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今天，就專門和諸位談談“大問題”。
前幾天，我看了電影《小時代》，突然發現，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小時代”裏，我這樣“想大問題”，就有點不合時宜。小時代，小人物，小享受，小苦惱，還有點小孤獨：這大概就是當今許多人，包括不少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這使我想起了魯迅當年對一些作家的批評，說他們“把個人小悲歡看作是整個世界”，因而陷入“顧影自憐”之中，我還想補充一個“顧影自戀”。我還發現，在當今社會，即使有人有社會責任感，介入現實，也是緊貼具體矛盾和問題，不能自拔。這兩種情況，都引起了我的不安。更準確地說，都是我所不能適應的。關於前者，我們這一代已經習慣於“大問題”的思考，有一種幾乎本能的時代關懷、社會關懷、政治情結、曆史承擔意識，老是想參與社會的變革，曆史的創造。我們在年輕時候，因此有極大的生命投入，但也因此被利用，上過當。於是對過於強烈的直接參與，又有一種反思。過於貼近現實，就會陷入無止境的焦慮感、無力感，很可能被現實所吞沒。因此，又想和現實拉開一點距離，想一些更大的超越性的問題，一些關於人性、人的存在、人類發展的形而上的問題。既從自己生活的時代出發，更要有一點距離，想更大、更根本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才是知識分子的職責所在。
今天要和諸位交流的，是我正在想的，也是和年輕朋友直接相關的一個問題。
我今年七十四歲了，而在座的諸位的年齡在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上下，也就是說，你們距離我的年齡，還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的時間。我想問的是：未來三四五十年間，也就是你們人生的主要階段，你們將麵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將麵對時代所提出的什麼問題？為此，應該做什麼樣的準備？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最初想到這個問題，是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以後。當時，我也是給誌願者朋友做演講，我講了這樣一番話——
二〇〇八年，真是一個多事之年！先是冰雹之災，又是火車相撞，手足口病疫流行，西藏騷亂，火炬傳遞中的衝突，最後是汶川地震……
不能認為這是一個偶然；相反，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常態。也就是說，我們從現在起，應該有一個新的覺醒，要在思想上做好準備：中國，以至世界，將進入一個災難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多災多難的時代。
從這一刻起，世界變了，你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變了。這個災難不斷、騷亂不斷、突發事件不斷的世界，需要你們直接去麵對，直接去參與，直接去承擔了。在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你們已經接班了。（參看《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思考》，收入《致青年朋友》）
從二〇〇八年到今天，又過去了五年。對當年我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有了更深切的體會，似乎可以展開來討論了。
當年我所說的“災難不斷、騷亂不斷、衝突不斷、突發事件不斷”，其實是有兩個層麵的。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未來三十年到五十年，以至更長時間，將麵臨什麼樣的時代問題”，也有兩個層麵，兩個方麵。
第一個層麵：所謂“自然災害不斷”，背後是一個“人和自然關係”的問題，也就是二〇〇八年我所說的“人和自然關係的大緊張”。這實際上也是這五年來愈演愈烈的問題。就拿當下的二〇一三年來說，從年初的霧霾，到眼下甚至是此刻，霧霾又重來，空氣汙染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最大威脅了。可以預測，這樣的威脅、緊張，要長期延續下去；可以斷言，未來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諸位生活的年代，人和自然的關係，將成為人類第一大問題。
這個問題，在我們和我們以後幾代人都未曾遇到過。當年，我們把大自然看作是利用、征服的對象，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以人為主體，並且是可以由人來掌控的。於是，在“工業化、現代化”的目標與口號下，我們不斷地向地球開戰，破壞大自然。現在，就遭到了大自然的反抗和報複。連細菌都在反抗，人類原來製造了大量的抗生素，現在細菌就用變異來反抗，反過來造成我們今天在瘟疫麵前束手無策。現在，我們再設計、規劃、決定人類問題時，就不能不考慮大自然的存在、反應和作用。人類中心論從此被打破，人與自然起碼要處於平等的地位。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時，作家王安憶做了一個很深刻的概括：“我們將和自然永遠處於較量、協調，再較量，再協調的關係中。”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概括：“人和大自然之間的不斷較量與協調”將成為未來三十年、五十年，以至更長時間的時代主要內容、時代主題詞。
由此提出的，是許多我們從未想過的問題；我們既定的觀念、思維方式，生活、行動方式……都會遇到巨大挑戰。這個問題，實在太大，涉及方麵太廣，太複雜，我還沒有想清楚。隻能就想到的，略談幾點。
首先是發展模式。我們講大自然的報複，其實就是對工業化、現代化的報複。“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無止境地索取”，正是單一的工業化的特征，自然資源、環境的破壞，就成為其必然後果。這是一個全球的問題。隻不過西方可以將工業化的負麵效應轉嫁到殖民地、東方落後國家，而中國這樣的東方後發國家，轉嫁的機會就會大大減少，就隻能自己承擔。
當然，在國內，也有另一種形式的轉嫁，即東部先進地區向西部落後地區轉嫁，將其變成“內殖民地”。這樣一條“工業化即現代化”的發展模式，背後是有一個公認的理念的，即發展道路與模式上的進化論：斷言“遊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是一個曆史進化過程。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農村文明與城市文明是二元對立的，有落後與先進的絕對的質的區別，必須全麵否定前者，後者全麵取而代之。對這樣的幾乎是天經地義、無可懷疑的發展道路上的進化論，在重新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今天，恰恰是應該進行反思、質疑的。農業文明、農村文明保有的人與自然關係的相對平衡與和諧，盡管是建立在低生產力水平上，但其精神內核卻自有它的合理性。民間有一種說法，叫“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長期的曆史實踐中，中國每一個地方的老百姓，都找到了一種適合於在自己本鄉本土生存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在人和環境的經濟、社會和精神的曆史聯係中所產生的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知識和文化，是不可以簡單地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邏輯任意摧毀的。問題是這樣的摧毀仍然在繼續發生，也就是說，反思單一工業化發展模式，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首先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在東部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過程以後，中國的西部正在快速發展工業化。據我的觀察，這樣的工業化，正在走當年西方、中國東部地區走過的“先破壞，後彌補”的發展道路，這樣的生態平衡、環境破壞導致的人和自然關係的緊張，還會持續下去：這是令人憂慮的。
其次，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必然引起人與人關係的變化。過去我們習慣於將人分為階級和階層；現在，突然發現：在“人和自然”這一組關係裏，“人”具有某種共同性。也就是說，隻要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空間——例如北京——的人，都要麵臨同樣的大自然的報複，無論富人、窮人，官員、百姓，都要同樣受到霧霾天氣的影響。當然，也有人會分析，同樣麵對霧霾，富人、窮人之間，官、民之間，受到的損失，應對的手段等都會不同。這樣的階級、階層的差別當然存在；但不能否認人在霧霾天氣威脅下，利益的某些共同性，因此，就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由環境問題引發的不滿和反抗，幾乎會遍及全城居民，具有全民性。這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因素。在此之前，所有的社會矛盾引發的社會騷亂，都是局部的。包括拆遷、某些社會不公引發的衝突，都隻涉及社會群體的某些部分，而不是全民的。這樣的環境問題引發的全民不滿和反抗，就會引發新的政治問題，甚至形成政治運動的新的組織方式。西方已經出現了以解決環保問題相召喚的“綠黨”，並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政治。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