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在《論道教的產生和它的特點》一文中明確指出：“儒家學說也最多隻能說是帶有某種宗教性的哲學思想體係，但它本身並非宗教。因此，我們不僅應把‘信仰’和‘宗教’區別開來，而且必須把帶有某種宗教性的‘學說’和‘宗教’區別開來，否則幾乎任何哲學學說都可以被說成是宗教，這樣也就等於取消了宗教。”
餘敦康先生《關於儒教的研究》一文明確表示，“我不認為儒教是一種宗教……但是，儒教（或稱儒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居於主流地位，並且從總體上規定了包括宗教文化在內的傳統文化的麵貌，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許多有識之士對這一點都達成了共識。儒教的思想基調是入世的，關注的重點在於現實世界的人倫日用之常……儒教的發展演變與其他各種宗教一直是關係密切，相互影響，相互製約，難舍難分，不可分割。如果脫離這種關係而孤立研究儒教，必將流入膚淺片麵，視野狹窄，思想僵化，不僅無法把握中國文化的全貌，也難以了解儒教的本身。”
康占傑、陳風華《儒學非宗教》反駁了儒教論者“無名而實”的儒教觀，指出神學宗教作為一種高度發展的宗教形態，具有宗教意識、宗教組織和宗教禮儀三個要素。其中，宗教意識具有核心作用。隻有當社會現象及人們的活動同宗教意識相聯係時，它們才能轉化為宗教現象，並使自身具有某種特殊的社會作用。同樣地出於這個原因，宗教的其他要素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宗教禮儀、宗教組織和宗教感情等都是宗教意識的外在或內在的表現形式，而宗教意識也隻有通過宗教禮儀、宗教組織和宗教感情等形式才能表現出來，才能構成宗教。否則，便不可能成其為宗教。宗教本身是意識與實體的共在。可見，宗教的這些外在部分，正是宗教成為其宗教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無名而實”的宗教在神學宗教階段顯然是難以成立的。
他們認為儒家與宗教有根本的區別：
首先，儒學的“天人關係”理論與宗教神學三段論導致的神人關係決然不同。他從儒學發生、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春秋戰國、兩漢及宋代來說明這個問題。認為儒家思想數千年一以貫之的，是它的厚今生黜彼岸、明倫理主自律、尊理性重經驗的積極進取的現實主義精神。
其次，儒家是曆來提倡祭祀的，後來孔子也被供起來受人禮拜，這同宗教某些現象似乎一致，但如果我們能夠透過表麵現象更深入地去探究其本質，這種誤會是很容易消除的。實際上，儒家提倡祭祀活動同其“神道設教”思想密切相關。“神道設教”不同於宗教。它與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相聯結，不講來世，隻重今生；不講死，隻講生；對“鬼神敬而遠之”，無所謂原罪、贖罪，更沒有專門組織。所以，實際上“神道設教”不是宗教，它不具備宗教的特點，隻不過是世俗社會統治者教化臣民百姓的一種方式。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非禮。孔子用親子之愛等正常的內在情感欲求“仁”來闡述強製性的傳統規範“禮”，從而避免了宗教神學賴以建立的外在信仰。
正是由於肯定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觀念，肯定了具有自然生理基礎的正常人的一般情感，儒學從一開始就摒棄了宗教禁欲主義。
朱熹論“仁”，總是把“仁”看作人的本質特征，突出了人的主體性，把實踐“仁”的過程同人們的社會生活、精神價值等聯係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大師的“內王外王”說。朱熹力求開拓出由內聖開外王事功，由反省求得新生的人格價值觀，充分弘揚了先秦諸儒大師重視實踐理性、關切人文、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
郭豫適《儒教是宗教嗎？》一文認為儒教說的論斷是不妥當的。他從四個方麵進行批評：首先，“孔子是教主”之說就有欠妥當。孔子無疑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他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時有浮沉，並非如上帝、神靈那樣永遠處於絕對無可懷疑的境地。在中國，傳授儒家學說的教師和學習儒家經典的生徒，雖然敬仰孔聖人，卻自覺地認知孔子是人而不是神，決沒有像宗教徒那樣視孔子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上帝。
其次，孔子本人對宇宙、真理的探索抱著求真存疑的學者態度。他把自己無法理解的東西歸因於天命，但並非一味信從天命。孔子一生言行說明他並非安於天命，倒是常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再次，宗教主張有神論，儒教和孔子卻不主張有神論。孔子對鬼神采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魯迅稱讚孔子“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論雷峰塔的倒掉》）。儒家中那些對人生持現實主義的態度的人物是輕視鬼神，反對宗教的，如韓愈。
複次，由任繼愈主編的《宗教詞典》中一方麵將孔子視為宗教的教主，一麵又將後來理學家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作為儒教的基本教義，這也並不恰當。孔子決不主張“存天理，去人欲”。
最後，他認為對宗教不應采取簡單化的態度。儒家學說雖也有其封建落後性和唯心主義糟粕，但它卻不是鬼神迷信的產物。儒教是有關社會政治教化、封建倫理教化的學說，它追求的不是空幻無憑的彼岸世界，是從個人修身齊家，進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其性質內容與佛道不同，所以把它等同於宗教是不恰當的。此文引起李申回應，在《文彙報》發表了《儒教是宗教》一文，前節已經敘述過了，此不贅述。
成中英先生在與中國部分學者對話中認為，儒家的超越並沒有延伸到出世的程度，儒家的生活是一個完整的天地宇宙。至於儒家的《周易》與《周禮》，都有久遠的來源，體現天與人、人與人的和諧。中原這個地方，當時大概氣候等條件不錯，人與天的關係很近，融合後產生一個“道”的理念。中國原始的生活經驗是人消融在非人格化的自然中間，不需要考慮超越的問題。
儒家與道家具有相同的自然宇宙觀，孔子講“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儒家要求人有一種承擔，其宗教性建立在人的承擔上。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甚至不知死之將至，不需要死的安排。張載《西銘》說：生，吾順事，歿，吾寧也。儒家有一個沒有形式的滿足方式。
儒家沒有把傳道（教）工作組織起來，不是一宗教。儒家的使命是教化（轉化）社會，不是拯救個人。儒家沒有組織的願望，沒有成為一個宗教。我個人認為要把儒家轉化為宗教是困難的。
王恩宇先生認為任何宗教都是以“出世”為其最本質特征的，凡主張“出世”的皆屬於宗教，反之，就不是宗教。儒家主張“出世”嗎？如主張，它就是宗教，如不主張，它不是宗教。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文化，實際上可以區分為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兩大類。這兩種文化，不僅有其相互排斥的一麵（即“出世”與“入世”的相互排斥的一麵），也具有相互吸收的一麵。慧能的禪宗，可以說是儒學化的禪宗，但它還是佛教，不是儒學。同樣，王陽明的心學，也吸收了禪宗思想，但是王陽明心學是儒學，而不是禪宗。因此，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雖然可以相互吸收，並沒有使雙方相互轉化，也就是說，入世和出世的相互排斥的一麵始終是矛盾的主要方麵。
薑廣輝《儒學是一種意義的信仰》中認為儒學首先是一種信仰，信仰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宗教的信仰，一種是非宗教的信仰，而儒學是一種非宗教的信仰，具體定義為一種“意義的信仰”。並指出儒學的意義的信仰與一般宗教相比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此岸性。意義就感動生活，禮儀規範被儒都視為生活的價值準則，儒者努力使之習俗化、自然化，使生活和意義統一起來，而對彼岸世界不感興趣。二是包容性。宗教信仰總是強調惟一性、排他性，而意義的信仰則強調“道並行而不悖”、“殊途而同歸”。曆史上儒學能夠與其他教派長期並存，取長補短，而無宗教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