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人和自然的關係，還會引發新的倫理問題。這些年圍繞動物保護引發的爭論、衝突，提出了動物倫理的問題，還引發了我們今天討論的“簡單生活”的倡導。這對我們的倫理觀、生活方式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由此展開的是一係列的形而上的宇宙觀、天命觀的哲學討論。人和自然關係的背後，還有“天、地、人”的關係，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這些年被廣泛關注，當然不是偶然的。
以上是“天災”引發的討論，還有“人禍”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第二層麵的討論。所謂“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背後，是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二〇〇八年的演講裏，我談到“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以後，又談到了“人與人關係的緊張”：“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利益的國家、民族、個體，都處在同一個地球村裏，來往越來越密切。所有國內的問題，都變成國際問題，反過來也一樣。這樣的密切接觸、聯係，固然使人的生命越來越相互依存，產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時也必然是摩擦不斷，衝突不斷，既相互批判、質疑、衝突，又相互支持、共處。這將是國內各利益群體，國際各國家、民族關係的常態。”這些年，內地人與香港人、台灣人，與世界各國聯係密切了，衝突也大大增加了。香港與內地人零距離的接觸所產生的衝突，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樣的衝突是很傷感情的，甚至會產生分離的危險。最近我寫了一篇關於台灣的文章，談到隨著大陸和台灣貿易、人員交往的密切、零距離接觸，也會產生類似香港的問題，這將是大陸與台灣統一的主要障礙。中國國際衝突的加劇，不僅存在於國家、政府之間，更存在於國民之間，彼此不習慣，不適應造成的緊張，也許是更加值得注意與警惕的。而對諸位來說，一方麵可以自由地在世界範圍流動，同時就有一個“如何和世界相處，如何培育自己的‘世界公民’意識”的問題，這都是我們這一代未曾遇到的。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另一個更為根本的方麵。這就是我在觀察二〇一一年的世界所得出的結論。我發現全世界都病了：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病了；日本發生大地震，核泄露，病了；北非發生了顏色革命，病了；北歐（瑞典）發生爆炸事件，病了，等等。這就意味著：現行所有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發展模式（美國模式、北歐模式、日本模式等）都出現了問題，出現了危機。這是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根本原因。由此也提出了一係列的問題。
首先是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神話的破產。我曾經說過，二十世紀，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時代，有兩大神話：資本主義的西方神話與社會主義的東方神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誰戰勝誰，曾經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主題。毛澤東就預言：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將是社會主義徹底戰勝資本主義的時代。毛澤東的召喚曾鼓舞我們這一代人，為之付出了一切，最後的結局不言而喻。在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蘇聯、東歐發生劇變，這時候就有人出來宣布“曆史的終結”，似乎世界從此進入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化、美國道路模式獨占一切的時代。但現在全球經濟危機，又打破了美國神話。盡管現在中國又有些人在鼓吹“中國模式引領全球”，但那是很難被真正麵對中國現實的人們所認同的。
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將任何一種社會製度，任何一種發展模式絕對化、理想化，都是一種遮蔽與欺騙。這就會使我們在尋找發展道路時，產生新的困惑。過去中國左、右兩派爭論的時候，他們都不滿意於現狀，各自開出了藥方：右派主張“走英、美的路”，左派或主張走北歐的路，或說“中國道路最好”。現在都有了問題。在美國發生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揭示了美國社會存在的貧富差距造成的矛盾，在北歐福利社會主義導致的巨大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以後，再照搬美國模式、北歐模式，就多少有了點困難。當然，也還有知識分子堅持所謂“大壞與小壞”的道理，仍然走自己選定的道路，這自然是他們的自由。但對許多人來說，在危機麵前，那樣的美國道路、北歐道路的說服力、吸引力，顯然減少了許多。至於“中國模式引領世界”之說，盡管可以起到振奮人心、滿足人們民族主義的虛榮心、想象力的作用，但真正回到現實中，恐怕很難令人真正信服。
如果說我們那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西方與東方兩種文明大博弈、大衝突的時代，博弈的結果是各種製度、文明的弊端的徹底暴露，各自出現了危機，形成全球性危機；那麼，未來三五十年，將是一個對現行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也就是人類發展至今的各種文明形態（美國文明、歐洲文明、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進行全麵反省、反思的時代。
問題是：如何進行反省與反思？
要防止兩種傾向，即所謂“文明崩潰”論和“文明崛起”論。絕不能輕而易舉地宣布：某種文明崩潰了，某種文明崛起了。這是新的欺騙。我們中國人既要拒絕“中國崩潰”論，又要警惕“中國崛起”論。我們一定要承認並正視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我們前麵說到的，所有現有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都已經出現了危機，盲目固守某種製度、模式、文明，都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麵，我們又必須看到，危機並非末路。現存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不僅曾為世界各族人民造福，延續到今天，並且繼續維持著今天的世界，甚至還存在某種發展空間。這都說明，現存的所有製度、模式、文明，盡管出現危機，但也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包含著某些人類文明積澱的成果，具有相對的普適意義的因素，它們都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一個基礎與前提。弊病與價值並存，危機與轉機並存，可能是更符合各種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更真實的。這樣，在未來的世界發展中，就有可能出現三種狀況。一方麵，仍然延續上一個時代的各種製度、模式和文明形態的衝突，在特定的條件下，在特定時期，還會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但更為突出的將是兩種傾向：一是各種製度、模式、文明形態內部的危機與衝突，由此引發的是內部的改革與調整。二是由於共處於全球化時代，各國內部的衝突、變革與調整，又是相互影響的；而這樣的內部改革與調整，又必然是相互吸取的。也就是說，改革與調整的結果，不是選擇一個，拋棄一個，一個戰勝一個，一個消滅一個，而是相互交融，是對現有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綜合和超越。
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如果說我們那一代，麵臨的是一個文明衝突的時代；那麼，諸位所處的未來三五十年，將是一個由文明危機引發的改革、調整、最後達到文明交融的時代。如果說，我們那一代人主要是要處理民族危機的問題，而你們這一代要承擔的不僅是民族危機，更有世界危機，而且兩者是糾結在一起的。諸位的曆史任務，就是要對世界現有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進行全麵反省，並尋找、創造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可能性，變危機為轉機。你們的時代，既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更是一個呼喚新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的時代。在我看來，這個時代，是需要創造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的烏托邦想象的。
從另一麵說，這就意味著，對我們既定的認識世界的觀念、方法的全麵挑戰。我越來越感覺到，簡單地站在某一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知識立場上，已經很難對當今世界發生的許多事情，作出準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解釋。舉一個例子，對二〇一一年發生的幾個世界性事件，中國左、右派知識分子都作出了各自不同針鋒相對的判斷。比如對北非的顏色革命，包括埃及革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判斷為世界又一次民主浪潮；對美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左派知識分子紛紛發出歡呼，認為是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鍾。結果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意外：埃及穆巴拉克獨裁政權垮了，但沒有進入民主的新時代，而陷入了無休止的內亂之中；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左派想象的那樣迅速走向崩潰。當然，仍然還會有左、右派的知識分子堅持他們的理論的“正確性”，但任何有現實感，而不是沉湎於理論幻覺的知識者，都會承認我們今天和今後所麵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與變革，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固守於原有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了的現實強納入我們已有或固有的理論框架內，而應該正視現實，從新的現實出發，進行新的研究和理論創造。要永遠記住，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論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