的一片林木和大廣場，環境是十分美的。她那個偏院中，一共住了三四家人家，都是大學教授，都有外國夫人。三位法國籍，一位日本籍。我初搬進來時，是一個鄉下孩子，穿著帶大襟的夾襖，又村又怯。我對著這個大院子中的各種人物、事情，都是極為新鮮的。院中的孩子們對我，也抱著好奇心，問長問短，態度也不同，有的戲弄，有的友好。有一次，在一起玩，我說話時用了一個“巴巴”的詞語，別人都不懂，她大小孩馬上過來，對我說：“他們都不懂，我懂，‘巴巴’就是屎，對吧？”馬上向我伸大拇指，好像他與我都是大學問家一樣，馬上便熱絡起來了。他拉我到他家去見他母親，他母親很和氣地問我這、問我那，當她聽到我說要準備考學校，而且準備考的就是她小孩的學校，她便更誠懇了，讓她兒子替我到學校去問老師，問問招生的情況，暑假過一兩個月就到了，她還叫兒子幫我複習功課，準備考試。她的誠懇、溫和的態度給我的影響很大，印象極深。按道理，我應該叫她伯母才對，可是北京那時總習慣於清代官場的稱呼，總是叫老太太、太太、奶奶等，看過《紅樓夢》的人，都了解這種稱呼的習慣，因而我雖然後來成了她兒子的同學，稱呼她卻仍然叫“汪太太”，稱她丈夫為“汪先生”，在這樣的稱呼和來往中，始終沒有感到她是日本人。
但是她的確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日本人，她雖然說一口十分溫和而且標準的北京話，但她的生活習慣則完全是日本主婦式的。當時教授夫人不管中國籍、外國籍，家中最少三個傭人，老媽、廚子、拉包月車的。隻有她家，隻一位女傭人，相幫洗洗大件衣服、做做飯。買菜、縫衣服、收拾屋子，全是自己動手。那時隻有她家有縫紉機，而且上麵經常放著連著線的未完成的衣服。我在她家第一次看到新鮮玩意，日本式木澡盆“風呂箱”，她小兒子添火，大兒子洗澡，我在邊上好奇地看著。我常常遇到她在家圍著花布的花邊小圍裙拖地板，隻有這時，才真像一個日本婦女了。
作為鄰居，作為同學母親的日本人汪太太，那時不大感到她是日本人，相處是友好的、真摯的。但那時並不都如此，時局的氣氛在壓迫著我們和她。“七七事變”發生了，北平淪陷了，雖然那所大房子因為裏麵住了三位法國籍夫人，門口掛了法國旗，以防止日本兵亂闖進來，但日本兵還是進來了，而且不是兵，是軍官，是掛著少佐肩章的日本軍官，進來就是找汪太太的。一下子院中人們都傳開了，懷著神秘的、不安的心情互相轉告著：“汪緝熙的舅舅來啦……”
在“七七事變”發生的時候，汪先生剛剛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回國到北平沒有多久。他做什麼去了呢？當時南京教育部有個規定，凡是國立大學的正教授，每任教三年，就可以公費出國考察半年。汪先生是在那年元月份以北平大學農學院教授的身份，出國去德國考察的。去時由上海放洋乘海輪到馬賽，經法國去的德國，回來時便走東歐經莫斯科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回來，半年時間，六月下旬剛剛到家，沒有幾天，就趕上戰爭爆發了。
由七月七日到七月底這二十多天中，包括北平淪陷後的一個多星期，有識之士，包括年紀大的和年青的學生們，紛紛想盡辦法，離開淪陷後的北平。日籍汪太太護送汪先生和同院另外兩個青年坐火車到了天津，由天津坐英國怡和公司海輪南下了。汪先生走後，汪太太並沒有走，仍舊和兩個兒子、一個小女兒住在原來的房子裏過日子。因而她的在日本軍隊裏做軍官的、有少佐銜的哥哥按照地址來找她來了。但是這位處於妻兄地位的敵國軍官來的時候，汪先生早已到了上海租界裏了。
隻是院中的人們互相轉告著這個特殊的消息。人們卻沒有人懷疑這位日籍汪太太會成為敵人。因為她以前的種種情況使鄰居們自然地不覺得她是敵人。她穿中國衣服、說北京話，對鄰裏那樣和善，彬彬有禮，在當時抗日呼聲中，她家的大人小孩，平日都有很鮮明的抗日的言論和觀點。更重要的，她在北平已淪陷，日本軍隊完全控製著去天津的鐵路、極為混亂危險的戰爭狀態下，她親自護送走了她的丈夫和兩個青年，這些都是人們信賴她的事實根據。但是她畢竟是日本人呀，而且她哥哥又來找她了，她哥哥又是日本軍官，這些能不影響她嗎？人們不安地注意著，不久，她果然到西城“宣撫班”為侵略者“服務”去了……
汪太太哥哥的來訪，汪太太以一個日本籍中國教授夫人的身份，操著一口流利的北京話，穿著中國式旗袍、秋大衣，柔順地去到宣撫班上班，拿著小旗子去各處宣撫，讓北京人做侵略者的順民，這些事震動了這個大院，太可怕了，人們疏遠了她，孩子們也不再願意跟她的兒子、女兒玩了。“宣撫”者，宣是宣傳，撫是安撫，這是侵略者每侵占一個中國地方後，首先成立的漢奸機構，當時西城宣撫班就設立在西單商場邊上槐裏胡同東北軍閥萬福麟的那所房子中，本是院中鄰居們去西單商場的必經之路，可是因為設立了這樣閻王殿般的機關，人們把槐裏胡同也視為鬼門關，寧可繞點路走，也不願意再經過這個鬼地方了。
汪太太的孩子們少年氣盛，同仇敵愾，既敵視他們的那個佩戴著少佐肩章的舅舅，又不滿意他們的母親，平時極為歡樂、活潑的家庭，這些日子，被一塊鉛壓住了。汪太太為難了，丈夫、兒子、女兒、家庭、中國、和平……是一方麵；哥哥、祖國日本、軍隊、戰爭、侵略、燒殺……是另一方麵。宣撫班的人出來身上斜掛一條白布寫著黑字的帶子，汪太太我沒有看見她掛過，這短短的幾天中，她出來入去，默默無言，日本婦女是柔順的、平靜的，這矛盾她如何解脫呢？鄰居們同情她、期待她，也為她發著愁。
第一步解脫很快到來了，她那個日本軍官哥哥沒幾天就離開宣撫班，跟著軍隊又到別的地方侵略去了。她哥哥一走，給了她一個辭去職務的機會，她不再去宣撫班了。她在家中很少外出，把傭人也辭退了，關住門帶著孩子們過日子。她的小兒子正好考入初中，市立第三中學，她又買了一部自行車給孩子騎了上學，安靜、沉著地生活著。
院中新搬來一家漢奸新貴，把花園中一大片地方用籬笆圈起來，占為己有，孩子們玩耍的地方小了，她大兒子同那個人吵了起來，得罪了那個人，她連忙帶著兒子到那個說一口流利日語的漢奸家中，用日本婦女特有的九十度的鞠躬向那個家夥賠禮道歉。
一年過去，她不聲不響地帶著孩子們經天津、坐船到香港，輾轉去了昆明，汪先生在西南聯大教書了。從此西南聯大的人們，都知道有一位汪教授的太太是日本人，是一位善良、和順、沉著堅定有正義感的日本婦女。抗戰勝利，他們去了台灣大學，悵望海雲，怎不教人思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