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禪
佛法東被，給中華民族增加一份堅強無比的活力。這在民族生活的各方麵皆表現得異常明顯，而於繪畫一途，尤其彰著。佛教未至前，國人在繪事上的成就，本已相當卓越，充分顯示出我民族優異的資質，但究未完全脫盡原始的簡拙氣象。迄至西漢末葉，佛教的理論及其藝術，傳到禹甸，國人始見到一種嶄新的繪畫風格，立刻生起一種驚異的愛好。初時欣賞其作品，繼而模擬其格調，終至創出一種超邁東西的新畫法，在我國繪畫史中開拓出一段輝煌的大時代。
起初，從東漢至六朝這五百年間，是劉虯、生公、傅翕、智者諸師以其超絕的智慧與德行，闡發大乘奧義的時期，也正是顧愷之、張僧繇、陸探微、宗少文等人在畫壇上擅揚的時期。顧君大名卓著，掩盡前人，或謂其畫“雖寫跡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煙霧之上，不可於畫圖間求”。張生則創沒骨筆法，一新世人耳目，影響後世極钜。陸公則變古體而開新法，號稱“包前孕後，古今獨步”。而宗少文則博學多才，遍通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諸法，為後世開拓出一片廣大的畫學領域，並首先把畫理出之於筆，以饗後人。此四人在畫壇的成就，一如生公、智者在佛學上的成就，性質相同，意義相同。這裏有一點，不得不特為提出，即他們四人，都對佛法有相當虔誠的信仰與了解，他們皆喜與高僧交往，並經常為佛寺繪畫以作功德，由此不難想象出佛法對其思想影響的程度與性質，隻不過未足與後世畫家比擬，稱之為“墨戲”、“畫禪”之先河，當無不可。
畫意
迨至隋文帝統一域內，天下晏然，萬機之餘，留心佛法，優禮俊哲，莊嚴寺宇，無不悉心竭力以赴。因此為佛教創建一適合長足進展的良好環境，天台宗學遂得風行全國，如來禪法一時成為國人企聖入道的不二法門。數十年後，唐太宗、高宗父子繼起，成貞觀、永徽之治，盛平景象，更過前朝，智能之士，不以漸進為足。於是黃梅憑茂，禪徒雲集，思人祖師之堂奧，直叩大覺之源頭，一時英才之眾，成就之偉，風靡之廣，佛圖澄後，允為第一。武後時，他們師弟所傳之不立文字，不落言詮，以心印心，直溯覺源之祖師禪法，頓悟法門，廣得國人的尊重與愛好，被視為見性成佛的不二法門，被推為濟人度世的最上乘法。舉國之人，趨之若狂，雖婦人孺子，也不甘落後。於是牛頭、玉泉、曹溪、南嶽，聯炬燭耀，光被南天，佛教至此，可謂已屆全盛之局。
有一事於此應特別一提，即武後因慕五祖高弟神秀禪師之名，遣使禮迎入都，並親率中宗、睿宗，郊迎跪接，封為國師，供養大內。因此朝野士夫，莫不視之如聖如佛，每遇說法，座下恒聚數萬聽眾，時彥士髦，皆以能預其列為榮幸。詩人如杜甫之輩，文士若張說之流，均依其開示，修習定業。後秀公圓寂，塔於北原，送殯之眾，數百千萬，都邑為之頃動，史家歎為希有。
未幾，六祖慧能也滅於嶺南，其入室弟子菏澤神會，飛錫北上，要為天下辯白是非曲直，指摘秀公所傳禪法，非最上乘，佛祖心印，在於曹溪。開元中，在相台與遠法師大事爭辯，三接三勝，四眾稱讚，由是北地始聞曹溪法要。不幸政治勢力忽然從中幹預，菏澤被流係南陽，再徙均部，轉置蜀中，前後二十餘年，喪失自由。然會公誌誓剛烈，不為物屈，雖在看管中，仍說法授徒，作育後進。故正直人士莫不景仰，有負笈相從，不辭千裏者。後安史亂起，肅宗為延攬英俊，收拾人心，始赦之召返洛陽，命彼設壇度僧，收香水錢，以充軍實。亂平，為造菏澤寺以供養之。此時神秀門下，福、寂二師，相繼人滅，天下學禪之士，遂盡歸菏澤，一時有七祖之稱。
這股洶湧澎湃的禪學洪流，衝擊到畫壇，產生了一位劃時代的名家；即首創潑墨山水的王維摩詰。摩詰，太原人，家世信佛，第開元進土，人宦後，公餘輒至僧舍論道，曾曆幹秀、寂、福、會諸師法席，聽取心要，如法修持，後預知時至，安坐而終。因有這般工夫，故其詩章，淡遠空靈，禪機悟境，每流露於字裏行間。又善繪山水，變鉤研之法，始用渲淡，著《山水訣》一篇，以明畫理，其警句有“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之語。曾作《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與常見景物不同。又作花卉，不問四時，以桃杏芙蓉蓮花，同入一幅。論者謂之“意在塵外，怪生筆端”。“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機，此難與俗人論也。”蘇東坡也謂“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細觀其畫，畫中有詩”。我人揣摩其詩中之畫，畫中之詩，非他，禪境耳。摩詰即秉此得之於禪宗的影響，為畫家開一新境界，後世因而尊之為南宗始祖，文人畫的開創者。
王摩詰以其心法傳之於張璨、王墨。躁，吳人，有盛名於時。或問所受，答雲：“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論者謂其畫：“非畫也，真道也。當其有事，已遣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在耳目。”這便是禪家工夫。王墨，不知何許人，或雲名洽，以善潑墨山水，時人故稱之為王墨。作畫每在醺酣之後，即以潑墨，腳蹙手抹，或淡或濃，隨其形狀，為山為石，應手隨意，倏若造化，俯觀不見其墨汙之跡。尤其是他在作畫時，或笑或吟，狀類瘋癲，完全是一派禪僧氣象，其內在的精神活動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