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家引用列寧的話來說明最有意思：
列寧說：“當一個唯心主義者批判另一個唯心主義的唯心主義基礎時，常常是有利於唯物主義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正是這樣，他們之間的互相駁難，雖然沒有涉及對方的要害，但也披露了對方一些唯心主義的本質，這在客觀上有利於唯物主義反對唯心主義的鬥爭。
對這一觀點本文不作評論，但至少說明，科玄論戰不能輕易地說就是“科學的全麵勝利”。
3.科玄論戰能作為一個分水嶺――標誌嗎？
科玄論戰是中西古今文化衝突在哲學領域的集中表現，是近代以來文化論爭中內容專深，影響很大的一場，但似乎還沒有達到超過新文化運動的地步。中國文化由近代向現代轉化的分水嶺大家已公認是新文化運動。我這裏用的是“近代”和“現代”，而沒有用“舊學”與“新學”、“傳統”與“現代”，是因為後麵二者常常為二元對抗思維模式所簡化，以為新文化運動以前是舊學的統治，是傳統的死而不僵，新文化運動後是新學，是現代文化的全麵勝利。曆史遠比這複雜的多，隻能說新文化運動發生了中國文化方方麵麵的、整體的、實質性的變化，“舊學”並未從此絕跡，“新學”也並非全是新的，曆史是割不斷的，傳統是丟不掉的。說科玄論戰開辟了一個“科學的新時代”，也實在誇大了科學，是典型的科學主義的理路。這是李申先生二元對抗思維的特征之一，即站在一個（科學）中心立場，以對思想文化簡單化約的辦法，達到對這個中心的“統一”。他對儒教的研究就是如此。在他看來，中國文化是宗教化的，儒教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一切都是圍繞儒教運轉的（就象行星圍繞太陽轉一樣），佛道是非正統的，儒學是儒教的神學理論體係，中國過去的一切其他學問都統一在儒教周圍，成為儒教的附屬。李申先生把傳統文化“統一”於儒教，那麼，儒教滅亡和後中國文化又“統一”到什麼上呢？李申先生認為，是一個具有“無上尊嚴”，可以作為“最終決疑標準”的偉大名詞――科學。他的“科學”又基本上等同於“西學”，所以結果就成了統一於西學。這是不是走向了“全盤西化”呢？幾十年來，我們就在西學或科學的光輝照耀下生活著，科學是與宗教迷信勢不兩立的，那又怎麼會發生“文革”的“現代迷信”呢？如果把馬列主義也算作“西學”的話，李申先生確實道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自科玄論戰以後的中國竟然生活在“西學、或科學”的統治下而不自知。這裏的“中國”應更明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台灣和回歸以前的港澳就不能這樣說了。
4.李申先生對儒教“籠統、武斷、虛偽、因襲、散失”幾大“基本特點”的概括，如果是純粹針對“體製儒教”而言，那是可以的，但他的“儒教”是包括儒學的，那麼，這些“基本特點”也自然就是儒學的基本特點，實際上他還特別強調說這“也是一切傳統思想的基本特點”，這似乎就太絕對化了。這裏的“一切傳統思想”不用說是指科玄論戰以前的“一切傳統思想”，這包括不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新傳統”呢？包括不包括早期馬克思主義呢？李先生沒有說明，姑且就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的“一切傳統思想”（過去常說的封建社會的思想），那麼還是不好解釋何以這種“籠統、武斷、虛偽、因襲、散失”的“傳統思想”能塑造出漢唐文明，又使封建社會延續達兩千餘年。這是不是一種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呢？
5.科學能否成為中西古今文化衝突“最終的決疑標準”？科學能否裁判中學的價值呢？這是需要認真討論的。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切標準，自然也是檢驗文化的標準。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如果從明末清初西教傳入中國，已有300多年了，至今還不能說有了最終結果。當然，具體到某一個具體的曆史時期，階段性的結論還是有的，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的，特別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了“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觀，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現代文化建設做出的一個結論。但這也不是“最終”的結論，因為它隻是共產黨人的一種看法，而中國20世紀思想文化是像春秋戰國一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在思想文化領域還有許多學人構建了不同的思想文化體係，應該包括海外華人學者（如現代新儒家）的思想探索。即使共產黨人的文化結論也沒有說是“最終”的，因為1949年以後的中國曆史發展並沒有順利地實現這一文化目標。曆史（實踐）又在20世紀80年代導向了新一輪的中西古今文化爭論，結果又以政治運動的形式作了“結論”。現在，黨的基本路線也是與時俱進，努力探求如何能代表先進文化。現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也是強調其“優先”（第一）地位（這是必要的），而沒有作為“最終”標準來判釋一切文化現象。要以西學、科學來裁判中學的價值，卻不自覺地入了“全盤西化”之路，最終也還是把傳統文化置於否定的地位。
6.科玄論戰之後中國的學術是否開始奠基於西學或新學之上呢？我們知道，科玄論戰之後的三四十年代，中國的學術文化進入了構建新學術體係的繁榮階段，許多大家都受到了西方學術理論和研究範式的影響，結合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建立了自己的學術思想體係。但這實實在在是奠基於中國傳統思想之上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化，也可稱為“複興”，所受的影響也不完全是“無上尊嚴”的科學，而是多種多樣的思想文化。在這一時期，馮友蘭先生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新理學思想體係，是“接著”宋明理學講的，是承續了程朱理學的傳統，借用中國古代哲學（以宋明理學為主）的基本範疇，把西方新實在論和邏輯實證主義熔鑄於宋明理學的邏輯框架之中，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中國現代哲學思想體係。此外，賀麟的“新心學”是承接宋明理學陸王來講的；金嶽霖的“新道論”是以中國思想史的最高範疇――道為核心構建了一個本體論的形式係統；還有現代新儒家，它發源於大陸，大成於海外，許多學人前赴後繼，代代相傳，當其他思潮和學派曇花一現之後，他們發展成除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世紀主潮之外在代表人物、思想體係、學派規模、探討問題深度等方麵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領域幾乎沒有再能與之比肩的學術流派。現代新儒家1949年後移置海外，主動擔當起複興儒學的曆史重任，其中又主要是宋明儒學的心性之學，這自然還可以討論，但決不能說是奠基在科學或西學或新學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