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平民教育，可以上溯到民國初年的通俗教育；而平民教育運動的興起，則始於五四運動。當時全國學聯曾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專門發布《實施平民教育案》，提出以“養成大多數平民的覺悟與能力”的“平民教育”為“救國之根本”。在此之前即已開始活動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演講團”則產生了很大影響，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三十年代，平民教育運動形成高潮，並有了更為自覺的理論倡導與組織化的行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和定縣實驗。在《平民教育概論》等文裏，晏陽初明確提出，“凡一般已過學齡時期，而不識字或已識字而缺乏常識的青年和成人，不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都有領受平民教育的必要”，並規定平民教育的立足點，是認定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都“自人而生”，因此也必須從“人”，特別是民眾的身上，去求“根本的解決”。因此，“平民教育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一個有“知識力”、“生產力”和“公德心”的“整個的人”，全麵發展的人。為此，就必須進行“文字教育”、“生計教育”和“公民教育”，以立“民智”、“民生”與“民德”。在他所主導的定縣實驗裏，則具體為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在抗戰時期，晏陽初和他的同事將定縣經驗推廣到重慶北碚等地，繼續推動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運動。到五十年代以後，晏陽初又以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其在中國國內的經驗，平民教育也因此成為一個國際性的運動。
今天，我們來重溫這段平民教育的曆史，除了會因為曆史的曲折而生出許多感慨外，也會有一種特別的親切之感。因為當下的中國，再一次突顯了平民教育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在我們所麵臨的眾多危機中，最根本的，並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無疑是教育危機和人的精神危機。我們不禁要想起晏陽初當初發出的警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練兵，不是辦學，不是開礦，也不是再革命，我們全國上下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有新心而後有新人，有新人而後有新社會，有新社會而後有新國家”。這都是切中時弊之言。這樣著眼於國家和民族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是當下中國所急需的。
今天強調平民教育，還有著更為深刻的時代發展背景。這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平民社會出現了兩個新的群體或階層。首先是越來越為社會所矚目的農民工，而且今天的農民工已經逐漸完成了由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據共青團北京市委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全市十六至三十五歲的新生代農民工約二百二十萬人，占全市十六至三十五歲青少年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據清華大學一個課題組的調查，他們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十點七年，基本是受過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許多人都有高中、中專、技校及大專、自考本科的學曆，其中大學生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五。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和國企下崗工人、國企轉製工人（據說有五千萬人），一起被社會學家稱之為“新工人”。這樣的新工人階層，自然會提出自己的要求。據前引共青團北京團委的調查，除要求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外，他們特別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百分之四十五的被訪者表示社會及單位提供的文化活動不能滿足需要，讀書看報、社交活動、情感溝通、婚戀交友等精神交流成為迫切願望。調查還顯示，北京新生代農民工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會上網，平均每天上網三點六小時。這就意味著，他們正渴望著有一個更廣大的世界，獲取更廣泛的信息，他們具有在城市裏落地生根，獲得有尊嚴的人的生活的緊迫感，他們對世界也有著自己的看法，一旦他們開始說話，任何人都不能忽視。現在的問題是社會是否尊重、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並且幫助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而且認真傾聽他們的聲音。
同樣需要關注的，還有留守在農村的群體。絕不能認為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村與農民就會消失。有研究者指出，即使今後每年轉化為市民的農民有一千五百萬人，再過三十年，農村（含鄉鎮）居民，還有五億多人。我們所要走的是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並舉的道路，培育鄉村建設人才，滿足留守農村和這些年陸續回鄉求發展的青年群體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社會教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