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兩宋三百多年，儉修衙署、少修衙署，逐漸形成為仕宦者的普遍觀念。我們看宋人撰寫的重修衙署一類文字，大多要強調原先怎樣破敗，以及重修工程毫不騷擾民眾雲雲，一種惟恐被人指責的心態，很自然地流露出來。
明朝定製，天下衙門統一模式，卻有很多衙署無力達標
明代的衙署修建，大抵有以下幾個“看點”可述。
其一，各級衙署的基本結構、建築規模和修繕標準，都須恪守建國初期以詔令形式頒布的“規式”，也有稱“法式”或“製度”的。這些規式，隨後又為清朝所沿用。今山西、河南、江西等地，都有一些明清州縣衙署建築的遺存，有的還開辟為特色旅遊的景點。都去參觀一遍，馬上能感覺到天下衙門一個樣。
其二，“規式”有限定，達標無要求。就好比現在有個處級單位可買寶馬車的規定，但並不要求你非得坐寶馬，經濟能力不夠，可以先將就坐桑車嘛。事實上，明代的地方政府，特別是州縣級衙署，大多是在毀於戰火的元朝舊治上重建的，始創時都因陋就簡，往往要經過上百年時間內多次增修擴建，才能達到規製。《嘉靖江陰縣誌》卷一介紹縣署建設的經過：洪武元年（1368年）始建，宣德五年（1430年）增建一次，到弘治八年（1495年）再加繕葺，這才可稱“製度大備”。更有因經濟能力限製而始終未能達到規製的，如曆任上元、宛平知縣的沈榜曾抱怨說：南京的上元和北京的宛平是同一個級別的京畿首縣。上元的衙署俱照國初所定規製建造，“基度崇廣，木石攻堅”。宛平呢，自永樂遷都北京到萬曆壬辰（1592年），近二百年時間了，其公署規製遠不能同天下第一縣的地位相稱：占地麵積太小，大堂之後不過數尺就是知縣辦公室。後廨（即知縣及家屬住房）僅一套，曲直不齊，且與民房比鄰。其他如糧馬縣丞、軍匠縣丞、管屯主簿及典史等幾個官佐的官邸，都與市民聯牆，聲音可通。吏員宿舍無專用地皮，就在各官邸之間見縫插針，所以大部分吏員都借居民房。“顧不知創自何時，何所遷就，而因陋就簡、粗備如此也！”不僅是奠基時因陋就簡，往後也一直缺乏改善達標的條件。沈榜自述，他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七月來宛平接印時，庫存僅五十二兩銀子，而等著支付的各項款子即達四千多兩。看來，財政窘迫應是沈榜及其前任們安於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無論財政支出預算或基本建設立項，衙署修建都被列為“不急之務”，甚至連中央政府的辦公機構也受同樣對待。比如，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朝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但五府六部及其他寺監等中央部院的辦公樓，沒有新蓋過一間，“皆因舊官舍為之，散處無序”。其中掌管外交和朝貢事務的禮部，及其隸屬機構會同館（國賓館），因為有個大明朝的體麵問題，實在感覺尷尬，這才於宣德五年至六年（1430～1431年）率先建成禮部和會同館。其餘吏、戶、兵、刑、工各部，五軍都督府，以及都察院、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太常寺、通政司、錦衣衛、大理寺等，都要到正統七年（1442年）以後，才開始陸續興建。
上個世紀40年代，單士元和王璧文先生曾遍采《明實錄》、《明典彙》、《明會典》等史料，編成一部內容豐富翔實、厚達25個印張的《明代建築大事年表》。該年表將衙署、倉庫、監獄、企業、學校、養濟院等財政撥款單位合為一編。筆者無意中發現政府對學校建設的重視遠遠重於衙署。比如，首尾三十一年之洪武期間，府州衛縣的學校新蓋或重建了674所，同一時期的地方衙署工程隻有26個。再如永樂期間，府州衛縣的學校蓋了97所，地方衙署工程隻有5個。宣德正統時期，京朝衙署全麵興建，從中央到地方，總計有55個建衙或修衙項目，但還是比不上同一時期的學校興建或重修項目共159個。走筆至此，自然會聯想到媒體上關於“豪華衙門”與危房校舍的對比報道，真不知說什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