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革命，一轉眼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六十年來用白話書寫的新文學，其成就早已有目同睹，不再有人加以鄙視。一九四九年前的作品，大部分不易在台灣見到，但近年來有好幾部新文學史問世“注釋1”，至少青年學子可借以知道些人名、書名和一九四九年以前文學發展的概況。不久前，我在報章上見到《中國新文學大係》重印的廣告，好像重印的僅是鬱達夫主編的《散文二集》。事實上，一九二八年以前，左派文人尚未得勢，“大係”裏明白宣傳共產思想的文章可說絕無僅有，真不妨把十巨冊一並重印。僅能看到新編的文學史而不能看到文學理論、批評、創作的原始資料，對青年學子來言，總不免有隔鞋搔癢之感。
在文學理論方麵，新文學初創期最大的特色是對中國固有文學傳統的猛烈抨擊。一九一七年，胡適提出八條《文學改良芻議》之後，陳獨秀即寫篇《文學革命論》響應他，大聲疾呼推倒固有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而代之以“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陳氏梁啟超式的社論，讀起來令人心煩，我曾在《文學革命》文裏（收入《文學的前途》）取笑過他。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傳統文學裏加以肯定的作品和作家，類如《國風》、《楚辭》，魏晉五言詩，唐代的韓柳元白，以及元明以來的“文豪”馬致遠、施耐庵、曹雪芹，即在今日，大家也公認為代表了舊文學裏活的傳統（當然施耐庵著《水滸傳》之說，不一定可靠）。近人唐文標的觀點同陳獨秀尤其相像：他所肯定的也是以《國風》、漢樂府為代表的“國民文學”或“社會文學”，他所否定的也是古代讀書人包辦的“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和“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人的文學》。在他看來，中國文學的致命傷不是文字問題（“雕琢”、“阿諛”、“陳腐”、“鋪張”），而是道德問題，也就是人生態度不夠嚴肅的問題。他自己提倡的是“人道主義”，即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中國文學中，人的文學，本來極少，從儒教道教出來的文章，幾乎都不及格。”即如胡適、陳獨秀對少數小說戲劇加以稱許的通俗文學，周作人也認為是“非人的文學”。他把通俗文學分為十類：一是色情狂的淫書類；二是迷信的鬼神書類；三是神仙書類；四是妖怪書類；五是奴隸書類（“甲種主題是皇帝狀元宰相”，“乙種主題是神聖的父與夫”）；六是強盜書類；七是才子佳人書類；八是下等諧謔書類；九是黑幕類；十是“以上各種思想和合結晶的舊戲。”“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周作人認為：“統應該排斥，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極有價值。在文藝批評上，也有幾種可以容許，但在主義上，一切都該排斥。”同時期周作人寫了另一篇名文《平民文學》，提倡類屬“人生藝術派”，內容充實，“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紅樓夢》描寫的雖然是貴族生活，周作人卻認為是中國文學史上夠得上“平民文學”資格的唯一傑作：“因為他（它）能寫出中國家庭中的喜劇悲劇，到了現在，情形依舊不改，所以耐人研究。”想來，憑周作人的標準，《紅樓夢》算得上是“人的文學”。
周作人《人的文學》褊狹處，我已在《文學革命》文裏加以批評：西洋十九世紀人道主義的寫實文學，民初文人讀了，受的影響特別大，但周作人當然知道，公認為名著的西洋文學作品也不盡是個人主義的人的文學。周作人早已對希臘神話產生了愛好，古希臘文學也可歸入神仙妖怪書類。主張靈肉合一的英詩人勃雷克，當時周作人對他特別佩服。勃雷克認為基督教教會是違反人性、阻礙人性向上發展的惡勢力，照他看來，連但丁《神曲》、彌爾頓《失樂園》都是迷信的“非人的文學”。勃雷克抨擊教會（雖然他認為耶穌即是仁愛，也是人類創造力的泉源），同五四時期新文化倡導人抨擊“名教社會”、“封建思想”，初無二致。
《人的文學》發表時，西方人道主義文學的全盛期已過：周作人所稱許的幾位大師，易卜生、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皆已去世，即如哈代也已進入暮年，早已不寫小說。第一次大戰後的歐美文學，另有一種新姿態出現，一方麵可說是“為藝術而藝術”，另一方麵也可說是極端個人主義的發展，以易卜生為代表的關注人生的個人主義顯然已變了質。一九四九年後定居北平的周作人，平日的工作是翻譯希臘、日本古典名著，對二次大戰後的西洋文學已毫無接觸。但同時期的日本文學他可能會看到一些，不知道看後有何感觸。可能他會感到色情、暴力、虛無主義的抬頭，表示“非人的文學”再度盛行。
從文學革命到抗戰前夕，這一段時期在當時社會產生最大影響，最能表現獨特思想的三位文化界巨人，要算是胡適、魯迅、周作人。在國內，有些人認為胡適是“全盤西化”的代言人，對他頗多非議；周作人算是親日的漢奸，當然更是人盡可罵。相比起來，周作人不聽胡適的勸告，舍不得離開北平，比較還是小事。至少他對日本某些文學藝術和習俗早在留學日本期間就發生了好感，認為是中國古文化的餘緒，並非日本人占據華北後才美言日本文化的。但胡適和周氏兄弟都生在晚清時代，從小見到周圍無知、貧窮、迷信的現象，把國家的衰弱歸咎於社會的閉塞，傳統文化的毫無活力，是理所應當的事。目今政府關心民生，社會繁榮，當年流行的各種陋習迷信可說一掃而光，人民健康也大為改進，不再有肺結核菌隨時隨地可以侵害青年學子的健康。目今社會賢達之士想到“現代化”、“工業化”各種不良後果，提倡中國固有文化的複興，反而變成了精神上的需要。但即是最熱心提倡固有道德的人士，也不再提“王祥臥冰”、“郭巨埋兒”之類二十四孝裏“非人”的故事了。胡適、魯迅、周作人幼年時期，《二十四孝圖》是流行最普遍的兒童讀物，他們對這類故事深表厭惡，也是理所當然的。
胡適、周氏兄弟幼年即接受私塾教育，讀古代的經典，私下裏他們卻愛讀舊小說，胡適、周作人都認為後來國文寫得清通，歸功於那些小說（魯迅的散文多年未重讀，他可能也說過這樣的話）。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錄》（香港聽濤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出版，《傳記文學》雜誌曾摘載過片段）有兩節談幼年讀過的小說，諸凡《三國》、《水滸》、《封神》、《西遊》、《鏡花緣》等，談得津津有味（有些小說在早年的散文裏也談過）；雖然對其中不人道的故事，至老耿耿於懷，顯然早已改變了寫“人的文學”時激烈“排斥”的態度。魯迅寫過中國小說史，胡適寫過好幾種小說的考證，在小說方麵作的研究，要比周作人精深得多。但在當時周作人痛斥舊小說，魯迅與其弟弟思想一致，想來完全讚同；胡適也曾在文章裏大力肯定《人的文學》此文的重要性。
胡適倡導文學革命，引起了文言白話優劣之爭辯。周作人排斥舊文學，認為關鍵問題在其代表舊社會的思想性上。同時期他寫了篇《思想革命》的短文（該文以及《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兩文皆集於《中國新文學大係·與建設理論集》），明說“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又有什麼用處呢？……我見中國許多淫書都用白話，因此想到白話前途的危險。中國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麵’的改悔，將舊有的荒謬思想棄去，無論用古文或白話文，都說不出好東西來”。他的見解，較諸胡適，更精深一步。
我認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即是“人的文學”，即是“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中國社會、個人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那些作家，自己的新思想，可能相當幼稚（尤其是左傾作家），惟對舊思想、舊道德、舊社會的抨擊和揭露，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的涵義除“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們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現象占據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巴金三十年代初期的長篇《家》，當年是最暢銷的小說，青年男女讀了莫不深深感動，主要是在讀的時候，想起自己家庭裏種種醜劇悲劇，不由得不一灑同情之淚。國內近年出版的文學作品，刻畫的即是當今的現實，目前青年所關懷的問題是自己切身的問題，舊禮教顯然已毫無支配他們幸福前途的力量。但張愛玲《金鎖記》裏的七巧，薑貴《旋風》裏的方老太太，她們都是舊家庭製度的犧牲品，也都變成了舊社會惡毒勢力的代表。事實上，即在四十年代讀大學的這一代都可記起舊社會的可怕處，那時新文化運動推行已二三十年，但舊禮教的勢力還是根深蒂固。三四年前闞家蓂女士贈我一本散文集《思蓴集》（晨鍾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序文是一封“寄母親”的書簡，其中一段讀了實在觸目驚心：
在我的記憶裏，你很少時候生活得快快樂樂過，我五歲時，爸爸去世，我們在一個舊式的大家庭裏，你含辛茹苦撫養我和弟弟兩人，你曾一度想殉情自殺，但為了你的兒女，你又堅苦的撐持下去，在那窮鄉僻壤之區，你教我們讀書做人，到了我十歲那年，你認為我們非接受現代新式教育不可，你向家庭提出要求，要祖父分點房產給我們，以便我們可以到城裏去進學校，在當時的環境之下，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那樣一個舊式家庭是決不允許你帶兩個孩子單獨居住的，當祖父問你能否守節不變把兩個孩子帶大時，你曾一刀把手指斷下以此為誓，你呻吟兩個月之後，我們終於獲得了自由，我從此便一帆風順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而你卻在堅苦中撐持下去，家中對內對外全由你一人維持，每當風雨黃昏，我常見你繞屋躑躅，我當時是糊裏糊塗的，但這確實是你最淒涼寂寞的日子。
最近讀了張拓蕪的《代馬輸卒手記》（爾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原想知道抗戰期間兵士的生活，想不到張先生在《細說故鄉》的下卷裏，也記錄了他幼年的生活，讀來感人甚深。他家居安徽涇縣，“七歲啟蒙，讀了半冊三字經和百家姓，被送入縣立後山中心小學就讀，讀到四上，祖父坐轎子經過學校廣場，看見老師帶著孩子們蒙著眼睛做遊戲，認為太不像話，勒令退學，送到鄉儒‘進’先生處讀私塾，進先生教書認真、嚴格，聞名於鄉裏，動輒用戒尺打手心，揍屁股。罰站罰跪是最輕的處罰，一罰就是半天，我一聽汗毛全體豎立，滾在地上撒賴，那也不行，祖父的話，誰都不敢違拗”。他的長姐遭遇更慘，因為生肖屬豬，祖母那年剛開始吃長素，生下來就不喜歡她。出嫁後經常給婆婆“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逃回娘家，盼望能有些支援，但什麼也沒得到”：
姐姐嫁過去兩年多，響屁也不放一個，這完全是女方的責任，惡婆婆因此打得更凶，似乎希望姐姐同她長媳一樣上吊成雙。但我姐姐硬是不願死，打歸打，逼歸逼，上吊是不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