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先生在《“儒學是否宗教”筆談?儒學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中表示：“原始的儒學，第一，是學而不是教。第二，這種教也是教育、教化而不是宗教、神教。第三，儒學主要是宗法、禮教、禮治，其次才是禮儀，禮儀也是與宗法禮教有密切的關係。第四，儒學本身不是宗教……宗教最大特點是有他界與未來世等等，孔學卻根本沒有……據我數十年來的研究，敢斷定儒學不是宗教，卻起了比某些宗教還要大的作用。”
盧鍾鋒先生《世紀之交的儒學泛宗教化問題》一文中從思想傾向角度提出批評：認為在儒學與宗教的三種說法中，肯定儒學是宗教是徑直將儒學與宗教進行形式上的比附，強儒學以就宗教，在理論上的錯誤容易為人們所察覺；折中的儒學具有宗教性說，情況就比較複雜，它模糊了儒學與宗教的本質，混淆了這兩個概念的質的規定性，從而將宗教泛化成為涵蓋儒學特性的泛宗教，儒學也隨之泛宗教化。盡管肯定說與折中說的表現形式不同，但是，兩者在曲解儒學與宗教的本質上則是一致的。由於儒學的泛宗教化問題往往與儒學的未來走向相聯係，因此，就更顯出問題的重要性。
儒學與宗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各有其自身的規定性。宗教作為一種文化，它為人類設計了一種“外在超越”的生存方式；其“終極關懷”不在“此岸”，而在“彼岸”；其實現方式不是“入世”，而是“出世”；其實現的力量不是人，而是神。因此，從根本上說，宗教是一種憑借超驗的力量來實現其“救贖”宗旨的思想學說和行為方式。而儒學，從其創立之日起，它就以重人倫、尚經世而見稱於世。兩漢以降，儒學曆經變遷。它一變而為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學，再變而為漢唐經學家的訓詁化了的儒學，三變而為宋明理學家的性理化了的儒學。它為人類設計了一種“內在超越”的生存方式，這就是：通過“內聖成德”實現“外王事功”。說明儒學的“終極關懷”不在“彼岸”，而在“此岸”，實現方式不是“出世”，而是“入世”，實現的力量不在神靈而在人自身，故重在“由己”、“克己”。因此，從根本上說，儒學是一種憑借“內在超越”的精神力量，通過“內聖成德”實現“外王事功”的思想學說和行為方式，而這正是儒學區別於宗教的本質所在。
從儒學發展史來看，儒學是孔子在批判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思想的基礎上創立的一種人文學說，它一開始就與宗教相對立。因此，所謂儒學泛宗教化決非儒學的發展方向。儒學的發展方向，不是將它神化、泛宗教化，而是將它進一步人文化、理性化，發揚其人文精神和經世思想。任何將儒學泛宗教化的意圖，不管是出於何種動機，都隻能意味著儒學的研究的倒退，因而是注定沒有出路的。
苗潤田、陳燕《儒學：宗教與非宗教之爭――一個學術史的檢討》一文從學術史的角度回顧了從康有為提出儒學宗教論到今天百餘年間有關儒學、儒家是否為宗教論爭的過程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學術觀點，理清了這個問題的演變曆程。該文指出，是康有為最先提出了“儒教是教”說。而這個觀點首先遭到了康的弟子梁啟超的反對，進而受到蔡元培、陳獨秀等人的反對，因而是個錯誤的意見。
加潤國在《“儒教”考釋》中從“儒教”一詞發生學的角度，論證儒家非“學”非“教”，亦“學”亦“教”。他認為儒家是教非教爭論的原因是由於以不同的文化傳統做參照係造成的。中國文化傳統之外，印度文化傳統偏重於“教”，而希臘文化傳統偏重於“學”。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漢語中始出現“宗教”一詞，專指佛教。受其影響，儒家與佛教、道教一起，被稱為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三教”之一，儒家也就獲得了“儒教”的稱呼。後來，西學東漸，以源自希臘的西方文化傳統為依據，我們又把儒家稱為一種“學派”，而儒家的思想傳統和學問也就被稱為“儒學”。漢語中“儒家”、“儒教”、“儒學”、“孔家”、“孔教”、“孔學”等不同的名稱，在英語中用同一個詞來表達，就是在Confucian（孔子的，後來又有“儒家”的意思）後麵加上-ism（主義），稱為Confu cianism（孔家主義或儒家主義）。而Confucian則由Confucius（孔子）更換後綴而來。在英語中儒家被稱為一種“主義”，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古代屬典型亞細亞生產方式，整個社會關係以宗法血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師徒關係類似父子，不管什麼性質的學問都稱“家”。如果硬以之做參照係較，我們隻能說儒家是一種研究和教導人們如何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協調關係、永享太平的大學問和大說教，其最基本的東西是人生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曆史學等，是一個包羅萬象的體係，一種獨特的東方的中國的孔家的“主義”。這裏的意思很顯然，是說儒家是“學”而不是“教”。而且，綜觀整個《中國儒教史話》，其實就是一部通俗的儒學發展演變史，並不是按照儒教是教的觀點寫成的。
孫景壇《“五?四”批孔獻疑》認為：
孔子創立儒學，原本非“教”。孔子不是基督，也不是釋迦牟尼，他所創立的是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學說，不是“宗教”。孔子的學說被當成“孔教”或“儒教”，乃後人所為，與孔子本人無關。
後人所說的“儒教”主要是指統治者以儒家的某些思想作為教化百姓的意義。他說：“儒教在中國古代至少有三個主要派別：禮教、孝教、仁教。孝教盛於兩漢，以《孝經》為典，如漢末張角起義，向栩建議朝廷：‘但遣將於河上向北讀《孝經》，賊當自滅。’董永‘孝感天地’亦然。仁教盛於唐，以《論語》為典，如韓愈以儒教反佛，他所理解的儒教即是‘仁教’，詳見其《原道》。禮教盛於宋，以朱熹之《四書集注》之《注》為典，其實它已離開了孔子思想的真原。如果說這三支儒教哪個是精華的話，應以仁教為先，孝教次之，而禮教隻能算儒教的異端。”
修建軍《關於儒學究竟是否宗教的邊緣性思考》一文先定義宗教，確定宗教有心態、行為與社會組織三大要素，而三大要素與儒學的基本特征都相去較遠；至於中國古代的“政教合一”，其產生與“學在官府”的教育製度是並行的，後來實際上是儒家政治與倫理一體化的一種主張，我們今天一般也是從儒家注重教育、教化而論的。對於儒教派說“四書”“五經”宗教經典，作者指出“四書”“五經”之被廣泛傳播與應用，與科舉製度有著直接的關聯，不必是出於心悅誠服地對所謂“教義”的追尋。關於中國曆史上的“三教合一”，雖習慣用了“教”這個字，但看不出儒學是作為宗教參與了與佛、道的合流過程，儒學在這個過程中本身也並沒有化為宗教。他強調，為了某種現實的需要，而有意無意將儒學定位於“宗教”，是一種認識上的偏差。
劉雪飛、李建《儒學非宗教性探析》一文從界定宗教的涵義出發，對於儒學中的天命、天人關係、生死鬼神以及“神道設教”、祭祀等觀念作了一番考察與辨析，論證了儒學的非宗教性。他們認為，儒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是天（帝）神性的日趨淡化和人的地位相對上升。在此背景下，儒學鼻祖孔子的天命及天人關係觀基本剔除了傳統的天命觀的神的成分，將全部注意力集中於人間世事，強調人的地位、價值和尊嚴，形成以人（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從而奠定了後世儒家天命及天人關係的基調。通過對主流儒家天命及天人關係觀的曆史考察，更能看出其非宗教性的特征。儒家注重今生，淡薄來世的現實主義生死觀，不是神靈和彼岸世界的發祥地，與宗教生死觀截然不同；儒家“敬而遠之”與存而不信的理性觀，著眼點在於社會人事而不在於宗教信仰，與宗教意義上的鬼神觀有著本質的區別。儒家的“神道設教”與鬼神祭祀有其特定的前提、目的、性質和功能，仍然反映了儒家一貫的人文主義本質和理性主義傳統，著眼點仍是現實社會的人事，而非體現宗教的信仰主義精神。