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政治宗教，張榮明所說的“傳統政治宗教”，是指上起中華文明和國家產生、下迄中國封建王朝崩潰這一漫長曆史過程的政治宗教形態。並從政治信仰、政治信仰的傳輸機製、權力神聖、禮儀形式四個要素討論了政治宗教的基本結構，並指出政治信仰是核心，是本質，其他幾個方麵是為信仰服務的。在漫長的中國政治曆史中，哲人們早就提出“神道設教”，指出政治宗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是政治安定的要求和前提。中國政治宗教的發展大致經曆了三個曆史階段。第一階段，上古政治宗教，大約相當於夏、商、周三個王國時期；第二階段，中古政治宗教，大約相當於秦漢至清朝滅亡；第三階段，近代政治宗教，大約從辛亥革命開始。這三個階段依次遞進，循序發展，全麵而完整地展現了中國政治宗教發展史的基本曆程。
台灣吳文璋先生在《巫師傳統和儒家的深層結構――以先秦到西漢的儒家為研究對象》一書中從“巫師傳統”的角度來研究儒家的深層結構，把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巫師傳統、周初人文精神的勃興和儒家天人合一的精神用“深層結構”予以分析，以“辯證法”予以綜合。麵對禮壞樂崩的時代挑戰，從先秦到漢代的儒者，殫精竭慮的由遠古的“巫師傳統”發展出一套“深層結構”。這個經過辯證發展的“巫師傳統”所形成的“儒家的深層結構”，內在化於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大儒的生命和學理之中，煥發為強烈的創造力，驅策他們去實踐內聖外王的理想。經過許多儒生們百折不撓的奮鬥，董仲舒使儒家的理想，終於在漢朝得到初步的實現，奠定了儒家在中國的主流地位。
在《論儒家與儒教――從儒家是否為宗教談起》一文中，吳文璋先生通過曆史地反思儒家與宗教的關係，認為儒家是具有“巫師傳統”和“綜合的巫師傳統”所形成的“深層結構”，因此它可以說是宗教，也可以說不是宗教，又可以說是二者的綜合，它具有正、反、合的辯證過程。並通過考察孔子的思想曆程，揭示出孔子所建立的綜合的巫師傳統：由信仰天命的巫師傳統，到周公以德受命的反巫師傳統，再進一步升華進入綜合的巫師傳統，與天地結合為一體，聖人的德性生命與大自然的運行，融合為一，息息相關。上天的神性和聖人的德性相得益彰，而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這就是儒家的宗教性，天、地、人三才鼎立相通，而人文化成。由正、反、合辯證發展而形成的深層結構。因此儒教的外在形式會因時代的挑戰而有不同的響應和調整，但是儒教的“深層結構”是萬變不離其宗，它是包含“天命”、“天德”的形上學，而以倫理道德，平常日用去表現的人文教，內聖外王則是其學說的核心，是為道德的宗教，是既超越又內在的貫通天人的宗教。
胡小偉先生在《康熙談論“儒教非教”》一文中考察了康熙關於“儒教非教”觀點的曆史文獻，指出《中國儒教史》目錄上僅有“儒教與天主教的決裂”一小節，文不對題，著者又在網上發布了他《儒教通論》第一篇“傳教士看儒教”加以接濟，但僅及《利瑪竇中國劄記》的片段，並以“法文版1978年的序言”一言為據，就否定了利氏自述“不隻一次地講過，儒教與宗教無關，儒教隻是一種建立在自然法則基礎之上的哲學”的史實，輕率得出“利瑪竇的後繼者幾乎都明白，儒者們祭祀孔子，就是把孔子當作神靈；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靈魂。而這種祭祀，就是被基督教稱為偶像崇拜的東西”的結論。看來著者並未研究“禮儀之爭”的大量文獻史料及雙方的長期論辯，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闕失。
彭國翔先生《略說“儒學與宗教”研究的目標與視野》一文談到一些學者說中國古代是“政教合一”時說：
至於政教關係的問題，我覺得，簡單地說西方是政教合一，中國是政教分離，或者西方是政教分離，中國是政教合一，恐怕都不太合適。如果說中國是政教合一，我們可以看到，從孔子開始，越是大儒越是不得其位，處在政權的邊緣，象程頤、朱熹、陽明甚至都被打成過偽學。道統與正統之間始終存在緊張。以往以西方為政教合一、中國為政教分離的說法固然失之片麵，但我們不能采取矯枉過正的辦法，那隻會導向另一個極端。對於儒家傳統與政權來說，關鍵應當深究精察兩者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而不是簡單地講西方是政教合一，中國是政教分離，或者反之。一句話，就傳統儒學而言，說她完全是曆代統治者、政權的同謀、幫凶，或者說她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結構毫無關係，對傳統專製統治不必負任何責任，兩者同樣把極為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