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文化古城的諸般藝事，都擁有大批全國第一流名家；約略分之，為書畫、篆刻、戲劇、音樂等等。
先說書畫家，不妨先開一個名單：
書家兼篆刻家：王宗周，字少逸，江淮人；孔憲成，安徽人；申聖羽，察哈爾人；白鶴亭，河北人；沈樞，字鳳翔；宋維寶，字楚卿；李作賓，字邃廬；邵章，字伯褧，浙江人；夏清貽，字頌萊，江蘇人，工篆書；周振湘，字谘度，工隸書；馬向之，別號猶龍，工行書；曹渡，字養舟，工十七帖；許思照，浙江人；蔣世賢，精研《靈飛經》；畢大昌，安徽人；湯爾和；馮恕，字公度，河北人；強運開，字夢漁，江蘇人，研究金石篆刻；楊釗，字潔忱，號紹周；葉芳，字培之，湖南人；張伯英，工行楷；張鼎，字龥生，湖北江夏人；張春鬥，字文辰，又號薇辰，河南孟縣人；壽璽，字石工，精行楷篆刻治印；翟士林，字海帆，工古宋體；謝霈，字霖甫，工榜書；韓毅，字子忠；魏瑾，字旭東，河北東光人；羅惇，字複堪，工章草。
此名單據一九三六年《實報》馬芷庠所編《北平旅遊指南》轉錄，實際書家尚不止此數，如劉春霖、潘齡皋、張海若、傅增湘、蕭方駿、蕭方騏這些人尚不在內，因為這些人都是琉璃廠在各大南紙店訂了潤格，掛了筆單賣字的，而以上所錄名單中並沒有，可見當時賣字、賣畫人之多。這中間不乏清代的遺老和做過大官的名家，當時做過大總統的徐世昌，署款水竹村人，也有筆單賣字，不過當時人住在天津。而名單中的湯爾和，那更是辛亥以來北京教育界的名人，而且北洋時做過總長，淪陷之後，又做了漢奸，偽政權教育總署督辦。
當時的畫家更多，前書名單所錄，近九十家，著名的張爰（大千）、齊璜（白石）、溥心畬、陳半丁、徐燕蓀、楊雲史、蕭謙中、林實馨、方鬘雲、徐北汀、王雪濤等位，這些大畫家都在名單中。妙的是第一名是王羽儀老先生，注雲：“字雨簃，浙江人，工花卉，秀逸直追華新羅、李複堂，亦長山水，善筆拓。”而王老現在還健在。他當時已是名畫家，魯迅先生編《北平箋譜》，最後一幅大紅五彩公雞，就是他的作品。他後來棄丹青，而改學鐵道工程，留學美國，得了學位，成為鐵道專家。長期在中國鐵道科學院任研究員。十幾年前，以古稀高齡，又重拿畫筆，畫出了巨型《燕京風俗》畫冊。是文化古城畫苑群彥中碩果僅存者了。
畫家、書家的筆單現知者已少，現各錄一則於後，以保存文化古城史乘的一鱗半爪：
邗上張賡伯先生花鳥畫潤：
整紙堂幅：八尺卅二元、六尺二十四元、五尺二十元、四尺十六元、三尺十二元、二尺八元。
對開屏條照堂幅減半，橫畫照手卷例，冊頁手卷每方四元、扇麵四元，油絹劣紙不應、點景對臨加倍（磁青泥金均請麵議），潤資先惠、隨封加一。
乙醜臘月望八十翁樊增祥代訂。
乙醜是民國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當時小畫家的筆單都是請名人出麵代訂的。這個樊山老人代他訂的潤格在當時是便宜的，一直使用到三十年代後期。畫扇麵四元，比當時劉春霖的字價，每個扇麵八元，還要便宜一半。一般同樣身份的畫比字貴，當時最有名的畫家潤格一尺都在二十元左右。
另一個潤格例子是李釋堪的。釋堪名宣倜，福建人，是比較出名的，其潤例雲：
紙用重玉版宣尺度依市尺計算
榜書：每字尺內六十元、尺外至二尺一百元……扇麵：騎行六十元、逐行一百元，精楷加倍，金扇加半。壽屏每幅一百六十元、六行以上加半。碑誌：寸楷每百字二百元。劣紙不書，劣文不書，墨費一成，潤資先惠。
這個潤例前注雲：“癸未春重訂。”癸未是一九四三年，已是淪陷時期，偽幣貶值之後的價格了。
藝苑的內涵，除去書壇、畫壇而外，還有音樂、戲劇等等，當時京戲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須生，連清末供奉過內廷的王瑤卿、楊小樓等人都還健在，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了。另外還有話劇中國旅行劇團，京劇理論家齊如山、新戲劇家餘上沅、熊佛西、陳綿等人，也是一時之盛。但我不懂戲，因此在後麵短文中，談到的較少，未免有些欠缺了。
南張北溥
京國繁華數改移，似君不及見當時。
可憐四十年前景，猶有貞元朝士知。
上麵這首小詩，是明代人的作品，由於看到報上一些年青朋友談大千居士的文章，說到什麼“南張北齊”，不禁記起了這首小詩，感到舊事畢竟是太遙遠了，使得一些年青朋友，單憑腦子想便糊裏糊塗地弄出許多張冠李戴的笑話。實際“南張北齊”的說法，是從來沒有的。大千居士原籍四川內江，白石老人原籍湖南湘潭，從籍貫說，都是南方，雖然白石老人後來一直住在北京，但仍是南方人，不能稱“北”。而當年最流行的說法是“南張北溥”，即南麵張大千，北方溥心畬。溥心畬是鹹豐弟弟恭親王奕的孫子，從小生長在北京，所以叫“北溥”。“南張北溥”在年齡上比本世紀前期畫家林琴南、金北樓、姚茫父、陳師曾、齊白石等人年青的多，在六七十年前，以上這些人享盛名時，他們還隻不過是一個小青年呢。所以從年齡說，大千居士比前麵這些位差得多，但是他在藝術上成就早，年青時繪事就顯示了深厚的功力和超群的才華，因而他一登上藝壇，就海內外聞名了。在文化古城時期在稷園水榭開畫展時，他隻不過三十七歲，但卻已海內外聞名，壓倒當時藝壇上許多老輩，執畫壇之牛耳。而且留了一大把黑胡子，不識者，儼然以為是一位五六十歲以上的老畫家了。這年齊白石早已稱“老人”，已經七十七歲了，足足比大千居士大四十歲，因而他當時雖然留著驚人的大胡子，也隻能稱“居士”而不能稱“老人”，更無人稱“南張北齊”了。因為他二人在各方麵都是不相稱的。
“南張北溥”的提法和稱呼，是合乎當時實際情況的。第一他們二人幾乎是同時出名的，時間都是在二十年代中葉以後。《花隨人聖庵摭憶》記雲：“師曾以癸亥病歿金陵，自後十年間，畫家派則分歧，諸子亦風流雲散。惟有溥心畬自戒壇歸城中，出手驚人，儼然馬夏。”癸亥是一九二三年，今年正是癸亥，陳師曾之去世，去今已六十年矣。當時大千居士隻有二十四歲，剛剛從日本回國，也未大出名。北京溥心畬也還在西山戒壇寺讀書學畫。但是沒有幾年，兩個人幾乎是同時在藝苑中聞名了。兩個人的天賦都非常高，但其學畫的經曆並不相同。溥心畬是親王的孫子，留學德國學陸軍，是皇親貴胄，所以有顆圖章叫“舊王孫”。而大千居士則是平民百姓出身，少年時代，還做過和尚，所以叫“大千居士”。
大千居士的哥哥也是著名畫家，名張善子，晚年住在蘇州網師園殿春簃，養過一隻小老虎。去年大千居士還為虎兒題了墓碑，報上都登過，前兩年我寫短文也介紹過，一般人都知道。但有一點也許人們不注意，就是這兄弟兩人年齡相差甚大。張善子比大千居士大十八歲。張善子少年時曾跟著他母親學畫。大千居士少年時上學讀書，也跟著學畫，後又到日本留學，其藝術成就，完全是學校學習，又受家庭影響，慈母和長兄的教導，加以天賦非凡，又刻苦用功，這樣才學以成名的。溥心畬則完全不然，是清代親王孫子，辛亥後，這些特殊的遺少們，不少都不上學校，而自恃大爺有錢，都請了私塾先生在家教家館，甚至不隻請一個，而請幾個，教國文、教英文、教書畫，有的吃喝玩樂，不好好讀書，等於白花錢；有的天分高，又肯用功，又有好老師專門教，自然也就成績特殊，比一般上學的又好了。不過溥心畬氏卻不是這樣，他是在家念書之後，又上了法政大學，又留洋去了德國，而後來卻學了畫，以畫名家了。西山戒壇寺是光緒十七年由恭親王出錢重修的，後來裏麵還供著奕的牌位，雖說是有名的唐代古寺，卻等於是溥心畬家的家廟。他同他弟弟溥叔明在廟中讀書，有成群的傭人和和尚侍候著，在那樣風景優美的古寺中，優閑地用功。王府中收藏又富，不要說一般唐、祝、文、周之類的東西了，即希世國寶，他家中也收藏著許多，如韓熙載的《照夜白圖》、懷素的《苦筍帖》、顏魯公的《告身帖》、溫日觀的《蒲桃帖》，以及舉世聞名的陸機的《平複帖》，那時他可以在傭人的服侍下，悠悠然地臨摹、學習，這種神仙般的條件，大千居士哪裏能比得上呢？因而相對來講：大千居士是苦學成名的；而溥心畬則正像《紅樓夢》中賴嬤嬤所說：是銀子、金子鑄出來、打出來的一樣了。
第二在藝術成就上，如從山水畫的角度看，“南張北溥”在當年是旗鼓相當的。可以說都是超脫流輩，不要說一般山水畫家比不上，即當時一流山水畫家，作品一比便立見稍遜一籌了。我曾見大千居士一幅構圖極簡的《垂柳野渡圖》，隻疏疏的幾根柳絲直垂下來，其瀟灑飄逸之態，有人學一輩子也畫不出來。曾在已故潘淵若老先生處見溥心畬一幅高三寸、長四尺多的《秋山圖卷》，畫的完全是戒壇寺周圍的秋山，丹楓古寺，方寸千裏，再加上麵用芝麻大小的行書小字在上麵題的密密麻麻，真可說是神品。一般人想也難以想象。因而當時稱“南張北溥”，是頗有道理的。但說到仕女、花卉、草蟲，溥則退避三舍，無法與張比較，因而歸根到底，南張終勝北溥一籌了。
大千居士遽歸道山了，這不僅是神州藝苑的一個巨大損失，也是世界藝壇的一個非常大的損失，回憶二十多年前大千居士在巴黎與畢加索見麵時的情況，東西方藝壇上兩位巨星歡晤，握手談藝。畢翁對大千居士的藝術成就給以極高的讚賞，這不僅是兩位藝術大師的歡聚，也不僅是東西方繪事的交流，藝壇的佳話，而且是影響到文化藝術發展的一次交往，其意義要從藝術史上來考慮了。
可惜兩位藝術大師都已是古人了，這是今人無限惋惜的。畫家先師古人，後師造化，以山川草木為友人，以花鳥蟲魚為伴侶，一般都可以享大年，登期頤，尤其醫藥發達的現代，當年杏子塢老民活了九十七歲，現在海粟大師八十六七歲，還聽說八上黃山，昔年師黃山，今日友黃山，老而彌健。相比之下，大千居士，以八十四歲遽歸道山，未免太匆匆了。以常人論，八十歲以上化去，似乎也不辜負人生的旅程了；以大千居士論，九十以上再仙去，似乎也不為多，也完全有此可能和條件，但畢竟是他去了，豈真所謂冥冥之中有天數乎？人間的遺憾事情太多了，聽到這一噩耗，我寫了幾首小詩，其中兩首道：
稷園藥圃坐春風，姹紫嫣紅想象中。
雪髯未歸花濺淚，年華八四太匆匆。
舊夢春明半已殘，先生誰記古衣冠。
布袍布履人間路，萬裏家山紙上看。
對於年青朋友說來，我也癡長了一大把年紀，也可謂垂垂老矣。但對於大千居士說來，還隻能說是晚生後輩，四十六年前的春夏之交，正是北京中山公園的春花次第開放，丁香馥鬱，牡丹、芍藥爛漫的時候，張大千、於非廠兩大畫家的畫展，在公園西南角水榭開幕了。水榭是一所建在水邊上的四麵有走廊的大四合院子，院子中還有鐵皮罩棚，正門在東南角，由中山公園正門順長廊可以曲折地走到水榭門前，即使雨天也不受影響。當年北京畫家多，畫展多，其他展覽也多，當時大型的第一流的畫展都是在水榭舉行的。展覽時，水榭一般用南麵、東麵的房子做展覽廳。但遇到展品多時，便也開放北麵和西麵的房子。當時正是“七七事變”前夕，時局已很緊張。但在表麵上，一般還沒有顯現出來。這年四五月間，在水榭前後舉辦了兩個展覽會，一個是大千居士的畫展，一個是慶祝英皇加冕古物展覽的預展，兩個展覽會都是盛況空前的。
那次大千居士和於非廠先生的畫展，規模很大，把四麵的房子都占了。進大門，左手轉過去是南麵的展覽廳，右手轉彎是東麵的展覽廳，走到頭，折而西，連著北麵及西麵的展覽廳。實際上，四麵都可以互相走通。
開幕的那天，我隨著家父漢英公去參觀，因為大千居士的好友刻瓷名家朱友麟先生是我父親的朋友，父親帶我開眼界去了，當時我是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那時“南張北溥”，大千居士的聲名早已海內外皆知，對一個初中學生來說，那更是傾心仰慕已久，渴遇一瞻風采的了。我在去的路上，心裏想著，大千居士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大概是穿著筆挺西服，帶著金絲眼鏡的；或是穿著大偉呢夾袍，禮服呢圓口千層底鞋的京派打扮的……我們到達水榭時，已是下午二時左右了，展覽廳中，冠蓋雲集，看畫的、互相打招呼的賓客已經很多了。朱友麟先生也早來了，正在東屋裏，看見我們進來，過來向我父親打招呼，我是認識的，連忙鞠躬行禮。接著他把我們領到室中間，介紹給一位正在和三位衣冠楚楚的人談話的老者身邊，我一看這位老者：濃黑的一把大胡子，中等身材，精神極為充沛，抱拳寒暄時，看到那手指頭十分粗壯，再看身上的衣服，使我快要呆住了：深灰老布夾袍子，黑大布馬褂，又長又肥，下麵布襪子、布鞋。這身打扮，不要說在現在，即使在當時，也是極為罕見的。當年北京老先生們穿衣服雖然樸實、古板，但像這樣穿一身大布衣服，甚至連襪子也是布的，的確非常希罕。這樣裝束，在當時，也隻有偏遠的山區小城鎮中才有。而我知道，在我麵前，我向他行禮，看上去像一位在山鄉中教私塾的老先生一樣的人，就是海內外聞名的大畫家張大千時，我怎能不感到吃驚、奇怪呢？大千居士很客氣地打招呼：“好，好……隨便看看吧！”就這樣我第一次見到了大千居士，第一次參觀了大千居士的畫展。後來在展出期間，我又和同學一起去了兩次，都是要好的小夥伴。同學們不認識，每次我都偷偷地指指點點告訴他們，那位穿黑布馬褂的大胡子老頭就是大千居士……
當時正是稷園花事爛漫的時候，大千先生開了這次盛大的畫展，而這是大千居士生前在北京親自主持的最後一次畫展，不久，“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大千居士遠在四川，勝利後，一九四六年居士再來春明，但未開畫展，舊事飄零，老人匆匆而去，風流真成《廣陵散》了。
大千藝事
文化古城時期，全國第一流的畫家都集中在舊都北平，大千居士於一九三三年也由江南遷居北都，家住錦什坊街武定侯胡同二號。當時中南海、頤和園中不少空房都租給私人居住，隻是房租甚貴，另外買菜購物十分不便，所以一般人不租這種房屋，而藝術家則不然。如著名仕女畫家徐燕蓀就長期租住中南海流水音。大千居士則長期租住頤和園聽鸝館，夏天天天觀察荷花各種光線變化，畫出各種荷花。在抗戰勝利之後，他人沒有北來時，就在北京開過一次小型畫展，件數也不多，隻八十幅，日期很短，隻三天。由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地址仍舊是中山公園水榭。年代是一九四六年，還是一九四七年記不清了，反正是這兩年中的事。這次畫展一因是嚴冬季節，稷園人少；二因展覽期短，所以被人忽略了，年代久遠，也忘記了。實際這次展覽是很隆重的，這是抗戰勝利後，大千居士的法繪久別京華之後，第一次——實際也是唯一的一次——展覽。居士從兄張文修先生特地為此次展覽，著文報端，題為《聯合畫展緣起》，文雲：
吾弟大千，少耽書畫，長好勝遊。嚐雲：“翰墨精微，宜師造化；山川啟發，厥在登臨。宋迪畫專瀟湘，黃鶴景多苕霅，意窮於象，今古共然。”故兩躋峨眉，三涉黃澥，時儲三月之聚，而為五嶽之尋。寄興揮毫，觸景延賞。年來返蜀，長住青城之仙都；複赴敦煌，考核唐人之壁畫。京津舊雨，墨緣久疏，同好嗜痂，時殷問訊。爰以贗鼎充斥，一望則麵目全非，特將近作寄來，俾知其筇履所及。茲定十二月二十五日起，二十八日止，假中山公園水榭，陳列於君非廠及吾弟大千最近作都八十餘事，並附先兄善子虎幅三軸，敬希蒞臨賜教。契靈機於片楮，聊當臥遊；禦嚴寒於一朝，真偽視掌。愛好大雅，幸垂察焉。
這個緣起寫得很清楚，另文談過的不再多贅，這裏先著重說一下“京津舊雨”四字。大千居士人在南方，但卻和京津的關係非常密切，文化古城時期，幾乎年年要在稷園開畫展。且遊蹤所至，放浪不羈，豐台看花，西山攬勝，宣南訪古，稷園瀹茗，甚至征歌逐舞，怡情聲色，寄懷詩酒，錢不夠時，以作畫來抵酒債，是常有的事。與紙醉金迷之場八埠近在咫尺的五道廟春華樓，是一個極有名的小館子，當年是梅蘭芳每天光顧的地方，也是大千居士在京時經常照顧的館子，一時齊白石、陳半丁、溥心畬、於非廠、徐燕蓀、蕭謙中、周養庵、汪慎生、張伯英等一流畫家、書家，以及其他名流，無一不是大千居士的知交，這就是“京津舊雨”的具體內容了。
大千居士在二十年代末與其兄善子同住蘇州網師園殿春簃，當年為什麼要北遷到春明，與北京結下極為深厚的翰墨緣呢？這中間有多種關係，可以做些說明。當時政治中心雖然南移，但文化中心仍然在北京。北京的名伶如梅蘭芳、程硯秋等人，在北京出名之後，一定要南下淘金，到上海開過碼頭，賺筆大錢，才算大紅。相反外地的著名書畫家、學者，也往往一定要來北京，呆一段時間，結下一點友誼，才能造成全國的聲望，所謂人文薈萃之邦，一經熏陶、品題，自然聲價十倍也。
大千居士在北京，一可以飽覽故宮的藏畫，當時正是馬衡掌故宮博物院的時代，古物尚未南遷，不少國寶，大千居士均曾寓目。二可以結交名流，除上述書畫家而外，如皇帝老師陳寶琛，末科狀元劉春霖，再有藏書家傅增湘、四大名醫的第一位蕭龍友，後二位都是四川同鄉。再有做過國務總理的朱啟鈐等人，都正辦著輪船公司、煤礦、銀行，這些人很多，所謂北方財團，這些人在詩文書畫上都是名家，在財力上又很雄厚，可以出大價錢買畫。一九三七年春，大千居士在中山公園水榭開畫展時，最貴的五百元一幅，最少一百六十元，一般都是二三百元一幅。在展覽會買畫，最少當場交定洋一成，寫個紅紙條，如“張先生定”、“王先生定”，用回紋針別在畫邊上，有些畫家這些紅紙條是假的，是自己寫的，別上以壯聲勢，作麵子，張大千則是真的。這次畫展，我去看過三四次，因係少年，十分羨慕，每次都特別注意那標五百元的幾幅，有一幅上麵別了四五張定條，意味著展覽會後，畫家還要照樣畫幾張。當時黃金百元零幾一兩，麵粉三元多錢一包，居士這張畫的收入多少，讀者可以按實際價值計算了，自然，四十六年前買畫的人如果把畫保存到現在，那價錢更是無法估計，按實際價值恐怕也要增加許多倍了。
在《聯合畫展緣起》中首先提到於非廠，這固然是客氣，但實際上大千居士每次在北京開畫展，都要和於非廠氏聯合開。於非廠名照，北京人，青年時是小學教師，苦學繪事，專畫工筆花卉。這種畫不但筆觸要細，而且要好顏色。於非廠氏買到不少故宮賣出來的顏料，又從各古玩鋪買到不少舊顏料，實際也都是故宮中被盜竊出來的。這種顏料都加珠粉和寶石粉，色澤鮮豔，幾百年不變。於氏和大千居士開畫展，別具一格，起個紅花綠葉的陪襯作用。大千居士特別契重友誼，與於氏合開畫展，明是自己為主，卻尊於氏為上，而且不展出花卉。隻此一點，亦很見大千居士對北京友人之古道熱腸了。
再有人們都知道於非廠先生是畫家，卻不知他的風俗短文，寫的比畫還要淳，當時都登在《實報》上，現在如有有心人，查查舊報，為他出一本集子才好呢。
另外於非廠最愛養鴿子，放鴿觀察，畫鴿神似。
大千居士名爰，四川內江縣人，後來僑寓蘇州，他成名是在南方蘇、滬一帶，名義上他是清道人李梅庵的弟子，他也很尊重李梅庵。但實際上這也像李世芳拜梅蘭芳為師一樣，主要是借重大名，略加指點而已，並不是手把手教的啟蒙老師，實際上大千居士在拜入清道人門下之前，其畫和詩的造詣已經很深了。其後他又得力於山川寫生，這是從日本學來的西方美術鍛煉的方法，他又實踐了中國古人學畫的格言，主張“先師古人，後師造化”，即從臨摹古人名作入手，出入石濤、石溪，而從遊曆名山大川，怡情草木蟲魚，觀察自然來開擴意境，提高畫格。他哥哥張善子是畫虎名家，為了觀察虎的生態，真豢養了一隻小虎，在蘇州殿春簃居住時，與虎同起居，一起在地毯上照像，這在一般畫家說來是很少見的。大千居士與其兄長旨同而趣殊，他是樂在山水的。早從三十年代初，他就曾三次上黃山，兩次上峨嵋，後來在抗戰時期，他住在青城山道士廟中有五年之久，又遠赴甘肅，到敦煌去臨摹壁畫，他臨摹的年代，似乎比敦煌藝術專家常書鴻還要早呢。這就是大千居士所以成為一代國畫大師的主要原因。從曆史上看，從藝事成就上看，他已遠遠超過他的著名老師清道人李梅庵了。清道人作品傳世尚多，在境界上、在章法上，其變化、其全麵是遠遠不能和大千居士相比的。
近年大千居士的畫冊出版很多，讀者可以隨意翻閱，就知道我說的絕不是過甚其詞。大千居士早年畫仕女，在四川時代，由敦煌歸來，都畫過不少仕女。他筆下的仕女，一掃清末費曉樓、改七薌那種描繪仇十洲的畫法，所謂“美人無肩”的柔媚之習，而代之以唐風，畫出儀容華貴的唐代仕女風範。常見其以明紙明墨畫的點金重彩《薛濤製箋圖》，其工細與傳神，可以和唐伯虎的仕女抗衡。其白描仕女，則更多神來之筆，一幅白描《月上柳梢頭》小立軸，一塊山石，一位背麵站立的倚石仕女，均在紙的右下角，也不過占全紙的八分之一，而由紙上端垂下來的柳線，幾根長條，直瀉而下，看著極為簡單，但從意境上和筆力上都極藝術的深厚功力。我曾以此畫複製品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畫家臨摹，但連臨幾幅，都隻是形似而非神似，可見藝術的功力，越到高級階段，越難追求，這也就是藝術才華和師造化之難能可貴也。
大千居士的畫之好，除去其色彩和線條、畫中形象而外，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神韻氣勢上。所謂神韻氣勢，就是在畫麵上看出光、看出空氣、看出浮雲來去的動態，聽到風聲和雨聲，察覺到人物的呼吸，即使背影仕女，似乎也能看到畫中人的喜怒哀怨，這些都顯示了藝術的最高境界。
大千居士仕女畫直追唐風而外，山水畫的成就更是多方麵的。由冊頁小幅，直到幾丈長的巨幅，由青綠山水、大小李將軍的章法，直到倪雲林風範的泉石小品，以及近年所作大幅潑墨米家山水，沒有一樣不是韻格高古，氣勢超群，真可以說是出神入化，得心應手，要怎樣就怎樣，這是當代任何第一流的畫家都無法和他比擬的，溥心畬所作山水，在蘊藉上、飄逸上，某種程度上，與大千居士可稱一時軒輊，在局部上可當“南張北溥”四字。而在全部上，則無法相比了。溥氏不能作倪雲林式的蕭疏林石，更不能畫大千居士那種氣勢磅礴的大潑墨山水。大千當年每到名山大川遊曆歸來，一定畫一批畫，開個展覽會，以結廣泛的翰墨緣，一年遊罷陝西華山、河南洛陽龍門之後，曾開“關、洛紀遊畫展”，其鄉前輩藏園老人傅增湘為作引言。有句雲：
吾蜀張君大千，昨歲登臨華嶽，正值中秋；今複招攜俊侶，為峰頭重九之會……
藏園老人對大千居士十分器重。藏園與張氏弟兄的友誼是很深的。藏園老人在《題張善子畫虎》一開頭就說：“餘丙子仲秋遊吳閶，善子來執贄門下，留網師園中，下榻髯仙詩舫者數日。”丙子是一九三六年，其年春，傅增湘曾遊黃山，回來在蘇州與張善子、大千昆仲盤桓數日，是寫“關、洛畫展引言”後一二年。畫山水多江南奇峰遠樹之態，很少畫關洛黃土山的。大千居士用赭石畫西北無樹之黃土山，更顯渾樸蒼勁之態。抗戰期間，所畫這種山水畫也很多。都是別具一格的。
居士的折枝花卉更是隨意點染，無不佳妙。大千居士舊時在北京開畫展，不展出花卉，而他平時作畫，則時時都畫花卉。前年展覽會展出大幅潑墨荷花，是近年新作的精品。前年一家很著名的參行，把居士用羅紋紙畫的花卉冊頁，印成年曆，極為高雅，其中最妙的一幅是“菌子”，完全不能入畫的東西，在居士筆下，則輾轉反側，都俱妙理，真可說是神品了。大千居士，人物仕女、山水花卉，無不精妙，真可說是全能國畫大師了。
刻瓷家
在電視上看到“北京刻瓷”的節目時，播出一件近世刻瓷名家朱友麟老先生的作品，那是一幅蜀人張大千氏畫的《淵明采菊圖》，又經友麟翁刻在一塊瓷版上，畫中是陶淵明背麵立像，而微微回首瞻望，背抄的手中拿著一枝菊花，筆致極為傳神，刀法亦頗瀟灑，深得“悠然”二字的真諦。實在可以說是文玩的珍品。
刻瓷是在沒有彩繪的雪白景德鎮瓷上刻上繪畫或文字。有的是刻在器皿上的，如盤、碗、花瓶、茶具、文具等，有的則是刻在瓷版上。前者尚有工具的作用，後者再配上紅木架子，則純是藝術品了。過去我家有兩套朱友麟先生刻的茶具，每套都是一個茶盤、四個茶杯，一個壺。造型都很別致，一套刻梅花、一套刻山水。據先父漢英公說，是民國八年刻的。當時是每套八元銀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