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正月，我在台北趕完一篇講戰爭小說的論文，飛香港逗留兩三天，即飛回紐約。到家不出數日再乘機去百慕大島參與一個討論中國文學類型的會議。提供論文的十一位學者，都是一時之選，陣容非常整齊。華裔學者一共隻有四位，劉、陳、夏之外，還有一位葉嘉瑩教授。她那時從台北移居北美洲才不久，海外名聲不大，但深為哈佛教授海濤塢（J。R。Hightower）所賞識，她提供的那篇論文也是海濤塢親自譯出的。在此類特邀參加的會議上，即使有人提供的論文內容欠佳，也不便當麵苛評。評者盡可提出相反的意見供作者參考，但態度上應該是誠懇而客客氣氣的。劉若愚評世驤的論文，卻說不上誠懇客氣。
陳世驤那篇論《詩經》的長文，早已有楊牧的譯文，題名《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載《陳世驤文存》。討論該文的那一場會議，由若愚兄充任主席，當然最理想，兩人都是公認的中國詩學專家。但劉兄對陳公的論文不加一句讚詞，卻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至少五六個），要求世驤加以答複。世驤是最要麵子的人，《原興》又是他極用心寫的力作，現有年輕學者挑戰，態度說得上傲慢，心裏的不高興也就浮現於臉上。他把問題一一答複，總算對付過去了，論爭也沒有擴大。但他對若愚記恨在心，我想是一定的。若無此類不愉快的經驗，若愚去史丹福後，世驤一定會推心置腹同他締交的。
若愚兄太好強，同行都有些怕他，對他也就不會有太好的印象。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和世驤同去聖十字島（St。Croix，維爾京群島之一）參與中國文學批評討論會。這次會議出席的人數比百慕大那次多一倍：除有聲望的教授之外，也請到了好幾位年輕的學者。若愚身為詩學權威，必在被邀之列，但可能事忙，無暇特為此會寫篇論文；也很可能，他有意要讓王靖宇——韓南去哈佛後，史丹福聘了他——在大會上露一手，自己不去而推薦了他的新同事。但若愚兄雖未出席，卻把要在大會上討論的各篇論文，看得很仔細。可能有兩篇論文意見同劉教授不合，或者點名批評了他，他特別寫了兩節聲明，交給王靖宇，囑他在眾人討論此兩篇論文之前，先把聲明宣讀一下。說起來，這是相當可笑的舉動：你不在會場，人家在尚未正式公開的論文裏發表的意見，幹卿底事？將來論文刊出後，再辯正不遲。假如性子急，你同這兩位學者——不論有無交情——書麵上討論問題也無不可。劉兄這樣派王教授為其全權代表去糾正人家的“錯誤”，給人的印象，他高高在上，簡直神聖不可侵犯，自大得有些滑稽。
八
在美國教文學理論的教授們，說起來隻有在“新批評”全盛期，大家相安無事。“新批評”失勢後，新興的文學理論派別也就愈來愈多。像劉若愚這樣專教中國文學的理論家、批評家，要專教西洋文學的理論家對他感興趣，且受其影響，談何容易？即在專研中國文字的小圈子裏，要人人聽從你的話，按照你的理論去認識文學，也是大難事。但若愚兄不止是用英語講述中國詩學的“語際的批評家”，他更想把我國傳統的同二十世紀歐美的文學理論綜合起來而自成一家言的“語際的理論家”（an interlingual theorist），真的雄心不小。
若愚兄自己佩服的西洋文學理論家李卻慈、威來克（René Wellet）、尹嘉頓（Romon lngarden）、杜富仁（Mikel Dufrenne）——後兩者乃歐洲現象派文藝理論家，七十年代以後，劉教授就一直對他們十分推崇——都是不懂中文的（李卻慈早年查閱過孔孟經典原文，但說不上學過中文）。時至今日，所謂“世界文學”，當然包括東方古今名著在內。同樣情形，當今最具聲望的歐美文學理論家，假如他們治學的範圍逃不出西方這個大傳統，而對中、日、印度的文藝理論一無所知，會自感有些“土”（Provincial）。若愚兄看準這一點，整理中國固有的文學理論以便有貢獻於文學理論的國際性之研討，這可說是他晚年治學的大目標。
《語際的批評家》出版前後，劉若愚即已開始從語言本身的自相矛盾性（The Paradox of Language）這個題目來探討詩學，同時也等於進一步研討道家、禪宗的美學。一九八四年秋季，若愚在羅特格斯大學作客，我邀請他來哥大演講，題目即為《詩與語言之自相矛盾性》。他講得很精彩，更讓人感到若愚兄未克成書而先走一步，乃學術界莫大的損失。但林理彰最近來信說，先師授權，囑他把書早日補成，這不能不說是個好消息。林理彰公認是劉教授的大徒弟，剛寫了本專著譯介《滄浪詩話》，由他整理、補充先師遺著，一定十分勝任的。
若愚兄二十多年來，不斷用英文著書立說，為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理論爭取國際重視，用心良苦，功勞甚大。有朝一日，在研究院開“文藝理論”這門課的西方教授們，不僅引用劉若愚的著作為參考資料，而且認真在課堂裏討論起陸機、嚴羽、王士禎來，我的故友也可以含笑黃泉了。我真希望由林理彰補成的劉氏遺著，在西方文學理論家間發生巨大影響。《中國文學理論》此書主要用歸納法把曆代理論家、詩話家分門別類綜論一番，對西方理論家用處不大。
九
我和若愚兄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看法，不太相同，但我們大學期間即愛好文學批評，出國以前都曾得到燕卜蓀的賞識，早年的求學生涯是十分相似的。虧得燕卜蓀對我一篇《布萊克》論文加以謬獎（若愚兄大學期間即對布萊克十分傾倒，見《語際的批評家》頁Ⅹ Ⅳ），否則我不會拿到李氏獎金而來美國留學的。若愚兄既是燕卜蓀的助教，赴英留學一定也得力於他的推薦的。我和若愚在海外進修期間，所讀的當代英美文學批評都不出那幾位名家的著作。要說有分別的話，英國批評家間，我更為李維斯（F。R。Leavis）所吸引，而若愚可算是李卻慈、燕卜蓀的嫡裔學生。我在上海期間即已讀過李維斯兩本書，受他影響，也就一直沒有去讀吳爾芙夫人的小說。若愚在輔仁寫學士論文，即專研吳爾芙，表示他未讀過李維斯，或者看到了李氏對“百花區”（Bloomsbury）作家群的批評而不為其所動。
我們完成學業後，都為謀生而兼治中國文學。若愚兄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教中文開始，即用心研讀中國詩，而我拿到博士學位後，即找定中國現代文學這個大題目為我研究對象。這是兩人西洋文學研究暫告一段落後，初探中國文學領域，起步方向之大大不同。我一開頭即把胡適、陳獨秀、魯迅諸君子在《新青年》發表的文章細加閱讀，也等於生平第一次對中國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種種弊病認真加以注意起來。起初我對新文化倡導人的話不敢全信，但後來發現所有嚴肅的中國現代小說、戲劇，卻寫出了一個封建社會的腐敗黑暗，不由我不對那幾位五四巨人表示由衷的欽佩。讀慣了新文學，發現曆代文人所傳下來的詩詞文章，都吞吞吐吐不敢說真話，或者盡發個人牢騷，而不敢反抗黑暗勢力，為老百姓、為自己爭取做人應有的尊嚴和幸福。不可能到了晚清時代，中國才突然變得黑暗起來。中國之黑暗由來久矣，曆代文人未加揭露，隻因為他們早已習慣於黑暗，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飲酒賦詩，生活還是很舒服的。而這些絕大多數的文人騷客，眼瞎耳聾，不問不聞，也就是君權專製時代中國文化的必然點綴品、裝飾品。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走錯了路，讀書人隻想做官，一般人民但求偷安過日子，一切文藝也就少有生氣，包括文學在內。當然，正因為如此，那幾位肯為自己、肯為老百姓說真話的大詩人、大作家，也就更顯得偉大。
若愚兄從未考慮過中國文化的優劣問題，也從未花過一長段時間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因之我們可以說他對現代中國之實況並不太關心，而同中國固有之文化傳統卻一直沒有脫過節。當然他一直在讀歐美文藝理論的新著作，講這方麵的學問，態度上比我新得多，但他對中國文化、文學的看法，卻比我守舊、保守。讀《語際的批評家》自敘章，我們知道若愚從小由母親親授四書、唐詩，中學期間他自修西洋文學，顯然同我當年情形一樣，對中國現代文學興趣不大。進入大學後，專攻西洋文學，陶醉於吳爾芙夫人、亨利·詹姆斯的世界裏，中國現代文學當然更不屑一顧了。艾略特、李卻慈、燕卜蓀，以及美國的“新批評”家，都以文論文，若以當代英美批評家為楷模，去治中國詩，就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也就不必注意文章以外的大問題了。二三十年來若愚兄治中國詩，就一直停留在這一階段，對中國的舊文化、舊社會，若非真心擁護，至少也可說保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對若愚兄來說，中國文學傳統同西洋文學傳統曆史同樣悠久，其成就之光輝也當然是相等的。因之若愚兄兩次同我筆戰，都為中國古典文學及其公認的經典作品辯護，我們二人互相敬佩，實在是一無私人怨仇可言的。若愚以詩論詩，以文論文，覺得中國古典文學比起西洋古典文學來，並無愧色。他認為，即使“中國文學沒有史詩和悲劇，我們可以回答西方文學沒有賦、律詩、詞和散曲”。關於此點，我已在《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中篇裏作了詳細的答複。下篇完成後，《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全文當會在台港刊物上發表，我的答辯也不必在這裏加以重述了。
我從來不以比較文學家自居，主要因為自己外國語言懂得太少，不讀文學原文，何從比較？但也可以說，近二十年來，不論讀什麼書，想什麼問題，我一直在從事中西文化之比較。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文化比起西方文化來，如此黯淡無光，若僅憑形式、文字、意象種種文學因素去比較中西文學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時至今日，我這句話當然不太中聽——一方麵，我們愛麵子；另一方麵，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事中西文學比較的學者如此之多，他們總要想盡方法把中國文學說得有趣一點、偉大一點，這樣才對得起自己，否則時間放進去，從事一項不太有多大意義的研究，真有些太冤枉了。
西洋學者且不去說他，目今的華裔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不管人在台、港、大陸，或者異國，真正關心傳統文化優劣問題的，可說少之又少。大家認為舊文化、舊文學，給當年新文化健將批得夠凶了。不管優劣，我們現成有這大筆文學遺產，就應該為之驕傲。我們接觸到的新的文學理論、批評方法，又如此之多，借用這些理論、方法來處理這筆遺產，還怕人手不夠，管他什麼文化、文學的優劣問題？但我總覺得這是個最基本的問題：那些並未進入個人境界的詩詞、庸俗粗劣的小說戲曲，如有學者借用西法硬把它們說成有趣、生動，甚至偉大，我總覺得他在自欺欺人，缺乏批評家應忠實於自己閱讀反應的那種最起碼的真誠。學界情形如此，我沒有辦法，近年來一直在唱反調，堅持胡適、魯迅、周作人他們比絕大多數當代學者、評家更有勇氣、骨氣，對我國舊文化、舊文學的了解也更為透徹。
若愚兄兩次同我筆戰，表示他自己對傳統文化、古典文學很滿意。東夏西劉，兩人剛出國留學時文學背景極相像；到了晚年，在有些文學問題上，兩人的思路簡直可說是南轅北轍了。我現在對兩千多年來維護君主專政的舊思想傳統抱有深度的反感。上文早已說過，若愚兄一心治文學，思想比較保守，很可能沒有工夫去想大問題，同舊文化的傳統也沒有脫過節。果然到了八十年代，若愚兄認真地在練字，也在認真地習寫舊體詩詞了。一九八二年他飛返大陸省親，重訪北京故居，初遊西安、江南，感觸甚多。返美後，寫了八首《壬戌詩草》，並附序，親筆行書謄清，再把影印本分贈友好。周策縱、楊聯陞這幾位從小寫詩的國學前輩，看到這份《壬戌詩草》，可能並不覺得太好。若愚人再聰明，中年習寫七律、絕句，功力總要差一點，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劉兄長年教詩，旅遊歸來，深覺得自己不寫幾首《返國即事》、《登慈恩寺大雁塔》這類的詩，有愧於心。詩當然要寫在宣紙上，因此書法也非加以苦練不可。古代文人的玩意兒離不開文房四寶，再加上印泥、圖章。即對長年居住美國的文學教授而言，它們的誘惑力還是很大的。
十
悼文末了，不妨把若愚兄的家世，也略加交代。他早對我說過，母親晏氏，乃北宋詞家二晏之後，父親是誰，卻沒有提到過。我初讀《語際的批評家》自敘章，才知道其父乃通曉英文的舊式讀書人，年輕時曾用文言文譯過幾個短篇和一本偵探小說，乃去信一問究竟。若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複信上說，父親字幼新，即以此名投稿舊派文人雜誌《禮拜六》周刊。所譯偵探小說，中文題名《俠女鋤奸記》。若愚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可能藏有一冊，但他自己卻未去調查該書原名及其作者姓名。若愚係幼子，同其姐姐若端極親。她長年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工作，想是大陸有名的科學家。若端曾來史丹福，在弟弟家住過一陣。若愚逝世前後，她也特地飛來，照料後事。
餘國藩那首《滿江紅》，一開頭就說：“天妒英才。天可是，無情冷酷。”此兩句給我感觸甚多。你盡可說，若愚煙酒損身，咎由自取，與天公無關。但愛女年紀輕輕，即患上白血絕症，不能不說是老天的“無情冷酷”。我的女兒自珍一九七二年正月生下來就是低能，做父母的為她辛苦，有好多年我簡直休想再靜下心來用英文著作。美文得不治之症，我很能想像晚年若愚兄內心的痛苦，但他照舊勤奮著作，毅力之強令我吃驚。三年多來，自珍已交托紐約州蘭一個低能兒童訓練中心教育，我雖然不太放心，自己讀書、研究的時間比早幾年充裕得多了。但自己年紀也大了，對美國學術界的“功名”也早已看穿了，六十六歲的人身體最重要，今後能多寫幾部著作，也就不去勉強自己了。若愚兄如此努力，竟未活到六十歲。先兄濟安一九五七年再度抵美後，也勤於著作，卻比若愚更少活了十歲。老天對那些身無旁騖的純學者，有時真是“無情冷酷”的。
本文主要追敘我同劉兄交往的經過，也寫下了我對他個性和為人的了解。文章開頭，我也對五年前過世的許芥昱兄表示懷念。劉若愚生前撰寫了七本英文著作，此外未結集的論文、書評尚有很多。有興趣的讀者可到圖書館借閱其專著；《中國詩學》、《中國文學理論》兩書現成有中譯本，閱讀更方便。本文主要寫劉若愚這個人——繪像求真，因之未把其為人加以百分之百的讚揚，有些不合寫悼文的體例，希望讀者不會感到詫異。同行友好都知道劉若愚脾氣大，難以相處，假如我在悼文裏一味恭維他，反而看得出我在作假，而對劉兄沒有多少真感情了。本文一再提及我對其治學精神之敬佩，悼文裏既不便多寫學術討論，但望將來另有機會寫篇論文，專評故友著作而借以肯定其治學之光輝成就。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完稿
原載一九八七年六月《香港文學》第三十期
“注釋1”本文所錄劉著中文譯名，皆采自附於《讀夏誌清〈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有感》原稿的一節作者自我介紹。《知識分子》（一卷四期）刊登了劉教授投書，但未載其簡介。本文正文隻提到了劉氏四種著作，餘三種為：《李商隱詩》（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一九六九）、《北宋大家詞》（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一九七四）、《中國文藝精華》（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一九七九）。
“注釋2”我在滬江的那四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無人教授法文，大家隻好選修德文。大三那年，我同心滄一起讀德文，原想大四再修一年，不料校方查出我副修曆史、哲學，不合格，一定要副修一門非屬文科的科目，才能畢業。沒有辦法，隻好在大四那年選修“會計”、“銀行”這兩門課，加上我在大二那年已修了“經濟學”，副修商科的學分足夠了。但德文荒了一年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