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一九一七年文學革命的“新文學”，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立國時告一段落。這一時代的特色，是語體文的普遍采用，吸收西洋文學的格調和寫作技巧，因此和前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和繼起的中國大陸文學，也大異其趣。誠然，中國大陸作家直至目前，無論在語文運用或文體結構方麵，基本上仍是承襲前代遺風，就這一點來說，實在看不出新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有什麼重大的相異之處。但那個時代的新文學，確有不同於前代，亦有異於中國大陸文學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現的道義上的使命感，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當時的中國，正是國難方殷，企圖自振而力不迨，同時舊社會留下來的種種不人道，也還沒有改掉。是故當時的重要作家——無論是小說家、劇作家、詩人或散文家——都洋溢著愛國的熱情。在本文裏，我隻以小說為例來證明我的說法。
中國人向來以人道文化的繼承者自居，遵循儒家克己複禮、仁政愛民的教訓，實現佛家恩被萬物的理想。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長期的喪權辱國，當政者的積弱無能，遂帶來曆史上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作家和一些先知先覺的人物，他們所無時或忘的不僅是內憂外患、政府無能；不管中國的國際地位如何低落，在他們看來，那些紛至遝來的國恥也暴露了國內道德淪亡，罔顧人性尊嚴，不理人民死活的情景。大陸政權易手後，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舞台上以強國自居，作家過去因為國難而耿耿於心的屈辱感，似乎一掃而光了。同時，文學一改本來麵目，作品隻是宣傳工具，二三十年代那種對時局批判的精神已蕩然無存。不過，間中亦有不少作家及批評家，貫徹人道主義文學的精神，針砭現實，大聲疾呼，足證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福樂，仍然非常關切。
即使從世界文學的眼光來看，中國現代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仍然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探討。表麵看來，筆者好像過分強調中國現代文學勇於自責的精神，因為我們也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現代，不過是因為它宣揚進步和現代化不遺餘力而已。例如晚清的知識分子嚴複，渴望中國能夠模仿西方國家的政製，學習西方的科技。史華茲教授（Professor Benjamin Schwartz）曾著述專書，研究嚴複的生平，書名《富強之路》（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正好充分表現出嚴複要積極導致中國富強的理想。“注釋1”在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主編，其後又是中國共產黨創始者之一的陳獨秀，以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口號“注釋2”，為新文化運動辯護。近代的中國作家非常向往富強、民主，而又在科技上有建樹的新中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以為他們所信奉的，比民主政體更進一步，認為他們向往的無產階級社會已隱含了民主的理想。在中日戰爭期間，毛澤東作《新民主主義論》一書，吸引很多中國人接受他的共產主義理論。
中國愛國誌士所夢寐以求的理想，當然也是現代西方文明致力的目標。但是，西洋現代文學的代表作品卻對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富強表示反叛；它們著重描寫個人精神上的空虛，且攻擊現代社會。黎昂盧·屈林（Lionel Trilling）在《論現代文學的特色》（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這篇精辟的論文中，指出這種特色實表示西方文化“對文化本身的失望”。他說：“依我的看法，現代文學——至少是那些最有代表性的現代文學——的特色，便是對文明本身所抱沉痛的仇視態度。”“注釋3”他列舉現代文學精神上的先導者，如尼采、佛萊則（Frazer）、弗洛伊德和現代文學的代表作品，如《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伊凡·伊裏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tch）、《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等作品為例，闡釋現代文學那種精神昂揚的叛逆意識，歌頌人類非倫理的原始天性，對西方文化的道德、宗教基礎，表示極大的懷疑，甚至打算完全擯棄。雖然屈林在這問題上未作進一步的申述，但他一定會同意：現代人所處的環境是冷酷無情的，因此會產生這類充滿虛無主義和非理性的文學作品。
現代的中國文學，既隱含對民主政治和科學的向往，故就屈林的釋義，與現代西方文學並無相似的地方。現代的中國作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托爾斯泰和托馬斯·曼那樣，熱切地去探索現代文明的病源，但他們非常感懷中國的問題，無情地刻畫國內的黑暗和腐敗。表麵看來，他們同樣注視人的精神病貌。但英、美、法、德和部分蘇聯作家“注釋4”，把國家的病態，擬為現代世界的病態；而中國的作家，則視中國的困境為獨特的現象，不能和他國相提並論。他們與現代西方作家當然也有同一的感慨，不是失望的歎息，便是厭惡的流露；但中國作家的展望，從不逾越中國的範疇，故此，他們對祖國存著一線希望，以為西方國家或蘇聯的思想、製度，也許能挽救日漸式微的中國。假使他們能獨具慧眼，以無比的勇氣，把中國的困蹇喻為現代人的病態，則他們的作品，或許能在現代文學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們不敢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會把他們改善中國民生、重建人的尊嚴的希望完全打破了。這種“姑息”的心理，慢慢變質，流為一種狹窄的愛國主義。而另一方麵，他們目睹其他國家的富裕，養成了“月亮是外國的圓”的天真想法；不過，中國文學作品盡管自外於世界性，但若作家能透徹地描寫中國的困厄，則他們的作品，和西方文學的佼佼者，在精神上也有共通的地方。
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年）以前，中國人就算在異族統治下，也懷著唯我獨尊的文化優越感，每當異族入主中國的時候，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滿懷複國的決心，鄙視入侵的蠻族。但當局勢穩定下來以後，鄙視異族的觀念也就慢慢消失，士大夫照樣事奉新朝。根據中國傳統史家的看法，一個朝代的滅亡，是由於佞臣當道，君主昏庸，當政者未能力行儒家仁政愛民的政治理想所致。因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從未成為作家筆下的譏諷對象。根據這種理論，儒家的政治理想，異族朝廷也可照樣求之實現。正如西方古典文學一樣，中國傳統文學的諷刺對象，隻是那些違反聖賢遺教、社會法則的人物或風俗而已。
《鏡花緣》是十九世紀初期的作品，可以作為鴉片戰爭前中國諷刺小說的代表。作者李汝珍（約一七六三年至一八三〇年）觀察敏銳，思想脫俗。書中唐敖、林之洋諸人遊曆了很多虛構出來的國家，見到的各種奇風異俗，不但影射當時的中國，且有移風易俗的作用。例如在君子國中，賣商不斷降低價格，而購買者以為既然物有所值，理應付出更多的金錢，才肯拿走貨物。這是對中國或其他地方商業交易的諷刺。唐、林諸人拜訪君子國兩位長者，一名吳之和，一名吳之祥，分屬同胞兄弟。兩位長者問及中國種種荒誕的習俗，纏足為其中一例：
吾聞尊處向有婦女纏足之說，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際，夜不成寢，食不下咽，種種疾病，由此而生。小子以為此女或有不肖，其母不忍置之於死，故以此法治之；誰知係為美觀而設，若不如此，即為不美。試問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人必謂為殘廢之人，何以兩足殘缺，步履艱難，卻又為美？即如西子王嬙，皆絕世佳人，彼時又何嚐將兩足削去一半？況細推其由，與造淫具何異？“注釋5”
許多章回以後，林之洋在女人國被俘為國君的後宮，備受了纏足的苦楚。這樣，作者以戲劇性的手法，把吳之和對纏足的批評表現得更淋漓盡致。
不過，即使在批評中國最不人道的習俗時，李汝珍仍保持中國讀書人固有的自尊，認為這些惡習係由於乖離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之故。在《鏡花緣》裏，作者謂吳氏兄弟是泰伯之後。泰伯是周文王的伯父，又是一位聖賢，讓位於其弟而逃抵尚未開化的吳境，教化當地人民。故此，吳氏兄弟所處的君子國，人民仍力行周室肇創期間的宏風。吳之和糅合儒、道兩家的觀念，反對纏足。莊子若在，也許會同樣提出“鼻大者削之使小，額高者削之使平”的反問句吧。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清朝式微之際，產生另一重要的諷刺作品《老殘遊記》。作者劉鶚（一八五七年至一九〇九年）與李汝珍一樣，不拘泥世俗，對各項雜學都感興趣。但生當晚清，頗受西方思想的熏陶，曾試辦不少現代化的實業，可惜都半途而廢。在《老殘遊記》中，他以睿智仁愛的儒者立場，指責暴虐無能的貪官汙吏，深恐逼近眉睫的革命，會帶給中國無可挽救的創傷。對貧苦大眾及在苛政下喘息的良民，劉鶚表示極大的同情，顯示他對人道主義的尊崇。雖然他的思想是儒家的，但也隱約看出他受西方思想的影響。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老殘遊記》有其晚清小說的特色（與《鏡花緣》裏的諷刺，判然有別）。他把中國喻為一艘破漏欲沉的帆船，備受內亂和叛變的摧殘。第一回描寫一個奇怪的夢，在夢中，老殘和兩位至友，在山東海麵附近，發現這艘帆船：
船身吃載很重，想那艙裏一定裝的各項貨物。船麵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其數。卻無篷窗等件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火車的三等客位一樣。麵上有北風吹著，身上有浪花濺著，又濕又寒，又饑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船頭及船幫上有許多的人，仿佛水手的打扮。
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約有三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在東邊，又有一塊，約長一丈，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無一處沒有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管，隻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隻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由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幹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注釋6”
視為政治寓言，整個夢境殊堪玩味；上麵所引的文字，可見作者對中國生死存亡關頭的警諷之意。謝迪克教授（Prof。Harold Shadick）將此書譯成英文，譯筆精確，在附注中他為洋讀者設想，點明“二十三四丈長代表一九一一年革命前中國的二十三四個行省”，而“約有三丈長的破漏，代表當時的滿洲”，正受“日俄窺伺”；至於“東邊的傷痕”，指“受英、德虎視眈眈的山東”。“注釋7”在夢境的後半段，叛徒（革命者）正向船主（國君）和舵手（國家的主要臣宰）挑戰。這群叛徒，隻知貪婪投機，既不能脫船於險，亦不能改善船上搭客（人民）饑寒交迫的困境。老殘和他的兩位至友，終於乘坐一艘輕快的小艇，向大船駛去，攜同“一個最準的向盤，一個紀限儀，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但甫上大船，便被全體船員和搭客指摘為“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當他們回到自己的船上，便立刻被大船打來的“斷樁破板”擊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