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當官不修衙，為什麼？
讀史劄記
作者：完顏紹元
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九月，剛上任不久的杭州市長（知杭州）蘇東坡，給中央上了一道《乞賜度牒修廨宇狀》，大致內容是：杭州的機關用房，多是五代吳越割據時留下的建築，百餘年來，風雨腐壞，日就頹毀。各級政府因財政拮據，尤諱修造，開銷達十千，就必須請準上級，不得擅支，所以隻能因循支撐，苟延歲月。熙寧時，臣曾來杭州任通判，已見州署屋宇紛紛傾斜，如今又過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這一天，眼看州府樓廡歪倒開豁，都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栗然寒心。再問通判等同僚，各自衙署的情況都是這樣，每遇大風雨便不敢安睡。今年六月，簽書判官廳辦公屋倒塌，壓傷書吏二人。八月，鼓角樓坍毀，壓死值樓匠役全家四口，其中還有孕婦一人。現在各單位的官吏及其家屬，無不擔憂負恐。臣不敢坐視，連日組織檢查，僅大麵積墮壞的危房就有二十七處。估算修換費用，總得四萬餘貫。要是等三五年內全部坍毀再作改建，那就遠非四萬餘貫了。故請求批給杭州二百道度牒（官府發給的僧道出家憑證），自行出售，以充公廨修換費用。如蒙中央調查，所述失實，所請失當，臣甘伏欺罔之罪。
蘇東坡的這道申請是否獲得批準，筆者未作考證，但彼時官府修建衙署之不易，財政之匱乏，以至要靠中央特批度牒變賣才能解決一次大修費用，恐怕是現代人難以設想的。
北宋開始，擅修廨舍要受處分
從頭追溯，古代的衙署修建製度，有一個演變過程。據史料記載，兩晉六朝、隋唐官府多有修建衙署的自主權。從北宋開始，朝廷對財政管理嚴格，凡州軍常例之外的財務，都需先稟報代表中央財政的轉運司，由轉運司審核上奏，絕無擅自決定的權力。以營造工程為例，據歐陽修《偃虹堤記》介紹：仁宗慶曆時，嶽州欲修偃虹堤，先向轉運司申請並提出方案和預算，轉運司選擇能員下州踏勘，審核方案，曆經三次反複修正，再奏上朝廷，由三司（最高財經機構）審議，“然後曰可”，即下達批複。試想，利國利民的堤堰修建尚且需要經過如此嚴格的審批程序，相比之下，看不出有什麼直接經濟效益的辦公用房、吏員宿舍之類，要想動用財政修建，談何容易？本文篇首所引蘇東坡奏疏中，“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等語，大抵就是這些製度的反映。
《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常可看見地方官員因修衙而受處分的記載。如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杭州知州薛映和上司姚鉉嘔氣，薛映向禦史台檢舉姚鉉數事，其中一條就是“擅增修廨宇”，經禦史台查實後，姚鉉從轉運使降為連州文學。數年後，中央還發過文件，詔各路監司“無得擅修廨舍”。
有財政控製，有處分先例，不難想見，宋代的地方衙署建築，年久失修者不在少數。而且，宋朝在衙署物業管理上，也有製度。《容齋四筆》卷十二記載，北宋建國初年，太祖趙匡胤就頒過一道詔書，要求所有“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墮壞”，都必須即時“繕修”，“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墮壞，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傳授”。就是說，凡有關官舍物業的損壞和增建，都要記錄在案，作為前任向後任辦理交代的內容。與此同時，該記錄也要“對書於考課之曆”，即列為官員考核的項目，“損壞不全者，殿一選（扣一分）；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加一分）”。
設身處地，一邊是財務上的多方製約，一邊又有移交和考核製度，真有點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強人所難。麵對這道難題，許多當官的都會選擇加一分不如少一事，因為官員都有任期，滿任就要走人，公家的房子帶不走，申請經費之難前已有述，稍微有點規模的修建，少說也得好幾個月才能竣工，這一係列麻煩，同可能會有但未必定有的“損壞不全者殿一選”相比，孰輕孰重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有心辦點實事而又怕被人抓辮子的修衙官員，則需格外當心。蘇東坡曾因範純粹邀約，寫過一篇《滕縣公堂記》，大意是：滕縣的衙署是前朝留下的老建築，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即大宋建國六十餘年後，才由知縣張太素主持，搞了一次大修。其後曆任長官都怕犯錯誤，“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又過了五十多年，有讚善大夫範純粹被貶到滕縣來做縣令，實在看不下去了，再來了一次大修。從辦公用房，到機關宿舍，總共一百一十六間房屋，全都裝修一新。唯獨知縣和家屬生活起居的這一攤“未治”，道是“吾力有所未暇”。說白了，就是先得洗脫修建衙署圖個人享受的嫌疑，以免被人抓小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