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青年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2 / 3)

最後,人和自然的關係,還會引發新的倫理問題。這些年圍繞動物保護引發的爭論、衝突,提出了動物倫理的問題,還引發了我們今天討論的“簡單生活”的倡導。這對我們的倫理觀、生活方式的影響,都是極為深遠的。由此展開的是一係列的形而上的宇宙觀、天命觀的哲學討論。人和自然關係的背後,還有“天、地、人”的關係,中國“天人合一”的傳統觀念,這些年被廣泛關注,當然不是偶然的。

以上是“天災”引發的討論,還有“人禍”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第二層麵的討論。所謂“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背後,是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二〇〇八年的演講裏,我談到“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以後,又談到了“人與人關係的緊張”:“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利益的國家、民族、個體,都處在同一個地球村裏,來往越來越密切。所有國內的問題,都變成國際問題,反過來也一樣。這樣的密切接觸、聯係,固然使人的生命越來越相互依存,產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時也必然是摩擦不斷,衝突不斷,既相互批判、質疑、衝突,又相互支持、共處。這將是國內各利益群體,國際各國家、民族關係的常態。”這些年,內地人與香港人、台灣人,與世界各國聯係密切了,衝突也大大增加了。香港與內地人零距離的接觸所產生的衝突,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樣的衝突是很傷感情的,甚至會產生分離的危險。最近我寫了一篇關於台灣的文章,談到隨著大陸和台灣貿易、人員交往的密切、零距離接觸,也會產生類似香港的問題,這將是大陸與台灣統一的主要障礙。中國國際衝突的加劇,不僅存在於國家、政府之間,更存在於國民之間,彼此不習慣,不適應造成的緊張,也許是更加值得注意與警惕的。而對諸位來說,一方麵可以自由地在世界範圍流動,同時就有一個“如何和世界相處,如何培育自己的‘世界公民’意識”的問題,這都是我們這一代未曾遇到的。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另一個更為根本的方麵。這就是我在觀察二〇一一年的世界所得出的結論。我發現全世界都病了: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病了;日本發生大地震,核泄露,病了;北非發生了顏色革命,病了;北歐(瑞典)發生爆炸事件,病了,等等。這就意味著:現行所有的社會製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和發展模式(美國模式、北歐模式、日本模式等)都出現了問題,出現了危機。這是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根本原因。由此也提出了一係列的問題。

首先是社會製度、發展模式神話的破產。我曾經說過,二十世紀,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時代,有兩大神話:資本主義的西方神話與社會主義的東方神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誰戰勝誰,曾經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主題。毛澤東就預言:未來五十年到一百年,將是社會主義徹底戰勝資本主義的時代。毛澤東的召喚曾鼓舞我們這一代人,為之付出了一切,最後的結局不言而喻。在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社會主義陣營瓦解,蘇聯、東歐發生劇變,這時候就有人出來宣布“曆史的終結”,似乎世界從此進入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化、美國道路模式獨占一切的時代。但現在全球經濟危機,又打破了美國神話。盡管現在中國又有些人在鼓吹“中國模式引領全球”,但那是很難被真正麵對中國現實的人們所認同的。

我們必須正視這樣的現實:將任何一種社會製度,任何一種發展模式絕對化、理想化,都是一種遮蔽與欺騙。這就會使我們在尋找發展道路時,產生新的困惑。過去中國左、右兩派爭論的時候,他們都不滿意於現狀,各自開出了藥方:右派主張“走英、美的路”,左派或主張走北歐的路,或說“中國道路最好”。現在都有了問題。在美國發生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揭示了美國社會存在的貧富差距造成的矛盾,在北歐福利社會主義導致的巨大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以後,再照搬美國模式、北歐模式,就多少有了點困難。當然,也還有知識分子堅持所謂“大壞與小壞”的道理,仍然走自己選定的道路,這自然是他們的自由。但對許多人來說,在危機麵前,那樣的美國道路、北歐道路的說服力、吸引力,顯然減少了許多。至於“中國模式引領世界”之說,盡管可以起到振奮人心、滿足人們民族主義的虛榮心、想象力的作用,但真正回到現實中,恐怕很難令人真正信服。

如果說我們那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製度,西方與東方兩種文明大博弈、大衝突的時代,博弈的結果是各種製度、文明的弊端的徹底暴露,各自出現了危機,形成全球性危機;那麼,未來三五十年,將是一個對現行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也就是人類發展至今的各種文明形態(美國文明、歐洲文明、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等等)進行全麵反省、反思的時代。

問題是:如何進行反省與反思?

要防止兩種傾向,即所謂“文明崩潰”論和“文明崛起”論。絕不能輕而易舉地宣布:某種文明崩潰了,某種文明崛起了。這是新的欺騙。我們中國人既要拒絕“中國崩潰”論,又要警惕“中國崛起”論。我們一定要承認並正視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我們前麵說到的,所有現有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都已經出現了危機,盲目固守某種製度、模式、文明,都是有問題的。另一方麵,我們又必須看到,危機並非末路。現存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不僅曾為世界各族人民造福,延續到今天,並且繼續維持著今天的世界,甚至還存在某種發展空間。這都說明,現存的所有製度、模式、文明,盡管出現危機,但也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包含著某些人類文明積澱的成果,具有相對的普適意義的因素,它們都應該成為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一個基礎與前提。弊病與價值並存,危機與轉機並存,可能是更符合各種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更真實的。這樣,在未來的世界發展中,就有可能出現三種狀況。一方麵,仍然延續上一個時代的各種製度、模式和文明形態的衝突,在特定的條件下,在特定時期,還會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但更為突出的將是兩種傾向:一是各種製度、模式、文明形態內部的危機與衝突,由此引發的是內部的改革與調整。二是由於共處於全球化時代,各國內部的衝突、變革與調整,又是相互影響的;而這樣的內部改革與調整,又必然是相互吸取的。也就是說,改革與調整的結果,不是選擇一個,拋棄一個,一個戰勝一個,一個消滅一個,而是相互交融,是對現有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的綜合和超越。

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如果說我們那一代,麵臨的是一個文明衝突的時代;那麼,諸位所處的未來三五十年,將是一個由文明危機引發的改革、調整、最後達到文明交融的時代。如果說,我們那一代人主要是要處理民族危機的問題,而你們這一代要承擔的不僅是民族危機,更有世界危機,而且兩者是糾結在一起的。諸位的曆史任務,就是要對世界現有的社會製度、發展模式、文明形態進行全麵反省,並尋找、創造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可能性,變危機為轉機。你們的時代,既是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更是一個呼喚新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的時代。在我看來,這個時代,是需要創造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的烏托邦想象的。

從另一麵說,這就意味著,對我們既定的認識世界的觀念、方法的全麵挑戰。我越來越感覺到,簡單地站在某一價值觀念、思維模式、知識立場上,已經很難對當今世界發生的許多事情,作出準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解釋。舉一個例子,對二〇一一年發生的幾個世界性事件,中國左、右派知識分子都作出了各自不同針鋒相對的判斷。比如對北非的顏色革命,包括埃及革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判斷為世界又一次民主浪潮;對美國“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左派知識分子紛紛發出歡呼,認為是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鍾。結果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意外:埃及穆巴拉克獨裁政權垮了,但沒有進入民主的新時代,而陷入了無休止的內亂之中;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左派想象的那樣迅速走向崩潰。當然,仍然還會有左、右派的知識分子堅持他們的理論的“正確性”,但任何有現實感,而不是沉湎於理論幻覺的知識者,都會承認我們今天和今後所麵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現實,新的社會問題,危機與變革,我們就不能簡單地固守於原有的價值立場、知識觀念,以不變應萬變,將變化了的現實強納入我們已有或固有的理論框架內,而應該正視現實,從新的現實出發,進行新的研究和理論創造。要永遠記住,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論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