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新製，欲修衙署自己掏錢
清承明製，對修衙扼製更嚴。從中央到地方，俱無這項經費可支，誰想修建衙署，一概自己掏錢。具體辦法是：凡衙署一些小滲漏損壞，責令隨時自行粘補。其有實在坍塌過甚者，才許分別緩急，樽節（即盡量從簡從儉）估報，準其借動閑置銀兩興修，再於借款人養廉銀內逐季扣還。其修建費用，道、府不得過一千五百兩，同知不得過八百兩，通判不得過六百兩；州、縣大治不得過一千二百兩，中治不得過一千兩，小治不得過八百兩，佐雜、首領不得過二百兩。其扣還時間，從領銀下季起算，最初是道、府州縣官限於三年內扣清，佐雜首領限於四年內扣清。以後年限有放寬，最長可達八年。
欲修衙署，不僅得自己掏錢，還得確保工程質量，否則還要追究責任並承擔經濟損失，連帶驗收工程者一起受處分、扣工資：“凡官員預借廉俸興修衙署，係舊料移建他處，或全行拆卸，另行建蓋者，於工竣後，保固十年限內，遇有坍塌倒壞，令後任查明前修原案、估計工料，說明上司，委勘切實，著落原辦官照數賠繳，並得委驗出結之員，報部參處，照不行查明給結例，罰俸一年”。
無須繼續引錄和比較，僅以上數條，就足以使“官不修衙”的觀念較之明代更深入人心。請看號稱“清代第一廉吏”的於成龍自述始任廣西羅城知縣的情景：“黎明上任，（縣衙）無大門，無儀門，兩墀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邊隔為賓館，西邊隔為書辦房。中間開一門，入為內宅，茅屋三間，四圍俱無牆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
媒體上曾有河南濮陽大建豪華辦公樓和幹部別墅的報道，並稱資金來源除財政撥款外，還有下屬單位的“支持”。這種籌款之道，倒是古已有之。如《八旗通誌》記載，康熙四十年（1701年），有人給皇帝上奏，說廣西撫、藩兩個衙署的裝修或修建，存在私派問題。康熙讓新任廣西巡撫蕭永藻查明回奏。蕭永藻上疏稱：經調查，巡撫衙署所有鋪陳器具，都是在省會的各單位自願“湊集供應，非出派捐”，現在臣已命令全部退還；至布政司修建衙署，亦都出於“各屬自捐”，惟有一個知州劉正國，被查出“私派民間銀八十兩”的問題，應予議罪。結果，撫、藩兩署的問題不再追究，惟有劉正國被“革職逮問”，做了敷衍輿論的替罪羊。
情理上講，州縣也可以向上司學習，讓“各屬自捐”修衙費用。事實上，古代縣鎮城關的許多公益性工程，諸如鋪路修橋，興建學校，或者蓋座文昌閣，建個風水塔，很多都是由政府倡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搞成的。不過對紳商來講，架橋鋪路後建個涼亭立塊碑刻，可以彰顯善行，垂名後世；建個風水塔什麼的，對自家子弟的科場文運也有好報。惟獨這個衙署，既不是自己住的，而且住在裏麵的人說走就走，並非一直可以巴結依靠，所以都提不起積極性。如此，州縣衙署的修建資金，倘若帶上“捐助”的標簽，百分之百都逃脫不了“科派”兩字。清代《刑案彙覽》上，有好幾個此類案例。有個山東臨朐知縣嚴家正，“因籌備書院經費及修理衙署，輒行科罰縣民沈文泗等銀錢”，案發後以坐贓論處，就地革職。還有一個宛平縣丞徐振，剛上任不久，就以“賀印”為名，要紳商給他送錢，道是“收得銀錢為添補修造衙署之用”。事情捅到上麵，沒人護他，結果被以“官吏非因公務科斂財物入己”的律條定罪，不僅罷官，還“擬杖六十，徒一年半”。
（作者為上海書店出版社編審）
責編/周素麗 美編/於珊
欄目負責人：周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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