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殘希望憑借西方的航海工具，以挽救中國於險境，但他絕不抹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小說中，他是作者自己的寫照，一位有堂吉訶德式的俠氣，合儒、釋、道三家思想於一身的仁者。不過，他深信不能單憑教化，以拯救這艘危船。若要帆船脫離險境，船主和水手不但應以仁愛體恤搭客，預先防範叛亂，而且得修補破漏，測定方向，始能把船駛離風浪之外。晚清之際，張之洞力主改革，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以為中國之新生，固在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理想，但對儒家經籍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必須以西方學術彌補。當時不少知識分子，風從其說，而劉鶚是其中的代表。在《老殘遊記》中，主角對曆朝束手無策的黃河水利問題非常關注，正好表現作者對西方科技的重視。
魯迅（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雖然隻比劉鶚年輕二十四歲，但是他的作品，顯然屬於一個新的時代。他不再相信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完美無缺的。魯迅的作品值得重視，並不在於他率先以西洋文學的風格和寫作技巧從事小說的創作，而在於他的現代觀念，憑著他敏銳的觀察和卓見，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腐敗，赤裸裸地表現出來。早在他還未受左派吹捧之前，他的作品已吸引很多有識之士。魯迅的小說提出了一個問題：假使喪權辱國的責任，要由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承擔的話，生活在渾噩和迷信中的無知百姓，其實也難辭其咎。不過，新一代的青年，或可幸免上一代的悲慘命運，但事實是否如此，魯迅也不敢下一定論。“注釋8”
盡管劉鶚一生坎坷，比起魯迅來，他對中國的前途更具信心。他小說裏的主人公是一位救世者，擔任各種不同的任務。雖然在書中，他尚無機會實行他防止黃河泛濫的計劃，但他卻是一位妙手回春的良醫，到處行醫濟世；又是一位獨來獨往的遊俠，隨時準備匡扶正義。至於年輕的魯迅，在負笈日本學醫時，也是滿懷希望。但一接觸到西方思想和文學後，猛然覺醒，看出醫藥無法根治國人心靈上的疾病，同時覺得中國若再不奮發圖強，便會繼續沉淪下去，萬劫不複。在劉鶚的時代，嚴複已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注釋9”（Evolution and Ethics），使學者接觸到“適者生存”的理論。《天演論》當然魯迅很早就讀了，但他也讀了尼采的作品，因之他對中國的看法，與晚清文人不相同。他認為中國傳統的一切道德教化，嘉言懿行——也就是李汝珍和劉鶚所據以批評社會和朝廷腐化的立足點——隻是一種假道學，借以掩飾中國社會的黑暗，這也是後來所謂的殘酷封建製度。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把中國描繪成一個人吃人的國家，表麵上大家滿口仁義，骨子裏卻罪惡滔天。他對中國的控訴，借一個狂人說出來，以減低其激烈程度。下麵這段尼采式的勸誡，雖出於狂人之口，卻無疑是作者的意見：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注釋10”
我們無須在中國曆史上旁征博引，來證明這項可怕的預言是否屬實。最重要的，是在清末民初時，中國社會陷入癱瘓狀態，作家也從過去的文化優越感中醒覺起來，重新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深切的檢討。
中國的國恥、積弱和腐敗，啟發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大部分嚴肅的作品。正如上文所說，這種覺醒反映出作家對人類尊嚴和自由的向往。如婚姻之事，無須受父母的擺布，應可自由選擇理想的對象；農民、苦力和工人都應得到公平的待遇和合理的報酬。這些描寫青年人和窮苦大眾的作品，雖能喚起我們的同情心，但在今日看來，未免感情過激。不過，這些作品有其曆史價值，因為它們反映出作家對中國的社會狀況的深切體驗。在他們看來重重的內憂外患，都是因為中國不爭氣。因此，聞一多仿何德《襯衣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寫了一首《洗衣歌》，描寫在美國的中國洗衣工人，把他們的屈辱看成是中國羞辱的延長。鬱達夫在《沉淪》（一九二一）中，描寫一位留日的中國青年，缺乏異性的慰藉，備受思鄉病和神經病的磨折，被迫自盡。臨終前，他把自己的痛苦，歸咎於中國的荏弱：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注釋11”
現代中國小說雖滿紙激憤哀怨，但富於寫實。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家，以忠於寫實為務，運用諷刺的筆調把中國寫成一個初次受人探索的異域。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遊記》（一九二八）、老舍的《貓城記》（一九三二），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他們都是當代的名作家，繼承李汝珍和劉鶚的諷喻寫法，在其感時憂國的題材中，表現出特殊的現代氣息。他們痛罵國人，不留情麵，較之魯迅，有過之而無不及。
沈從文在這幻想小說的第六章，描述阿麗思和兔（在小說裏，作者把這兔子寫成一位蘇格蘭紳士，名約翰·儺喜）乘車遊覽一個中國城市。途中，他們被一位饑民攔途截劫，此“劫賊”毛手毛腳，一看便知是初出道的人。原來他企圖借此自投法網，以求一死。細問情由之下，那人的態度也沒有初時凶狠，較前大為友善，且說出他一生的不幸，原來他行乞多年，剛在昨天拾到一份被人棄於路旁的報紙，讀完一篇寫給窮人的文章後，更加強了他的死誌。這篇文章題為《給中國一切窮朋友一個方便的解決辦法之商榷》，以下是其中一段：
我誠心如像那個作《育嬰芻議》的主教先生全為愛爾蘭民族著想才作一個這樣忠實穩妥條陳的。其實就照到那個主張，把我們中國所有挨餓父母養的孩子，好好的如那個方法到在生下以後兩周年殺死，來按著醃火腿法子，揉上一點椒鹽之類，過一月兩月，時間已夠了，就拿出來用很公道的價錢賣給中國上流人以及對於中國感到友誼感到趣味的外國人，何嚐不是一個辦法呢。如此的處置中國窮孩子，我敢斷定凡是目下口口聲聲說要同中國“共存共榮”的黃色人，以及其他白人，隻要這孩子醃鹽時留心一點，莫肮髒，莫損失固有美觀顏色，則當無不願意花一點錢買中國小孩子肉吃的。我們若果實行這個辦法，因窮小子太多，恐怕在未曾為他們吃出味道以前銷路上不行，則選出一部分是以為他們做童工的留下；在中國上流人方麵既有了姨太太、丫頭、娼妓，在外人方麵又留有童工……唉，真可以說是一個頂經濟的辦法！“注釋12”
沈從文後期的作品，風格同斯威夫特迥異，因為他對人性還抱有穩定的信心。《阿麗思中國遊記》從很多角度去衡量，都不能算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寫這部小說時，沈從文發泄他對中國社會的不滿，正好成功地利用這篇《育嬰芻議》的名文，加強他對社會的刻薄諷刺。但醃殺中國孩子的寫法，雖然學斯威夫特的筆調，就其立論，也繼承了魯迅的筆法，把中國寫成一個殘忍的食人國。在《阿麗思中國遊記》的結尾，這位英籍的女主角來到湖南的一個圩市，那裏每五天便有苗族土著趕集，把他們的女兒賤價賣給漢人，長大後做娼妓和婢女。其中一位三歲大的女童，虛報歲數，歌唱娛人，以提高身價。他的父親終於賣了她，但隻以十塊錢成交。阿麗思雖有過人的天聰，但還未知道娼妓這回事，因此怎樣也想不到人們買女孩子的原因：
阿麗思覺得，這真怪。把人不當人，來買賣，這倒不出奇。奇怪的是買來有什麼用處？人是還得成天吃飯喝茶的一種東西，難道買來家中吃飯喝茶嗎？小女孩是隻會哭的東西，難道有些人嫌家中清靜，所以買一個女孩子來捶打折磨，盡她成天哭，這家庭就有趣味了麼？“注釋13”
不過，到這時候，阿麗思已在中國遊曆夠了，便決定回家去。
《貓城記》敘述一位中國機師，失事墜機在一個名叫貓國的火星國度裏，給當地一位名叫大蠍的社會名流捉去，以禮相待。機師與主人一同到貓國的首都，觀察其中奇異的政治教育製度，後來並目睹它遭受鄰國侵略而城破種滅，僅剩下兩隻懼外媚外的貓，卻互相搏鬥以致身亡。老舍無疑是以他的同胞做模型，來塑造這些貓，它們要吃一種麻醉性的迷藥，以維持生命，好像中國人要吸食鴉片一樣。他們懶惰懦弱、狡猾貪婪、好色敗德、懼怕外族，卻又要模仿外國人的惡習。身材矮小的侵略者代表日本人，因為遠在三十年代的初期，日人已作吞滅中國的狂想。借著《貓城記》，老舍警告同胞，災禍已迫在眉睫。所以，此書成為中國作家對本國社會最無情的批評。
書中很多地方諷刺過於露骨，故後來老舍以為缺乏藝術上的成就，這也許是恰當的。不過，《貓城記》幾節最精彩的文字，給人印象完全不是誇大的玩笑或諷謔。作者在第十五章刻畫一個傳統的中國婦人的奴顏婢膝，絲絲入扣。她是一個公使的寡婦，統轄公使家中八位侍妾。除了鴉片以外，公使有中國上流人的一切惡癖。第十五章開始時，老舍描寫府第崩坍，公使寡婦獨存於瓦礫中，乃向機師發泄她抑壓已久的憤恨，逐一咒罵周圍的屍首。第一個被公使泄欲的受害者，成為她首先咒罵的對象：
“這個，”她揪住一個死婦人的頭皮，“這個死妖精，十歲就被公使請來了。剛十歲呀，筋骨還沒長全，就被公使給收用了。一個月裏，不要天黑，一到天黑呀，她，這個小死妖精，她便嚎啊嚎啊，爹媽亂叫，拉住我的手不放，管我叫媽，叫祖宗，不許我離開她。但是，我是賢德的婦人，我不能與個十歲的丫頭爭公使呀；公使要取樂，我不能管，我是太太，我得有太太的氣度。這個小妖精，公使一奔過她去，她就呼天喊地。嚎得不像人聲。公使取樂的時候，看她這個央告，她喊哪：公使太太！公使太太，好祖宗，來救救我！我能禁止公使取樂嗎？我不管。事完了，她躺著不動了，是裝假死呢，是真暈過去？我不知道，也不深究。我給她上藥，給她作吃食，這個死東西，她一點並不感念我的好處！後來，她長成了人，看她那個跋扈，她恨不能把公使整個的吞了。公使又買來了新人，她一天到晚的哭哭啼啼，怨我不攔著公使買人；我是公使太太，公使不多買人，誰能看得起他？這個小妖精，反怨我不管著公使，浪東西、臊東西、小妖精！”“注釋14”
看了上麵一段，讀者或會震驚於公使對稚妾的淫虐，而忽略其中更深刻的諷刺。老舍的原意，一方麵是描繪公使和中國富人的禽獸行為，蓄妾以泄欲；但最令人痛惜的地方，是這寡婦全盤接受妻子的名分，忽略了自己在婚姻上的地位，更不體會到自己的處境，其實比婢妾更慘。至於那死去的婦人，無論怎樣楚楚可憐，到底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那種深受痛苦折磨的無告女子。她起初被公使肆虐，挨不住肉體的痛苦而呼救；但當她年紀漸長時，已不再害怕，而要求性的滿足。後來，她被公使玩膩了，遭受拋棄。她雖被公使蹂躪，至少明白自己對性的饑渴，故公使另結新歡時，她便晝夜啼哭。反之，公使的妻子卻受了所謂“上流教育”的餘毒，壓製人性的要求。她雖冷麵無情，也稍具惻隱之心，給那稚妾上藥和作食。但她從不幹預丈夫的奸淫好色，漠視自己在婚姻上的主權，甘願身殉名教，其可憐處，較諸侍妾，尤有過之。在當時社會中，她被目為一位“賢德婦人”，而她亦以此自驕於人，當她決定履行所謂“賢德婦人”的職分時，便是她身殉名教的開始。她想來是正派人家的女兒，故婚姻之事，不能自己做主。當她以鄙屑的口吻，敘述那婢女後來的遭遇時，可以看出她也有性的需要；但她的教養，使她把性愛的樂趣，看為男性的特權。因此，要求異性的慰藉，或是與她丈夫日漸增多的侍妾爭寵，更是不屑為之。她沒有懇求丈夫放過這十歲的女童，就是恐怕被人視為毫無氣量的妒婦。尤有過者，在另一段獨白中，她分明說出自己能和侍妾共享其夫，更會增加她的光彩。她堅持自己那種荒謬的理論，以為丈夫侍妾愈多，愈顯出他的財富和權勢，而她也因為嫁到這位財雄勢力的丈夫，才感到無比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