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大雨的那天，姐夫氣急敗壞地跑來跟母親說，姐姐被婆婆打得暈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三個月的孩子也被打掉了，要我們趕快請個醫生去。母親一聽先是一愣，繼之大哭一場，哭完了茫然無措，一點主張也沒有。
近年來伸張女權運動的女士們，總責備中國男人太自私，不顧女人的權益。事實上，婆婆虐待媳婦，是舊社會裏最普遍的現象。不一定每個丈夫都有錢討小老婆、玩女人，但差不多每個小媳婦都得戰戰兢兢討婆婆的歡喜。因為婆婆年輕時也做人家媳婦，虐待自己的媳婦變成了半生吃苦最大的補償。
二
讀中國現代文學，讀到舊社會的悲慘故事，我總不免動容，文字的好壞反而是次要的考慮。隻要敘述是真情實事，不是溫情主義式的杜撰，我總覺得有保存價值，值得後人閱讀回味。反顧古代詩文，這類記載就比較少，要不是那幾首民間的樂府，就是杜甫這樣特別關心民間的詩作。假如有些舊小說戲劇可按周作人定義，稱之為“非人的文學”，大多數古代讀書人留下的詩詞文章，雖非“非人的文學”，在我看來，實在人的氣味太薄了，人間的衝突悲苦捕抓得太少了，人心的奧秘處無意去探窺，也算不上是“人的文學”。在美國教詩，我常對學生說，中國詩人大多數想做高官，做官不得意，牢騷滿腹，就喝酒尋樂，或者想退隱，或者想成仙。他們處境比我們好的地方，就是生活在空氣尚未被汙染的世界中，更易接近自然景物，而對山水花草的確特別敏感。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愛喝酒，也不想退隱，更不想成仙，古代讀書人的幾個理想，對我來說，毫無吸引力，讀他們的詩篇，簡直很難產生同感。
當代讀書人和古代讀書人的最主要區別，即是我們在自由世界裏生活，充分享受了知識分子的權益，也多少盡了知識分子的責任，看到任何不公不平的事情，至少沒有人來剝奪我們的發言權。古代讀書人生在專製政權下，在皇帝手下討飯吃，而且隻有做官這一條正當出路。他們雖然受了孔孟教育，想做一個知識分子的大丈夫，事實上往往做不到。我國有不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名臣，他們一方麵直言奏諫皇帝，一方麵也關心民間疾苦；但他們的詩文，往往也難免落於俗套，僅寫些個人的感受和牢騷。前兩天收到聯經出版社剛發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讀了顏元叔的《朝向一個文學理論的建立》這篇論文。即是提倡“民族文學”的顏教授也不得不承認“大體而言，中國的傳統純文學大都缺乏理智基礎與哲學深度”；“傳統的中國文學看重的是情感，此外，便是看重文學中的美學成分”。這兩句話說得很對。傳統詩文家缺乏理智基礎與哲學深度，因為他們不是完全委身於真理與公義追求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確重情感，《文心雕龍·物色》這一章真道出了中國詩的特色。到了宋代，多少詞人傷春悲秋，讀他們的作品，有時不免驚訝我自己感覺的遲鈍。對我來說，柳絮滿天飛的暮春天氣（當然住在紐約，連柳樹也看不到），不冷不熱，有什麼可悲的。清秋天氣，我更感到精神好，當然我聽不到雨打桐葉的聲音，抬頭也不會看到離群的孤雁。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實在是宋詞裏最突出的一篇傑作，設想奇妙，哀豔脫俗。但我覺得薔薇謝後，明年會再開，不值得詞人這樣哀悼它。但正因為唐宋以來，一直有人寫花謝花落的詩詞，《紅樓夢》裏才會有黛玉葬花這個節目。到民初徐枕亞寫《玉梨魂》這部當年盛銷一時的小說，第一章就來一個雨打梨花後男主角葬花的哀慘場麵。《玉梨魂》早已絕版，現在很少有人讀了。但全書繼承了李商隱無題詩和《紅樓夢》“葬花”、“焚稿”、“魂歸”諸章的傳統，也可說是傳統文學裏發揮癡情、絕情最淋漓盡致的一個樂章。我們現在讀《玉梨魂》可能不為所動，但當時年輕孀婦不能再嫁的現實放在讀者麵前，讀了真會令人痛哭流涕的。
中國傳統文學看重文學中的美學成分，在國外研究中國傳統文學的更是變本加厲，看重文學作品的文學本質。今日國內傳統文學研究之風這樣盛一方麵固然大家感到有整理國故的必要，一方麵顯然是西風東漸，受了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影響。中國人評詩一向是詩話體的，現在采用了西洋“新批評”（即“形式批評”）的方法，把一首絕句寫成二十頁的評析，洋洋大觀，豈不令人興奮。在《文學理論和結構》（Literary Theory and Structure，耶魯出版所一九七三年版）這部慶祝威姆塞特（W。K。Wimsatt）六十五歲生日的論文集裏，文學理論家赫虛（E。D。Hirsch，Jr。）寫了篇檢討“新批評”成就的文章，題名《批評的幾種目的》（Some Aims of Criticism）。他認為“新批評”最大的特色即是把文學當文學來研究，也就是把文學當藝術來研究，其主要假定即是文學不同於別種文字，因為它具有其藝術性（its artistic character）。但自古以來，留給後世文學作品的作者，其寫作目的往往是“載道”或者是“言誌”，或者是娛樂大眾，或者是賺錢，真正標明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家，十九世紀中期才出現。所以赫虛認為“事實上，文學並無獨特的本質，一種全憑美學標準或其他標準可以判定的本質（In fact，literature has no independent essence，aestheticor otherwise。）”。在古代中國，任何讀書人留下的文集，內容蕪雜，其中有墓誌銘，有送序，有論說，都算得上是文學，長篇小說反而算不上是正統文學。在今日美國，情形則相反，中國文學研究者拘泥於幾個固定類型，諸如詩、戲劇、小說、批評之類，這些類型以外的著作，除了先秦諸子外，都不加注意。其實，漢代以來，真有好多部具有思想性、學術性的精心巨著，研究文學的人因為它們不是“文學”，而不加理會，真是作繭自縛，剝奪了自己對中國文化有更精深了解的機會。把一部作品當藝術品研究，當然可以提高我們對作品內涵的組織的警覺性，但作品本身是否值得我們重視，是否仍具動人、刺人的力量，則是另一回事。艾略特有一句話說得好：“一部作品是否為文學誠然全靠文學標準來決定，一部作品的‘偉大’與否則不能單靠文學標準來決定的。”
歐美漢學家以文學標準評賞中國古典文學，理所當然。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對中國文化前途不一定特別關懷。但他們用功多年，算把古詩文讀通了，自然而然對古詩文特別愛好。不好也要講它好，否則豈非否定了自己多少年來的努力？他們專攻現代史的，就沒有餘力顧及古典文學；專攻古典文學的，則不關心中國前途，連現代文學也不屑一顧。他們真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研究古典文學之餘，參閱些現代西洋文學批評和理論，這樣兩麵參證，作些研究，樂在其中。大半在美國研究古典文學的國人，情形也相仿。多管分外事，豈不浪費時間？加上在國內報章上發表了文章，洋同事是不看的。不如多寫英文論著，以建立或增高自己的國際聲譽。
五四時代的胡適、魯迅、周作人不僅是國學根基頗深而甘願接受西方文化的讀書人，他們也是真正關心國是，想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文章裏詆毀中國文學，但他們對古詩文的領會悟解當然比我這一代或比我更年輕的一代深。憑他們的書法，我們就可看出他們的文化修養。今日五十歲以下的作家、學人間，有哪一個寫得出他們這樣各具個性的毛筆字？但他們雖國學根底深厚而不情願浸淫在古代文人的世界中。他們覺得杜威、尼采、靄理斯的思想要比宋明理學有意思得多，至少提醒他們如何做人；同樣情形，他們覺得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西洋作家的作品要比讀中國古典作家的作品更有意思，對自己、對國家，更切切有關。魯迅有一段話，先兄濟安曾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麵》文裏引用過，我想胡適、周作人也一定同意他的看法：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胡適、周作人也同樣討厭印度文化。在《人的文學》裏，周作人特別提了泰戈爾一筆，認為他“時時頌揚東方思想”，非常可憾“注釋2”。我可以說，胡適、周氏兄弟對印度文化，比對中國文化更為痛恨，因為印度比起中國來，更“東方”得徹底，印度人是真正否定物質文明的。讀胡適的論著，我不免覺得他認為假如印度文化不侵入中國，中國固有文化要光明燦爛得多。胡適受阻於佛教這個難題，他的《中國哲學史》沒有寫完，但他考證禪宗發展史這幾篇論文我認為是了不起的貢獻。當年胡適同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一場爭辯，好像胡適占了下風，連他的老友梁實秋先生也認為真正懂得“禪宗本身那一套奧義”的是鈴木（參閱《看雲集·胡適先生二三事》）。但讀了胡適的考證後，我總覺得像神會這樣不擇手段，在皇帝麵前爭寵取信，打擊異己的“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十分世俗的。
胡適、周氏兄弟雖然覺得讀中國書比不上讀外國書這樣有勁，更與人生接觸，他們並無意揚棄中國文化。相反的，他們一方麵痛斥舊禮教，一方麵在古書堆裏追尋可以和自己“認同”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在這方麵做的探究工作比較少，他成大名後，看樣子真的多讀洋書，甚至連生氣奄奄的蘇聯文藝理論家的書也認真把它們翻譯出來。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是部學術性的著作，就小說論小說，個人的愛憎立場不太明顯。但古代讀書人間，他特別歡喜嵇康以及同時代言行脫俗的人物，至少也表明了自己對正統士大夫文學、思想的反感。胡適《白話文學史》是部偏見極深的書，他極少提到“那模仿的、沿襲的、沒有生氣的古文文學”（即是陳獨秀的“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專講“那自然的、活潑潑的，表現人生的白話文學”。後者可分為兩類：“無數小百姓”自己創造的“平民文學”；極少數有見識、有思想、富於同情心的讀書人留給我們的作品。諸如王充、杜甫、白居易都是此類讀書人，雖然胡適連杜甫的律詩也不十分欣賞。《漢朝的散文》這一章司馬遷提了幾筆，主要寫王充，因為胡適自己是向王充“認同”的思想家，《論衡》的文體算不算是當代的白話，其實是次要的問題。
胡適、周作人同樣的厭惡宋明理學，惟其如此，他們讀到見解上可以認同的思想家，特別高興。《胡適文存》裏被稱許的思想家，全是“反迷信”、“反理學”的，戴震尤受其推崇，不僅兩人是安徽同鄉，實在因為戴震敢直言禮教吃人（魯迅《狂人日記》主旨也是禮教吃人），使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為了替戴震申冤，胡適晚年花了二十年功夫去搞《水經注》，在學術界所發生的影響，遠比不上他早年所寫的小說和禪學考證。但他肯為二百年前去世的大思想家，花這樣多心血，作一個小題目的研究，精神實在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